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勇：最后的鲁班
2015/2/20 思想潮
本文刊于《山西文学》2006年第07期。
最后的鲁班
文|薛勇
吃的是料，住的是庙
十几年前，我陪同北京杨总，到代县鹿蹄涧村寻根问祖。车进代县，一路沉默的杨说：快看，那是什么？
顺他眼光，早春尘雾里，是田垄尽头的村庄，新旧瓦屋连片，黛青、浅灰着。新瓦屋上，屋脊高耸，两端吻兽昂列，呈龙头的造型。村边，是盖新房工地。有的才打地基，有的房架已起。房架高处，正中脊檩上红布八卦高悬，映在白茬子木料上分外显眼。见杨有兴趣，急忙招呼司机停车。俩人踩过秸秆狼藉的耕地，向盖房处走去。工地上不见人，刚刚靠近，突然蹿出一条瘦狗，狺狺吠叫。正在尴尬之际，主人不知从哪个角落出来。问讯来意，递上一根白皮烟，如数家珍地数叨起这柱、这梁，那椽、那檩。杨总问：你盖这5间大瓦房，总共用了多少立方木材？
主人答：不说门窗，光房架就得松杉木材20方。他把杉木的“杉”字，说成“qian”。
杨总问：盖下来，得多少钱？要在北京，不算地皮光房子，我看没个五、六十万就别玩儿。
主人脸一急：看你说的，哪用了这么多，有你说的一勾两半也就差不多了。在俺这儿现把票子处，就材料钱。再就是管待匠人的烟酒、茶饭。粗笨杂工都是本村人，相互“撺忙”白干，管饭就行。
杨总又说：你还没说工匠钱呢，人家也给你白干？
主人答道：白干是不白干，就是不用现给钱。如今，代县起房的多，匠人也多。这不，我用的还是最有名的杨家木匠。一伙人过罢“破五”就干开了，到俺这儿是第三处。这几天，又挪到县城西关去了。
杨总问：这儿工匠的工资是怎么个行情？
主人答：木工是大工每天20到25，小工是10到15。瓦工缺，这不，我这房架起了，就等着泥瓦匠上手呢。
拉呱到此，天已近午，相别奔东而去。车上，杨总反复念叨着：怎么搞的，匠艺人的工钱，还不如北京扫厕所的？
中午在县城吃饭。饭后东行20公里，便到鹿蹄涧村。“杨忠武祠”建于700年前。祠门三间，院落两进。前院有东、西配殿及正面过殿，后院亦有东西配殿及主殿。主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这组木构古建形制森然，建于高台之上，尺度却仄小，所用木料尺寸也不大，乍看灰头土脸。显眼的物件，却是些大而无当的匾额楹联，还有斑驳不清的皇帝诰敕等陈迹。
良久，一邋遢管事人从外面回来。杨总赶忙自报家门，说明来意。
听说姓杨，又是“大老板”，那人就机灵了。将杨引入一室，撩门帘的动作很是殷勤。我知趣，没有跟进。良久，杨捧着一个类似徽章的锦锻盒子出来。对我说，这是认谱归宗的证物。又神秘兮兮小声说，人家让他看了“镇祠之宝”，是宋朝传下来的《杨氏宗卷》，绢轴在炕上展开，约有八米多长呢。他的随员小侯悄悄对我说，杨总给那人3000块钱。临走时，见对面戏台正在施工，上前搭话，修工的木匠头儿也姓杨，却说和这村的“杨”不是一个“杨”，是任家庄的“杨家匠”。
不知这位“京商”是否寻到根，回程一路倒是谈笑风生，与来时判若两人。他不时地问我有关代县、盖房、匠人的话题，我耐着性子尽量给以作答。
代县历史上位处边塞，土多贫瘠，又十年九旱，民食以黍、谷等小杂粮为主。除连绵不断的兵灾外，旱、雹、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生活虽然苦焦，精神却不贫乏。据县志载：代州人“尚武崇文，质直朴野，鄙番勇悍”。从唐至清，计有进士107位，举人511位，贡生390位。慧远、周续之、昙鸾、萨都剌、张凤翼、孙传庭，以及冯如京、冯志沂、冯婉琳等，是各个历史时期影响广泛的文化人物。在民间：“民务实勤业，无游惰之习，绝轻薄之风”，处事沉稳、寡言、可靠。在巍峨的关楼和幽深的衙署周围，还大量散布有庙、观、祠、堡、院、戏台等建筑。人们追求安居乐业，喜房舍、好营造、爱整饬，已积淀成不散的民风，也演就了长长短短、酸甜苦辣的“造屋史”。即便是家庭主妇，说起盖房来，从择地基、看功夫(风水)，到买材料、雇匠人，再到一椽一檩、一酒一饭，无不通晓，头头是道，俨然专家。
城关一户未完工的房院。五间正房没门没窗，木件裸露风吹日晒，有些黑了。一支粗壮的爬墙虎，把“马头”上的砖雕“花开富贵”遮去了半边，看来长了不止一两年。正房对着，是前邻的后墙，南背阴里小南房中，女主人正用高粱面“出‘nia’糕”(当地最省事的饭食，据说半生不熟)。她说起盖房来，没完没了：自打前头起了大房，她就看不下，吃睡不安。节衣缩食好几年，好不容易“克郎”起五间正房，没钱了。住在小南房里，守着没门没窗的大瓦房，舒心是舒心了，却累下一身病，阴坏两条腿。
县上某干部，在城边批下地基，东拼西凑好几年开工了。此兄官职不大，架子不小。匠人们走东串西，穷的、富的东家都遇过，就没见过这种。师徒串通一气，一会儿缺东，一会儿要西，直把个可怜人儿指派得晕头转向。终于，该同志“神经”了。房没盖成，倒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柄。
盖房讲究后面房脊不能比前邻低了。木匠投东家所好，房架做得又尖又高，既不符合传统样式，也违背受力结构；继由泥瓦匠将屋脊垒到一米多高，吻兽大得像两只招风耳朵。全没过去那种安稳、宜人的尺度。冬春风大，把几家屋脊刮倒。有人心里添堵，后悔不迭，气下一场大病。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旦超出力所能及，演变成盲目的跟风攀比，就失去本来意义，闹出诸多含泪笑话。外县人揶揄他们没钱还要盖好房。说代县人“住的是‘庙’，吃得是‘料’(马料)”。当地人也不争辩，苦苦一笑，算是认了。
百工之首
我和代县木匠，真还有些缘分。从1976年至今，三十年来交道不断。最初，我在厂里当工人，同宿舍的木工乔师傅，就是代县大敦素村人。他开始不大识图。在这上，我比他多半瓶子醋，就教他。他见我喜欢木工，悄悄用厂里的材料，做了几件常用的工具给我，还手把手教会我划线、锯、刨、开卯、凿孔的手艺，我也学会不少木工规矩和行话。
当时，家里要做几件家具。我画好图，想找木匠做。这地方好木匠少，吃香。我去见一个小有名气的，他说这局长、那主任的营生还忙不过来呢，待理不理地。那德性，比他说的官儿们还牛逼恶心。憋了这口气，不知伤了几回手，熬了多少夜，竟然像模像样地在工余时间，“割”成了一对弹簧椅、一个书柜和一个写字台。这几件家具父母至今还用着。坏了我再修修，舍不得处理。
厂里要做测绘用的“塔尺”。除了木作外，油漆也很关键。厂长就让我带领几个女工，凭主管局一纸介绍，到代县木器厂学油漆。当时，木器厂火得很。两条“生产线”，一条专做出口推光漆器，另一条专门应付关系户的新式家具。油漆也是两种工艺。
推光漆器是外贸系统订货。胎为椴木，髹以猪血砖灰腻子，漆用“大漆”(桐油)，描金包铜，主要出口日本、东南亚。生桐油买回稀薄如菜油，要经熬炼才能使用。熬桐油凭经验，只有年近七旬的张师傅能够掌握火候并谙熟配方。其中，“密陀僧”、“土仔”等添加物有毒性。我只看了一会儿，当天夜里身上就奇痒难耐。
民用家具以硬杂木为骨架，椴木、水曲柳五合板大包。门面上，有的施以乳白颜色。讲究的，可用电烙铁烫出山水、花鸟图案。清油一上，颇有几分水墨画味。行内有“三分木七分油”之说，木器家具最终的审美效果要体现在油工上。我高中时出板报、画壁报，对油漆工打腻、擦色、刷漆的工艺，很快就会了。
八十年代初，我等待调动闲着无聊。街上逛，碰见一个衰弱的老人，担着副奇怪的担子。上前攀谈，是个“糙”(修)风箱的祖传匠人，他村平地泉以楸木风箱出名，在那里踯躅多半天，没一件生意。原来，在他大病这几年，家家做饭都用上了电动吹风机。那东西小巧，才30几块钱，比风箱便宜一半，风又大，谁还“呼塌、呼塌”拉那“二股弦”。老汉大病初愈爬起来走动，就思谋起老本行。心想能揽些营生，贴补看病的塌累，不想时世变了。我见他又饿又累，便邀到小店共饭。两杯烧酒进口，一碗炒面下肚，老汉脸上活泛过来，话也多了：这一行别看不起眼，过去家家户户离不了。虽说“糙”一只风箱才五毛钱，可从来不用自带干粮。今天一早出来，圪转到现在水米没沾牙，走不动了。我怕他吃得快噎着，让跑堂端来一碗煮面汤。
吃罢饭，店主只递过一根烟，我让给老汉抽了。他给我展示担子里的东西：锯子、推刨一应俱全，只是比常见的小巧许多，另有麻线、黄蜡之类。看得出，这些东西许久不用了。还有鸡毛，说是从许多只公鸡脖子上拔来的。听我讲了这几年的变化，他茫然地自语：不承想，几年功夫就，咋就……说起来，我也算个木匠呢，只不过排末，叫“毛毛匠”[注1]。
《周礼·考工记》中，将木匠分为“轮、舆、弓、庐、车、梓”等类。近代，同为木匠，却有更细的分工：有起房盖屋的“大木作”，也有做木器家具的“细木作”；有做犁、耙、耧、扇车、木锨等农具的，还有专做风箱、锅盖、笼屉、案板等炊具的；以至于张箩、钉秤、做马鞍、箍桶的，都算木匠。遇到死下人，着了急各色木匠都能上手割棺材。在代县，用木匠的行话统称为“里工”(室内装修、门窗)、“外工”(建筑、杂项)和“红火匠”(木器家具)三大类。所有各类木匠，共同拜着一个祖师爷鲁班。大到京城小到县城，都要建庙祭祀鲁班。供奉鲁班神像的殿又叫祖师殿，匠人们订行规、议工价、师傅收徒，都在祖师殿举行。祭祀鲁班的日期，各地不尽相同，分别为农历五月初七、六月十三、六月十六、六月二十四、七月七、腊月二十等。鲁班虽被奉为神明，但他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佛完全不同。传说中，他是一个面貌和善，四处奔波，为同行排忧解难的忠厚长者。
代县城鲁班庙，当年全由开木匠铺的主持。这种人相当于商人中的“坐商”，有实力，善交际，统揽大型修建，屯集外省木材；散居乡间的木匠，手艺再好，也是走东家伺候人，不主事。正月十三鲁班爷过生日，能说上的木匠、泥匠都来(石匠一般是定襄、五台的)，按技术高低和名声好赖，议定各班匠人工资标准，作为当年行情。先定木匠的，其他参照执行。当个好木匠不易。“艺好不如性好”，除了身手好、脑筋好；还得吃苦忍耐，会讨好东家才行。木工在“百工”里排行第一，是不争的。何况，鲁班爷本人就是木匠出身。
杨家匠
每年在鲁班庙定工资，就数“杨家匠”高。这个杨姓木匠家族在代县有名，是缘于营造过本县几个著名工程。从抗战前修建晋军炮兵司令周岱的府邸“周家巷”，到解放初建烈士陵园，再到近一两年大修代县标志性古建边靖楼(鼓楼)，都以“杨家匠”为主。算起来，前后有七、八十年。
祖居地磨坊乡任家庄村，是个由平川向丘陵过渡的村落。过去匠人家穷，靠耍手艺没个发财的。除了住房和手头工具外，没有一垄地、一犋牛，只有带在身上的技艺，哪有大营生，就举家迁往。杨家祖上从河北阜平迁来代县前，就已是木匠，再往前是不是就不知道了。迁来以后，四代人竟搬了四次家：从北山蔡家塬迁到胡家滩，从胡家滩迁到一道河。又从一道河迁到任家老村，靠着崖头打下几孔窑洞。下大雨发大水，把窑洞淹了，不能扎占，又向沟外搬，搬到现在的新村，离城有二十多里地。新村在干圪梁上，先打井，再盖房。井打成深不见水，辘轳井绳要两盘。那时日本人还没来，他们参与了城里周家巷的工程，叫出了“杨家匠”的名声。
“杨家匠”至今已五六代了。第四代传人杨桂华83岁了，还清楚记得当年的鲁班庙。庙在县城东门瓮圈内，不大的三间，还没如今的民房宽。庙里供着鲁班爷，黑脸短须，木制的，高不足二尺。他父亲杨银成，曾用木料刻下一个更小的鲁班，脸上漆黑。说咱鲁班爷脸黑，全是当木匠“受苦”晒的。可惜“文革”时烧了。
杨桂华的老爷爷(曾祖父)是个“笨木匠”，就会修个风箱、钉个棺材，连房架也立不了。齐刷刷生下三个儿子，反倒都是好匠人。杨家父子四处走工，手艺好、性情也好，就挣下了好名声。外姓人投门拜师学徒的也不少。匠人收徒不麻烦，全凭熟人一张脸面。进来磕个头，就算行了“拜师礼”。自打八路军来，连磕头也免了，有营生跟上干就行了。引个徒弟，操心不少。娃们初来，有的还尿炕。带出去走东家，人家嫌身单力薄，就给脸色看。当师傅的一边巴结东家，一边还得操心徒弟，不要伤了病了。“三年学个精通，一辈子学个不会”。教好了师傅有名声，徒弟也欢喜。杨桂华的父亲曾收过一个崞县徒弟，学徒期间，家里人陆续死了，成了孤身，出徒后还一直跟着，后来这徒弟也死了，师傅还得烧埋打发。还引过一个枣林徒弟，师徒相处得好。成人了，师傅还给娶媳妇，置家产。逢年过节，新老徒弟都来探望。从家里带上几十个饺子，包上几个馍馍，算是孝敬了师傅。出了徒挣上钱的，也给师傅的娃们撂上两个押岁钱。
那时候匠人不多，营生更少。一般老百姓只是修修补补，“胡搭挂”上两间土房凑合。有钱的大户人家，人口繁衍多了，才起房盖屋。东家到外头看了回来，连说带比划，让匠人揣摩意思，不像现在还有图纸。几进院的大工程，工匠好几班，工地上有专人管事。管事人有时也带上匠人，到外头看了人家房院，回来照猫画虎。
东家待匠人，全看你奉伺得好不好。营生满意了，四盘菜、油炸糕；奉伺不好，四个菜取消，吃打碗菜。再不好，人家就不用了，要换人。傍晚收工，东家会问“(当天营生)完了没？完了，喝(喝酒)。没完了？吃(光吃捞饭，没菜)。”还有的东家，把办事宴剩的素糕攒下，晒干碾了，掺和到糕面里给匠人吃。糕吃着“罕”，不饱。遇在五黄六月，匠人们从房上下来，又饿又渴。东家在吃饭前先端上些烂黄杏，不知底里的小工们吃不少，正经吃饭就占了肚子，半后晌饿得直不起腰来。东家姑娘、媳妇，就笑话说“讨吃相”。官宦人家即便有宽厚的，也派了管事人。完工时，管事人审贼一样盯着，生怕匠人捎带走东西。那时，大工工钱每天才五毛，刚够籴一壳(五升)茭子(高粱)。连皮带圪渣碓了，够全家吃上几天。
杨桂华14岁时，跟上父亲给前堡的老财主庞世恩家盖房。东家嫌他小，啥也拿不动。碍着杨家名声和他爹、他叔们的勤谨，也就没咋磕打。初时当小工，工钱是二毛。到十八岁，就能领上一班子人单干了。木匠最较劲的营生，并不是起房盖庙，而在制作难度高、要求复杂的农具，比如“投”犁、“割”耧等。杨桂华“投”的犁，放下去抓地；“割”的耧，坡地平地都好使唤。解放初，县上兴建烈士陵园，“杨家匠”徒子徒孙，近百十号人马一起上阵，着实风光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代县兴盛盖私房，“杨家匠”营生稠满，排不过来。从正月初六干到腊月，一年到头不失闲。近年，鼓楼落架大修，仍由“杨家匠”中的杨硪柱工队竞标成功，并由杨俊武担任施工总监。
“聂工”
我和代县韩曲村的木工聂技国，近十年来交往密切。如今，他受聘于晋中榆次老城开发建设指挥部，人称“聂工”，主要工作是设计、绘图和预算。他从一个普通的木工头儿到今天的显眼位置，虽不是我的功劳，却和我有着干系。
那还是1995年春天，父亲要在老家盖房。他原在这边工作，很喜欢代县民居的样式。我正好没事，就担起重任，先到代县打听。熟人首先提到“杨家匠”，也说起了韩曲村的聂师傅。去韩曲时，聂师傅正领着一伙年轻人，搬动一根粗大的木料。瘦小的身躯混在人堆里，看不出是个木匠头儿。看去很疲惫，头发乱蓬蓬的，落满了锯末、灰土。黧黑的脸上，右腮鼓起，说是上了火，正牙疼。他这副不起眼的样子，让我凉了半边。简短交谈几句，告诉他一个治牙疼的偏方，就分手了。找有名的“杨家匠”，人家手头有活，不想出门受罪。
第二回，他模样利索了些。见面就说我开的偏方真灵，牙疼好了。聂师傅虽不如“杨家匠”名气大，却也主持重修了代州大堂正门。能算会画，给甲方节省了不少工料。工程落成，虽升高了主体，仍不失原样风貌，赢得了上下赞赏，有不错的口碑。只是他不爱张扬，本村营生也常年不断，没想过往外跑。我见他柜子上有几本书，就拿来翻。是梁思成在三十年代编的《营造则例》，便和他聊起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来。梁、林早年来山西考察古建筑，在五台豆村发现并考证出唐代的佛光寺，轰动一时。
见我还知道这些，聂师傅马上来了兴趣，拉呱半晌，早忘了相见的目的。我告诉他省城建设厅院里的建筑书店，此类图书不少，就是贵。他说贵也不怕，自己没个其他嗜好，就爱琢磨古建。说着拿出一个早已写在烟盒背面的字条，让我方便时捎些书。随后，他推掉许多本村的营生，专心帮我筹划建房。房建在老家广灵，离代县三百多公里。聂师傅建议在代县买料、加工成构件，瓦工也按图雕磨好，然后一并运回广灵安装齐毕。这样虽增加了运费，却减少了招待匠人和旷日持久的麻烦。我当时是外行，也乐得省事，就把这团乱麻全权交给他。话虽如此，人也用了，心里却在打鼓。对各种材料的采购价格、各个工种的协调衔接和中间产生的费用，我一头雾水，要说放心是假话。几个月后，加工完毕。清点了柁、柱、檩、椽等各项木构件，还有街门、影壁上带雕工的砖瓦件，编起号有五六千件之多。择日起运，车发广灵。浩浩荡荡六辆大卡车，拉着一个房院，安全抵达。代县木、泥工上去三十多人，加上当地雇请的壮工，最多时有五十多人。起架当天，聂师傅早早安顿花红供品，代东家向四方神祇朝拜礼毕。大小戗杆、粗细绳索齐备，各路人马听命到位，当地的吊车也按时开到工地，伸出长臂。
代县匠人头戴新草帽，腰里别着雪亮板斧，裤脚扎起，一个个身手矫健、配合默契。先在平地将六间正房的大木构件安插妥当，组成几部分。榫卯关节处用绳索绑扎牢靠，以防扭损。随即，聂师傅登高而立，嘴衔口哨，手挥小旗，指挥若定。我则趴在吊车司机耳边，翻译他听不懂的代县话。一时间，机声隆隆，口令声声，整个吊装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不到上午11点，偌大的房架立起来。聂师傅把一面新彩旗高插其上，围观者举头齐看，无不啧啧。下午，校正垂直水平，固定构架榫卯，安装小件。匠人们挟着碗口粗的小檩，在房架上缘木而行，往来穿梭，如履平地。俊平不用梯子，顺着柱子噌噌几下就上了房；宝宝金鸡独立，站在直径不到三十公分的柱头顶端，用吊绳往上拉二架柁，像在表演杂技。大家忙中有乐，斧头敲击出类似鼓点的节奏，此起彼伏。这场面确实让我开了眼，没想到这群平日不大言语、土眉混眼的工匠，竟能亮出如此手段，娴熟得近于艺术。
聂师傅找来的瓦匠们，慢条斯里，不慌不忙。手里瓦刀劈砖，就像切豆腐。我事先没想到，街门、影壁让他们做得如此精细复杂。上面有吻、脊、飞、椽、斗栱、鹿砦、挂落等构件，外形模仿木作，内部均有榫卯勾联。还饰有明暗八仙、丹凤朝阳、鹤鹿同春、喜鹊登梅、鱼跃龙门、事事如意等各种吉祥图案，全是砖雕。挂的工程线是缝纫机上的细蜡线，使用的泥、灰有五六种之多。
有了这次成功合作，我对聂技国师傅刮目相看，他也和我投缘，俩人就成了朋友。2000年，一个研究机构要在忻州顿村修建仿古四合院，指定由我主持，我自然推荐了聂。几经考察，实地看了他做过的工程，确定下来。这次工程，规模较大，要求较严。我们一行到北京郭沫若故居做了实地勘测，回来又用正规的投影视图作了设计，画出了效果图和施工图。领导批准时，开工已进六月，时值雨季。工地上排水、材料保管、工人们的安全和健康，成了大问题。他们在家乡干活，工具一撂就回了家，拾掇工地是东家的事。在这里，甲、乙双方绑在一起，给聂师傅平添了许多额外负担。他经常半夜起来察看工地，每逢打闪响雷就睡不住。泥里水里，风吹日晒，登高爬低，总算没出大错。
这项工程对他、对我都是一次强迫锻炼。当时，我是个“工作狂”，每天在施工现场盯着。收工前，上下里外逐项检查点评，当日事当日完，绝不拖到下日。我从工地回家累得顾不上洗涮，倒头睡到十来点钟，就给聂师傅打电话，针对当天情况提出明天想法，让聂考虑。第二天七点钟，一睁眼又打电话问他考虑得怎样了。紧接着，工人七点半上工，八点多，我就出现在工地上，天天如此。那时我的衣着、肤色和工人们差不多，却多副眼镜，脸时常黑封着。
我到省城建筑书店，把能搜罗到的古建图书买来不少。有的一式两本，他一本我一本。这期间，我知道了何为古建。聂技国也由一个民间木匠，向正规的古建工程技术专家靠近。终于圆满竣工，造价比国家预算低许多，工程质量、造型风格也受到有关专家好评，说，如今很难看到这样的好活儿了。我给他的工队起个名号，打印了“本工程由代县技国古建工程队承建，联系电话……”的招贴，贴在四合院显眼处，以求有人问津。两年间，聂师傅的头发白了不少，灯下看书眼也老花了。
不久，他就被榆次老城工地叫去。起先做些具体事，很快，老城某处建筑出了问题。承建此项的工队为了赶工期，不等木料晾干就匆匆构筑。风耗了一冬一春，榫卯自然缩水松动、脱节。聂师傅在重修中表现出其他匠人不具备的才能，可以用正规的图纸和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交流。当天问题不过夜，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他为人厚道忍让，从不唆三挑四，工地上下一致好评。指挥部的决策者到忻州看了四合院，正式聘任了聂技国。
前些日子我去榆次看他，他正半生不熟地用电脑CAD软件绘制古建图纸，办公室现代设备一应俱全。可以说，他是代县民间工匠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人。整个人显得年轻许多，往日那种疲惫灰暗的脸色，如今泛着健康的神采，头发也由白转黑。我开玩笑：油头粉面的，腐败了没？并用随身相机，给他拍下一张电脑前的工作照。
“做啥就是做啥的骨头”
2000年，杨桂华的大儿美恒从鼓楼工地下来，来到我管理的顿村工地干活。美恒人生得精干，营生又快又好，是把好手。我从俄罗斯进回四根八米大料，专门指定他用锛子砍成大柁。这人爱荤说逗笑，见有女人经过，就停住看。人家走远了，说声：嘿，他妈的。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又抡起锛子。为了安抚这伙离家日久的匠人，我真是办法用尽。又是评先进发奖金，又是请师傅们喝酒。还好，这些走惯江湖的家伙们，也挺给我这个“东家”面子，顺顺当当拿下两进院落、三十几间房的主体。发了工资，遣散了大部分工人，已是秋凉时节了。
有人包下沁源一个煤老板的工程，是在窑洞上再起一层木构瓦房。房架已起，匠人们回家过了中秋，再也来不齐了。情急之下，工头求到美恒门上。“杨家匠”手艺好、还乐于助人。去了沁源，工地在一个山坳。钉下椽来，天已冷得伸不出手。煤老板见工地人少，怕丢东西，撤走了大部分架杆、架板，美恒他们只得像猴子一样攀缘。下了场小雪，白天一消一冻，房架上结了冰，年轻匠人谁也不上。这日，美恒自恃身手好，就和另一匠人上去钉连檐。连檐板受潮变形，一头翘起，美恒弯腰想按住。不料脚下一滑，失去重心，大头朝下直戳戳栽到窑洞水泥顶上。送到太钢总医院拍片子，窝断颈椎第四、五节，所幸骨髓、神经还通着。接着做手术，往骨头里打金属卡子。因为伤的部位特殊，医生不敢给全麻，怕醒不过来。美恒清楚地听着钻头在自己颈椎上打眼，甚至还想说句笑话，护士按住他不让乱动。煤老板派人盯着，医院的钱一天一结，生怕超了。进口卡子质量好，要一万多，东家嫌贵不出。用了国产的，花了六千多。做完手术，在家躺了一年，美恒又能在院里走动了。说到此，他又调笑：可开了眼了，做手术用的全是些木工工具，不锈钢的。
这几年，代县像样的木匠都走了工，剩下净是些出不了门的“二打绺”。隔年春上，邻村熟人盖房没人。请他去，说好只在底下照料着。美恒在家憋闷得慌，家里也多时没个进项，就蹒跚着上了工地。总算立起架、上了梁。这天清早，东家上房察看，见木硪还在上面，怕掉下砸人，就招呼跟前的小工放下来。那人想把木硪扔在没人处，木硪沉，手上劲没用对，垫了一下，顺着倾斜的椽骨碌碌滚下来。美恒正在房架下修柱脚，低头处正是木硪的落点，登时被砸得血流满面，昏迷不醒。送到医院一检查，这次打击把上次颈椎上的卡子挣脱不说，还牵扯到了第二、三节颈椎，离头颅近，躯干神经也受到损伤，整个人就瘫了。这回再做手术，又去那家医院，医生笑他“二进宫”。又花下一万多，自己出了。美恒说，盖房这家穷哄哄地，比咱还饿，算毬啦。
他勉强起身，还能认出我这个当年的“东家”。从横铺在东耳房炕头上的脏褥子，看得出他这些年所受的罪。说起这，美恒苍白的脸上又恢复了往日戏谑的神情，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哆哆嗦嗦点着我递上的烟，又断断续续说起家里的事。这期间，儿子见父亲倒下，就想撑起这个家。求财心切，没往正道上走，耍钱输下二十几万。现正在河里挖砂子卖。美恒老婆不在家，一早汽车拉上到雁门关高速路边，往树上刷石灰水，人家一天给二十块钱。我转到正房玻璃窗上往里看，里面是顾不及收拾的凌乱。
这边厢，老木匠杨桂华背过身子“熏”烟。耳朵半聋的他，说起大儿三年内遭的两次大难，似乎挺超脱。老汉满不在乎地大声说：“做啥就得生就做啥的骨头，当木匠的就是这个命，老大只是不走时气。”说这话时，脖筋一拗一拗，却也带出老态。不过，从他塞在袜腰里的裤腿，还能看出当年叱咤工地时的霸气。是他主持了这个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还在修建烈士陵园时参加了工作，是个拿着退休补贴的国家正式工人。这个身份，他的前辈和晚辈都没有。也许因为这，他抽烟和讲话的神态还是有些派头的，耳聋更让他像个长辈。
正冷场着，院里一只小羊奶声奶气地“咩咩”叫了。紧接着“轰隆隆”，一辆黑色大摩托径直开进院子，是美恒的儿子叫我们跟他去吃饭，我实在没这个心思，代县文友们又在城里等着，就婉言谢了。当年在工地上，他还是个文静腼腆、穿着红背心的瘦后生，如今套着皮裤叉开双腿坐在车座上，胡子黑森森的，活脱脱一个西部游侠。他告诉我，他有好几台农用车，雇人开。挖砂卖到城里，收益还不错，饥荒不愁打，只是“他妈的柴油又涨啦”。我问他还想不想再干木匠了，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白杀坊”
长期以来，他们在木材堆里摸爬滚打。无数棵原本鲜活的树木，经他们手变成供人使用的房屋器具。多数人不会想到，树木如果有灵，它们的感受怎样？老匠人们却意识到了，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把自己的工作场所称作“白杀坊”。杀坊者，屠宰场也。“白杀坊”，就不言而喻了。
几百年树龄的大木被伐倒时，挟着骇人的断裂声轰然倒地。锯口处，树液汩汩流出，有时竟是红的，像血。到木匠手里，又被生吞活剥、大卸八块。匠人们常年累月，在与树木的厮杀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某种神秘，因而心存敬畏。在行内，有许多心照不宣的“说法”和禁忌。比如：不能对着木料撒尿，否则裆里“那家具”会缩进去出不来；不能拿着刃头工具“荤”说，否则会伤到手；不能把受伤的血抹在木料上，否则房架响动不止，东家住上不得安宁。等等。木匠在刨削时，新鲜的木纹肌理中常出现面孔或眼睛样的疤节，叫“鬼脸”。在挑选原木时，他们注视木材的眼神里，竟有一种仰慕或崇敬，分明是晚辈那种温顺。选中哪根，动手前总要用粗糙的手摩挲、拍打良久，嘴里念念有词。我见过的木匠中，十个手指完整的很少。残缺的手指，几乎成了这个职业的标记或资格，他们不无自豪地向我展示这残缺，讲述“见红”的故事。
木工工具是养家糊口的本钱。功能各异的工具，很多由祖上传下，有的是亲手打造。上面浸渍多少人的手泽，记载多少次壮阔的工程，因而就有了几分神性。木、泥、铁匠把各种工具封为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木匠工具占了其中近一半。过年时，工具上也要贴小红对子，锯子上写“开锯大吉”，推刨上写“摇旗平天”，全是行内吉祥用语。据说，那个牛角做的“画匙”最小，却最厉害。它划到哪里，哪里就得受锯、凿。后来有了铅笔，这小东西虽不常用了，却仍和墨斗在一起。
木匠头儿还精通各种祭祀礼仪。我主持的两处工地，均由聂师傅操持此项。例如，悬在当间盖檩正中的八卦红布，有聂师傅老母手工布缝的“黑乌鸡”；八卦图上绘有乾天、坎水、艮山、震雷、巽风、离火、坤地、兑泽。臭椿木削的宝剑，以阴阳鱼为轴心，因时因地、因东家的生辰八字，指向相应的方位刻度；鸡肚子里装着五色石、五色线、五谷粮。如此，四方八面、阴阳五行无一疏漏，统统拜到。开工前、后举行的动土、谢土仪式，也很庄严隆重。匠人们虔诚地为东家和自己祈祷，以求平安。
嫌它呢，也靠它呢
我曾开玩笑地问聂师傅：“三教九流”里，工匠排在哪一流？他却认真回答：“九流”分上、中、下三流，工匠排在中九流，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我手头资料：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为“上九流”；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僧、道、尼皆为“中九流”；而师爷、衙差、升枰(牙行)、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沦为“下九流”。若照此说，我们公务员应属哪一流？权当笑谈。
而在民间，“家有万贯，不如一艺在身”，倒是实实在在的。在代县，身怀技艺的木匠，众人欠他们情不少，往往被视为聪明人和“本事人”。家里办个事、娃们说个媳妇，从不发愁。老木匠杨桂华52岁的侄儿俊武，现正在榆次“后沟民俗村”施工，他带领的工队，几次被有关部门评为“最放心工队”，在重修老城“清虚阁”中，展露了高超的技艺。他学木匠吃过不少苦，也得了不少益。中间曾开了七八年汽车，现又“跌”回老本行。他感慨说：不管你干了啥，干出多大情由，人们多会儿说起你来，你还是个木匠。这些年瞎折腾“做全啦，没钱啦”。细想起来，木匠手艺还是安身立命、延续家族的主要“靠项”，下一代就不好说了。跟他干活的儿子，嘴上不敢说，可从他学木工的态度就能看出将来。
俊武的一个徒弟，正是说媳妇的岁数，收了工换上衣服扎刷齐整，自行车带着工具，从热闹的县城街上经过。不小心，锯齿勾住人家年轻闺女的衣裤，拉扯不脱。后生自知闯祸，低了头准备挨骂。不想那女子却轻飘飘说了句：“啥时候啦，还有这东西？”奚落得后生脸上七红八绿。从此，干啥也行，就是不愿在红火地方给师傅拿工具。
匠人户口上的身份虽是农民，却压根不会受地，田间活儿全交给女人们。我所接触的工匠婆姨们，身材都比丈夫高大，嗓门也大，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她们说，女人家谁不愿“雅雅静静”的，全是男人出外走工，家里事情指不上，才成这样。当年集体化，也管不住工匠走东串西。当时工钱才两块，回来交生产队一块五，自己落下五毛“工具钱”。比起庄稼人来，兜里没缺过零花钱。如今，挣钱的路子多了，不说开铁矿、做买卖的“大能人”，木匠中也有不少人搞了装潢，苦又轻，来钱又快。
村里老百姓盖房，其花费远远超过实际支付能力。除了购置材料和招待饭食外，其余根本没有着落，匠人工资就欠着。美恒和技国的应收外欠，最早有七十年代的，每户最多才几百。三、四十年了就是不还，不要还好，开口要，远远见你躲着走，别扭，也就懒得要了。俊武无奈地说：木匠这营生，嫌它呢，也靠它呢。
在国务院颁布的101座历史文化名城中，代县名列其中。明代以来，受城防、庙宇建设的影响，代县民居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四合院、二进院、三进院比比皆是。正屋以高大、坚固为美。结构以鞍架(注2)及五檩二柁带普拍(注3)为主。窗上饰以木雕。大门、屋檐均刻有砖雕图案。屋顶上的“五脊六兽”[注4]，更是全国民居中少见的。如此社会环境，自然涵养出代县人普遍喜房院、爱整饬的乡风民俗。正因为这种长期的社会需求，才产生了庞大的匠人群体，并以父传子承、师傅带徒的方式延续下来。然而，当今代县城的天际线上，勉强能看到的只有文庙、鼓楼和阿育王塔的顶尖了。早些年，文物商人曾将山西的民间旧物搜购不少。其时，我曾亲眼目睹北京潘家园市场上，“晋作”家具、木石雕件堆积如山，到了估堆、论斤售卖的地步。如今，晋中等地在政府统筹、民间运作下，大力恢复或新建传统建筑，开辟“原汁原味”的古民居景点。人家不仅雇佣大批代县匠人修复古迹，还买下代县民居上的砖雕、木雕、石雕。近些年，成座街门、照壁甚至整座房院，一夜之间就被分拆运走，回去又照原样恢复起来。十年中，我数次去过代县一个土围子内的村庄，眼看着几个收、售旧物的大户，一天天做大、做强。其情形，已远远超过清末民初的敦煌；当今文物贩子们的派头，更是那个小打小闹的王道士所不能及。当地民间旧物外流，形成了一整套高效运行的机制。一副有年头的木雕“挂落”或石雕“抱鼓”的接货价，还抵不上晋中某大院的几张门票钱。
文友白云、王粉梅等激愤地评说：这里被拉走的不仅是些旧物，而是地方文化的一次“大出血”，总有流失殆尽的那一天。到那时，大量根植于民间，赖以凭藉、安放人们心灵的有形物质，又向何处寻找？
以旅游产业为目的的古建热，并非发自民间的原动力。这一波古建热过后，尽管还有零星的修缮，数量极其有限。这意味着，当今社会对传统匠艺人的需求不再存在。赖以生存的木匠群体，自然要寻找活路，向需要他们的地方迁徙。每年出外打工的代县匠人有3000多人，最远有到海南的。据聂师傅说：榆次老城修复工程最繁忙时，曾上到五、六十个工队，主要由代县匠人组成，合起来有1000多人。
匠人们的宿命，难道只能是一群身怀绝技、逐活路而迁徙的“吉普赛人”么？
可以想见，这门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老技艺，这个养活了多少代人的职业，必将随着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戛然而止。木匠群体也必将以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消失，而成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存在。他们的消失是具体的，具体到每一件斧凿、每一根木料、每一片木屑，甚至每一瞥惶惶的眼神；他们的消失是渐变的，是各种因素在人们不经意间累加的结果。这种消失，实际上在它未消失之时就开始了，待它真正从社会生活中消失的时候，人们早已习惯了，就像田野上缺少了某一种小草。
上一代匠人，终将在缅怀和沉默中慢慢老去；三十岁以下的木匠后裔，绝大多数从事了别的行当，极少有人想继承祖传的技艺。用不了多时，受人崇拜的“鲁班爷”，不肖说一方神祇，恐怕连一个抽象的精神符号也难以存留。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消失的消失了。只是这消失得过早，过快，过于不尴不尬，仿佛早已由一只无形的大手安排好了。
2006年5月30日凌晨
二稿于2006年6月4日
(注1)当地亦称擀毡匠人“毛毛匠”，此处为人物叙述中自谓，不知确当否。
(注2)“鞍架房”为代县民居木构瓦房中最基本的形式，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
(注3)“五檩二柁带普拍”，属代县民居中的豪华类型，因其构件繁冗、用料较多，旧为官宦富豪所用，上世纪80年代复流行。近年木构瓦房式微，大多改为钢、混结构的“现浇房”。
(注4)“五脊六兽”，“五脊”指屋顶上的正脊和四条垂脊；“六兽”，指正脊两端的吻兽和蹲踞于四条垂脊上的小垂兽。此形制一般用于庙堂，而代县民居独有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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