连载4|归纳在几行字里的人生
2015/2/2 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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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最新出版的《无缘社会》第一章，本节作者板仓弘政是NHK《明天的日本》报道项目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思想潮连载。
归纳在几行字里的人生文 | 板仓弘政
归纳在仅仅几行字里的人生终点
政府公告几乎每天都登载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我们决定就以此为线索来进行采访。记者和节目主持人仔细研读一天一天的政府公告，然后一个一个走访那上面记载的尸体发现现场。
可虽然把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作为采访线索，但启事的简短、行文的超然都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因为它将一个人的人生终点归纳在短短几行字里，给人一种似乎是草草了事的感觉。每天目睹如此这般的现实，久而久之，无法不让人去想：人的一生难道就是如此草率的吗？
启事归纳得如此之短，其实是有其原因的。我们被告知说，在政府公告上登载启事是要花钱的，因而文字都归纳得尽量紧凑。登载“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时，一行可以写二十二个字符，但每行须支付九百一十八日元的费用。某个行政部门的办事员曾经告诉过我们：“其实我们想写得更多一点，可再想想费用，还是不得不又写得简短了。”
我们感到愤懑，感到纠结，但这反而激励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通过采访来揭开“在途死亡者”的人生之谜，以此来消除那些死者的遗憾。我们觉得，这或许能算是为死者献上的小小祈福吧。去聆听已经无法说话的死者的声音--我们就是满怀着这种愿望，毅然辗转踏勘在各个死亡现场上的。
死亡现场踏勘进行了一个月的时候，一则关于“在途死亡者”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死者虽然是在自己家里的起居室亡故的，但却无法确认他的名字，只能将他列入“姓名不详”之列。除了遗体发现场所的详细地址，该启事只是描述道：
“(死者)在客厅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
他大概是坐在自家的起居室里，像平常一样在看电视什么的吧？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场景浮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就在这时候，死神突然来临了。而且他已经腐烂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会没有被人发现呢？
在途死亡者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身高162cm左右，体格不胖不瘦，年龄约为60～80岁；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存折2本、现金卡2张、钱包2个、居民基本情况公簿卡1张、手表1个；身穿蓝色裤子。
2008年11月5日下午3时15分左右，该人被发现于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以下地址略)之起居室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死亡时间约为2008年10月26日左右。
该人遗体已付诸火葬，骨灰由相关部门保管。
倘有人了解该人线索，敬请提供给本区。
2009年3月23日 东京都大田区区长 (转录自政府公告)
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我们决定去探索这个男子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首先要去的，是“在途死亡者”启事中写着的遗体发现现场--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
面积六十平方公里的大田区里生活着六十九万人。在东京的二十三个区中，它与世田谷区、练马区、江户川区一样，也属于人口多的地区。大田区东六乡在该区的最南端，靠近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分界线。那里老住宅密密麻麻，是个还保存着东京平民区风情的去处。
政府公告上登载的发现死者的地址，是幢独栋老平房。那是个还挂着姓名牌的普通住宅，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发现腐烂的尸体？我们心存疑虑，按了按房子的门铃。刚按完铃，里面就传出一声：“谁呀？”紧接着一张老婆婆的脸出现在玻璃大门后面，惊诧地望着我们。
“我们是NHK的，您这里是有个人故世了吧？”听我们问完，玻璃门咯吱咯吱拉了开来，里面伸出了老婆婆的脸。
“问的是我丈夫？他死了都十年了。有什么事啊？”老婆婆的表情更讶异了。十年前？跟政府公告上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干脆把具体情况对她说了。
“我们听说有人在这儿的起居室里盘腿坐着故世了，而且遗体已经腐烂。您不知道？”
“噢--，你说的是我们管理的公寓里发生的那件事啊。这种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看来政府公告上登载的地址是弄错了，这里不是发现遗体的现场，而是房东的住处。
“当无依无靠的人亡故的时候，国家发行的政府公告上会登载有关的信息。我们就是看到启事才来的。”听我们老老实实说完，老婆婆像是理解了：“哦？信息还登在那上面呀？”说着，她穿上拖鞋走了出来。
“是在那边死的。”她依旧趿拉着拖鞋，领我们朝另一个地方走去。
房龄四十年的二层公寓
发现遗体的现场离房东家有二百多米，是住宅区里的一幢公寓，那地方建满了独栋住宅。这幢二层楼的公寓面向一条宽不足两米的窄巷，红褐色的外壁分外引人注目。正面的墙上挂着块细长的木牌，上面的墨笔字已经褪色，勉强看得出写的是“喜作庄”三个字。
房东老婆婆说，这幢公寓的房龄有四十年了，死去的丈夫当年因为期盼“住在这里就能喜事盈门”，所以才给它起名叫“喜作庄”的。
“就是这儿。”进入公共大门后房东老婆婆打开了左边第一个拉门。门上写着：“十七号室”。
“门一直是开着的吗？”刚问了一句，房东老婆婆就催着我们进屋：“是开着的呀。又没有什么拿得走的东西。来，请吧，进去看看!”
穿过拉门，紧挨着左边的是厨房，右边放着洗衣机和冰箱，朝里是一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日式房间。墙壁上不少地方已经变成了褐色，让人感受得到昭和年间的质朴气息。
房东老婆婆说，那天是她到屋子里来收房租，这才发现住在这里的男子已经死了。
“当时，是不是有什么气味啊？”
我问了一句，因为我想起了政府公告那篇报道里栩栩如生的描述--“遗体腐烂”。
“有气味，难闻极了!他们说他死了都有一个来星期了!”
房东老婆婆回过头来答道。说话时她正在打开外廊窗户，想要给屋子换换气。
我们开始在屋子里拍摄。那个姓名不详的男子就是死在这屋子里的。
开动摄像机之前，我们在思考：这个人孤独地死去时，眼睛在看着什么？耳朵在听着什么？真想把他最后瞬间的氛围忠实地记录下来。因此，在拍摄屋子里的环境时，我们完全停止了对房东老婆婆的提问，不发出一丁点声响，让摄像在一片静寂中进行。
这段录像与通常的节目不同，没有解说员的旁白。我们决定只用解说词画面来淡淡地介绍情况。这一段的解说词画面是这样的：
“姓名不详男子的死亡，一个多星期未被发现。”
“不停播放出声音的电视机。”
“灯火一直不会熄灭的房间。”
“没人注意到他已经过世了。”
在这段录像里，从放着烧饭锅、平底锅、烧水壶的厨房，到至今还清晰地留着遗体痕迹的榻榻米；从男子临死前或许正在看的显像管电视机，到他长年使用的衣橱和已经不会再响铃的电话……摄像机要把这姓名不详男子孑然独处、悄然死去的屋子都收录进去。那古代女子装束的日本娃娃，想必是眼睁睁地看着这男子死去的吧。还有眼前的大杯子里这把孤零零的牙刷，男子临死之前一定也能看到它的吧。
我在那屋子里仔细倾听着各种声音：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唧唧啾啾的鸟叫声，过往自行车的吱吱刹车声，送报员机动脚踏车时停时响的引擎声这些大概是男子在那最后瞬间听到的声音吧。在节目播放时，我们也把它们忠实地播了出去。
我们虽然是采访，但到现场去时总是作好追悼死者的准备。记者包里藏着佛珠，腕上套着念珠，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双手合十进行祈祷。节目主持人和摄像师也随身带着水晶念珠，在结束录制完后合掌追念死者已经成为我们的惯例。东京都大田区的这个死亡现场当然也不例外，采访结束离开屋子前，采访组全体成员双手合十，为死者送上了祝福。
死亡现场公寓里的房客
结束屋子里的录像后，我们采访了一个这幢公寓里的房客。那具男子遗体被发现的当天，他曾经到该男子的屋子里去过。这位七十多岁的大林七郎住在二楼的十二号室，是个个子不高、态度和蔼的老大爷。他步履蹒跚地下楼来到我们待着的那间发现遗体的屋子时，穿着卡其色的夹克和一条灰裤子，头上还戴着一顶毛帽子。
“您发现他死了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他在这边来着。这里有个被炉嘛，被炉在这儿，他是以这个姿势死在这儿的。”
老大爷在还留有明显污渍的榻榻米上盘腿坐下，又朝前弯曲身体，自己按照当时看到的遗体姿势模仿了一遍给我们看。望着他那弯曲着的苍老而瘦小的后背，我们感觉他与那个死亡男子的背影重叠在了一起，仿佛我们自己当时也在发现遗体的现场似的。
“他是夜里死的，还是白天死的？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记得，看到他的尸体是在那天的黄昏。”
合同里写着的真名
“我仔细找了找，找着了!你们瞧!”
“找着什么啦？”
“合同啊。”
正当我们在公寓二楼采访另一个房客的时候，刚才回了趟家的房东老婆婆又来了。听到她那穿透力很强的大嗓门的招呼，我们急忙下楼赶到大门口，来到她的身边。
那是一份1991年3月31日签署的公寓租房合同，上面写着“十七号室，租赁费壹个月贰万捌仟日元”。在承租人栏里，棱角鲜明的笔触写着姓名：大森忠利。
“他是叫大森忠利吗？”
“对，是叫这个名字，他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嘛。”
可为什么明明有姓名，却成了“姓名不详”呢？
我们决定去问问这幢公寓里的房客，于是再次上了二楼。只见刚才为我们介绍发现遗体情况的大林君正在跟另一个男子说话。
发现遗体的那间屋子的上面，是二楼的八号室，里面住着六十多岁的神野征二郎。这幢公寓里的房客净是外地来的单身汉，大林君是新潟县出身，神野君说自己是秋田县来的。我们跟神野君也聊了聊。
“您常跟过世的那位大森君说话吗？”
“不，我没跟他说过几次话。到了这把年纪，就算听到了各种事情，要说也说不清楚啊。”
住在同一幢公寓里，难道就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
“我瞧他信箱里塞满了报纸，是觉得奇怪呀。可是听到有电视机的声音从他屋子里传出来，我一转念，咳!他好着呢。怎么想得到他会死啊？”
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为了慎重起见到大森君的屋子里去看看清楚。这些房客之间的来往看来是不多的，没有一个房客知道大森君的详细情况，既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也不知道他过的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我们自己，对于隔壁住着什么人，他们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也知之甚少吗？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自己周围也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而我们没有觉察，也是不足为怪的。
大森君无亲无眷，孑然独居，所以谁也无法确定他的身份，这使他成了“姓名不详”的人。
离开这幢公寓的时候，在房子和院墙间的窄缝里，我看到一只长着黄、白两种毛的小猫，尾巴的花纹跟老虎的尾巴一样。它没戴项圈，看来是只野猫。我望着它心想，这只猫说不定认识没死时候的大森君吧。那猫见我盯着它看，立刻把身子蜷缩到墙缝里，也朝着我瞪起眼睛来了。
担保人与钉子袋
从房客那里，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房东老婆婆拿来的公寓租房合同上的担保人栏里，倒是有个住在东京都大田区的男子的名字。
而且，在发现遗体的屋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建筑工人绑在腰上使用的钉子袋。钉子袋上写着神奈川县川崎市一家建筑承包公司的名字。
我们决定通过担保人与钉子袋这两条线索来寻找大森君走过的足迹。
一开始，我们去找他的担保人，住在大田区的那个男子。那男子原来住在一幢高级公寓的三楼，但我们拜访时已经人去楼空。无奈之下，我们采访了这幢高级公寓的管理员，他一脸为难的表情，冷冰冰地回答说：“这位先生已经搬家，不住在这儿了。我不知道他搬去的地方，再说，牵涉到私人信息的事情，我本来就不能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钉子袋上写着的建筑承包公司的所在地，但那里已经建起了别的高级公寓。那是幢刚完工的新公寓，遇到的居民没人知道有那家建筑承包公司。我们又挨家挨户地去敲公寓住户的门，总算有一位老婆婆说知道那家建筑承包公司。老婆婆说，那家建筑承包公司已经关门收摊，经营公司的一对老夫妇如今住在别的地方。我们立刻向她问来地址，去见了那对老夫妇。但他们说不认识大森君，而那个钉子袋，他们说是分送给客户的。至于分送给了哪些客户，已经记不起来了。
“蹲守刑侦一科”时期的痛苦记忆
“无缘死”--孑然一身悄然死去之后无人认领遗体的死亡。
因为这些人本就是在失去了血缘、地缘、职场缘之后死亡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作好了采访难以取得进展的思想准备。然而虽是做好了准备，但一旦遇到挫折，也还是会灰心丧气地想：“这次又不行啊”之所以会如此，不仅是因为在进行与大森君有关的采访中碰了钉子，更是因为几乎在所有案例的采访过程中都不断会出现进行不下去的情况。“这种采访没戏吧”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差一点都要放弃了。
每当这种时候，激励我坚持下去的，是心里的一种赎罪感。在参与现在的这些采访之前，我一直担任警视厅刑事部侦查第一科(刑侦一科)的专职记者。这个第一科侦查的是杀人、抢劫、拐骗之类的凶残犯罪。我的工作用媒体的话来说，叫作“一科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一科蹲”也成了刑事案件记者的代名词。在干“一科蹲”的时候，东京都台东区的隅田川里发现了一具溺死的男子尸体。那男子年龄大约五六十岁，身高一米六左右。大凡负责刑事案件的记者在进行采访时，是很注重采访的案件是否为刑事案件，我当时也是如此。尸体发生后，刑侦一科科长说：“这个案子说不定是刑事案，可他的身份还弄不清楚，我们得公开他的模拟人像。”因此，我们也把那张模拟人像在新闻节目中播放出去，号召观众提供信息。
可是，播放之后，刑侦一科又研判这个案件“不是刑事案”，于是取消了立案，我们媒体也随之偃旗息鼓。然而，不管案件有没有刑事特征，有人“悄然死亡”的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遗憾的是，警察和媒体面对诸多案件时，首先都是以其是否具有刑事特征来进行划分。当时我和警察以及其他媒体也不例外，都撤离了发现那具尸体的现场。“那个男子以后会怎么样？”坐在车子里往回开时，我虽然心中也曾难以割舍过，但或许是连天的忙碌化解了心中的纠结吧，我说服自己：“还得去采访下一个刑事案件呢。”当时就是这么想着撤离了现场的。如今想来，那个人大概也是被作为“姓名不详者”处理掉的吧。而现在我心里想的是，一定要通过这次采访洗刷那一次的愧疚。
这种决心激励我多次奔赴发现遗体的现场，因为我们只能在现场发现其他的线索。
我们心里很明白，这种采访跟警察的侦查活动是很相似的。发现身份不明的尸体后，警察如果判断案件或许带有刑事特征，就会不停地进行问讯调查，死者是谁？他是怎么死的？有没有亲戚朋友？就这么一直查到真相大白。只不过我们采访的是非刑事案件。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警察的侦查技巧。警察对于现场的踏勘是极为重视的，正所谓“现场百回不算多”，说的就是该多跑现场。譬如，警察侦查嫌疑人时尽管已经到一户人家采集了目击证人的证词，但他们还会造访那户人家好几次，对同一个人进行多次询问。“既然证人已经问过一遍了，再问下去不是白费心力吗？”虽然人们有时也会有这种想法，但他们还是会坚持把这户人家的所有人都问遍。譬如，他们会这样考量：虽然已经问过这家的父亲了，但事实上这家的儿子说不定才是更重要的目击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之所以对同一个人多次询问，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记起更多的东西；改变询问的方式，有时也会问出新的线索。
线索出现在供餐中心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非常重视现场调查，决定再去拜访作为第一发现者的房东老婆婆。
“什么？你们还在调查？你们是不是没事可干啦？”房东老婆婆奇怪地冲了我们一句。
然而就是这一次，她说出了一个情况，让我们叹服起“现场百回不算多”这句话来。
“上次你们回去以后我左思右想，总算记起大森君是在供餐中心工作的。你们到没多远的那家供餐中心去问问吧，没准儿他们知道点儿什么。从这儿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了。他们现在还在营业呢。”
找到了新的线索，我不禁心潮澎湃起来。想的最多的不是“上回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呀？”而是“还好你想起来了，谢谢!”
我们劲头十足地冲出公寓，房子和院墙窄缝里一只蜷缩着身子的小猫惊得蹿到路上去了。是那只长着黄、白两种毛的猫，我们第一次来造访这幢公寓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它竖起跟虎尾一样花纹的尾巴瞪着我们，像是在问：“你们又来啦？”
我们火速去采访房东老婆婆说的那个供餐中心。它离大森君生活的这幢公寓大约一公里远，房子的外观颇煞风景，墙壁上用红漆大大地写着“供餐中心”，房子前并排停着几辆运送盒饭的卡车和小面包车。我们从车旁穿过，朝着里面的入口走去。
或许因为是中午时分吧，那些看来刚干完活的人正在供餐中心办公室里休息。我们正是在这个当口来的，所以一打开门走进办公室，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朝我们转了过来。
“对不起，我们是NHK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忠利君的情况，他原来是在你们这里干活的。”
坐在最近位子上的女子听了我们的话，撂下一句“请稍等”，慌慌张张地朝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男子走去。她跟那男子低声耳语了一会儿后，男子起身走了过来。他一头白发三七分开，戴着眼镜，一脸戒备的神情。
“你们有什么事啊？”问话的这位男子是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我们把来采访的缘由告诉他后，他说道：“大森君原来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干活的。我们也听警察说他死了。不过他在这里干活是在十几年以前，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煮米饭的活是他干的。”大森确实在这里工作过，房东老婆婆的话没说错。
二十年间“不迟到”、“不缺勤”
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把我们领到了大森君原来干活的米饭生产线。这里在卫生方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得全身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完全遮住头发的帽子，还要戴口罩。一根一根手指连同指甲都进行了两次消毒，这才被准许进入米饭生产线。
米饭生产线是传送带式的，基本不需要人手，唯一需要人工作业的只有一道工序，那就是把重约十公斤的铁锅一个一个放上传送带，再把大米和水按照比例放进锅里，最后盖上铁盖。现在的煮米饭工人正在那里不言不语地埋头干活。放进大米的铁锅在米饭生产线上缓慢行进二十分钟并加热蒸煮，然后再焖二十分钟。生产线不停地缓缓向下一间屋子移动，在那间屋子再有人把米饭盛进一个个饭盒里。
供餐中心上午开班很早，煮米饭的工作从凌晨四点钟就开始了，那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大森君在这个供餐中心作为正式职工干了二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们说他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过勤。
我们采访了一个自称以前跟大森君一起干活的工友。
“大森君比我大几岁，我们不仅一起工作，还是时常一起去喝酒的哥们。大森君住的公寓房间我也去过。虽然我们互相之间没有深谈过什么兄弟姐妹几个人啦、结没结过婚啦之类的话题，但我记得有一次大森君透露过一句，说他没有任何亲戚。
“我们俩虽然都是外地人，但我从没见大森君露出过怀念家乡的表情。可是他的眼神挺凄凉的，没准儿心里还是想回老家去吧，因为那样总比一个人待在这里(东京)强嘛。”
据他说，虽然是一起喝酒的哥们，但自打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大森君跟工友的来往就少了，所以自己也不知道他后来在干什么。
“大森君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我们一次也没一起喝过酒，只不过在路上碰到时点头打打招呼，从来没有停下来正经说过话。因为连我也觉得，自己从这里退休后，跟供餐中心的人的交情也是不会维持下去的。虽然有点凄凉，但退了休的人也就是这么回事嘛。”
保存着的履历表
我们又回到供餐中心的办公室，专务董事从文件柜里取出一大捆纸，一张一张地翻了起来。他是在找有没有大森进供餐中心时填写的履历表。
啪啦啪啦地翻着那捆履历表的手停了下来，专务董事指着一张履历表朝我们转过身来。
大森君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找到了。
大森忠利享年七十三岁。
履历表上的填写日期是1975年3月1日，是大森君三十九岁时写的。从那以后过了二十年，大森君在这个供餐中心一直工作到1995年，迎来六十岁的退休。
履历表的左边贴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大开襟的黑色竖条纹白衬衫，衬衫外面套着件浅灰色的西装。跟一般的证件照不同，这张照片像是在哪幢房子前被抓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照片画面让人感到大森君是站在某张照片的右边半张里，左边好像还有别人。照片的取景实在太差，他旁边的是他父亲还是他兄弟？要不就是他的太太？总之，看样子他是把跟别人一起拍的照片剪下来一半贴在了履历表上。在我们这些采访者眼里，这半张照片似乎象征着他的某种“关联”被切断了。
而且，履历表上还留下了新的线索。
原本连姓名也不为人知的大森忠利在履历表上亲笔写着，他是从秋田来的。
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检索
大森君的故乡--秋田。我们虽然马上就想要去秋田，可还是觉得应该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在东京尽可能准备充分之后再到秋田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国立国会图书馆。这是规定出版者有义务将所有出版物的样品都交到这里来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收集、保存着国内出版的一切出版物。藏书量超过三千五百万种。
我们来查找的，是老的秋田县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推测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对个人信息如此敏感，电话号码簿里或许还留有什么关于大森忠利的线索。通过电脑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这两个关键词检索了一下，找到的最老电话号码簿，是《秋田县(中央版)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版)。我们赶紧去柜台借了出来，只见这本电话号码簿的封面已经伤痕累累，纸也褪色发黄了。我们小心地一页一页翻看，像是在摆弄易碎的玻璃工艺品。翻着翻着，一段文字在我们眼前跳了出来。
“大森忠利(门窗隔扇)01882-※-※※※※秋田市(下略)”
跟大森君同名同姓，而且与我们手里的他的履历表上的籍贯和地址一样。我们不由得高兴起来，感到找着了证实大森君当年确实在秋田生活过的官方证据。电话号码簿上跟在他姓名后面的“门窗隔扇”几个字，是新掌握的信息，他当时可能是个做这些东西的匠人。
接着我们又检索了按职业分类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他职业的线索，所以觉得如果调查一些他当时的同行，说不定里面也有了解大森君的人。在最老的一本《秋田县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版)里，我们查找了“门窗隔扇”和“木工”职业类，里面共登录了五十一个秋田市内的电话号码。望着排列在眼前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祷：不管是谁，但愿里面有大森君在世时的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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