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我们国家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
2015/4/12 思想潮

    

     何道峰：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既是身家过亿的成功商人，也是公益界最富“先锋”盛名的人物，2000年前后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放弃行政级别、取消所有工作人员编制，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公益界仍然无人复制。

     本文节选自何道峰先生《用公益市场化开辟中国社会变革新道路》一文，原刊于《中国慈善家》2015年第3期，思想潮受权发布。

     数量决定文明的性质-大数量级社会自治改造的公民自觉参与

     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了50%，已有足够的剩余财富和剩余时间供人的公益自由意志所驱使，形成大数量级的公民自觉参与的公益结社与社会改造运动，从而构建继市场经济创造财富之后的社会市场化文明。数量决定文明的性质。

     社会市场化公益构建包括方方面面的公民自觉行动与渗透。

     第一，基于悲悯与同情的弱势关注与扶持(浅化鸿沟、缓解冲突)。大家平时更多讲的还是慈善，不是公益。所谓慈善就是一定带悲悯心和同情心的善行，是为了缓解社会冲突、浅化鸿沟，帮助儿童、妇女，帮助生病的人，帮助那些家庭条件很困难的人。

     第二，基于人类博爱的人道主义救援与世界公民精神(发展后的国际责任)。你愿意做个什么样的人，决策权在你手里。你愿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引领国家还是一个自我得瑟的奇葩国家，决策权也在你们这一代人基于个人抉择所形成的公共选择里。

     第三，基于行业自律与人类德行的行业协会与合作社行动(行业社会责任与保护)。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解决？其实很简单，第一招，国家立法。食品都是一样的，全世界一共两大标准体系，一个是欧盟的，一个是美国的，日本走的是欧盟系统，中国可能走不到那么精细化，可以走美国系统；第二招，放开行业协会，让有良知的商人建立行业协会，宣布过程标准。现在的好消息是开始允许一业多会并与政府部门脱钩。当然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四，基于居住美好新公共空间构建的城市社区民主自治行动(社区民主与自治)。知识分子、大学生特别喜欢谈民主，但是如果连你居住的社区都没有民主，你能空谈这个国家的民主吗？所有的公共精神都是从小的地方做起来的，不是讲出来的，天下所有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要空谈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个体的血管里都奔腾着2500年专制制度的血液。民主除了一些理论概念之外，我们没有实践过。到哪里去实践？坦率地说，到公益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实践。因为在这里，做的是公共事务，捐的是私人的钱，没有必要也无法去搞专制。你要听别人的意见，建立并尊重一种程序，不要绝对权威，通行多中心、多元文化。社区民主很重要，现在城市里的社区全部都没人管，而住在小区的人们却喜欢在聚会饭桌上空谈民主。十年二十年后，你拿什么经验去进行有益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主建设。

     第五，基于真、善、美的文化、环境、传统、艺术等保护的公共倡导(发展进程中的保护责任)。要有专门的组织出来进行公共倡导，就是有人出钱，搞一些自治组织。例如环境，中国如果有足够多的自治组织来折腾，公权力会受到制约，环北京那2.7亿吨钢及配套工程会建不起来，雾霾会少很多，环境会好很多。但是大家都不出来折腾，凭发改委就定了，依据来自何处？谁来为今天大幅上升的肺癌负责？

     第六，基于生命管理与灵魂导向的公共教化与公共抚慰(人类的自省与提升)。人要有信仰自由，信仰什么总要有人去宣讲，公开宣讲才能有竞争舞台让人辩明真伪与高下，才能提供给个人以理性的公共选择。

     所以公益所包含的面非常广。不是只能流眼泪，很多地方可以不流眼泪，但是对我们社会的未来事关重大。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看的不同，想的不同，因此有不同的选择，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用自己的私人力量参与构筑我们的公共空间。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公益，无论你是进入这个行业，还是不进入这个行业，都绕不开这些重大的历史命题。

     发展现代公益需要对旧机制进行改革。首先要对我们现有的、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十八大"以后确定了一些改革但是还没有落地，例如第一个要改革的就是去行政化。本来做公益就是建立在自由结社基础之上的，用私力介入公共空间构建。当你把别人捐来的钱做公益的时候，应该自下而上、平等地和社会产生互动，构建新的公共空间。但是汶川地震，有760多亿的捐款，70%的钱又重新打回到政府的账号去了，与其如此，不如政府直接收税就算了。把钱打给政府，善款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拨款，把充满爱心的钱变成居高临下的钱，这样的钱能构筑让人感动、推进互动并创造行动的新公共空间吗？

     因此，政府要退出社会治理垄断，还权于民，还权于社，还官僚制度于社会自治新机制。大学为什么越办越糟，就是因为搞级别，就是因为大学是从上到下任命的。如果校长不是任命的，还从社会选拔的话，情况就会大为不同。日本有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叫汤川秀树，他写过一本书叫《人类的创造》。人类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造力，是因为大学，大学给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才，为什么大学能够培养人的创造力？因为大学有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自治机制。

     按照汤川秀树的观点，如果大学失去了自治，那就不可能培养有创造力的人，也不可能形成创造力的基因，人类的创造源泉就断掉了。中国这么多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难道还不足以诱发我们深思吗？真不知道我们那些意淫的自豪感来自哪里？

     当然新机制的发育及其对旧机制的替代，首先需要保护新组织的公益自由结社基因。我们都在期待着进行制度改革，改革能够改多深，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拉锯。能不能改，看大家怎么去想问题，我以为这个时代到了数量决定社会变革方向的时代，有足够数量的人这样想问题，自然就能够改了。

     对于新发育的组织，新机制要对旧机制进行替代，逐渐的替代很重要。如果新发育的社团，搞出来的东西又是老东西，那这个社会就完了。因此，新组织的发育一定要有新组织必备的公民自由结社的基因，比如几个人做发起人，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发起人要签严谨的协议，在发起人协议上面产生章程，章程确定组织的宗旨、使命和核心价值观，虽然组织小，但要有小站练兵的精神，小题大作。其次是创造性扩展与深化新公共空间构建。现在全中国做的事情都很同质化，大家不要总盯着几个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大病人群问题、老年问题，不要紧紧盯住传统慈善的小领域，应该盯着大公益。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像日本、南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其过程都是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繁荣起来，再花20年时间搞社会变革，促使大数量级社会组织发育，最终走向全面的现代化。中国也逃脱不了这样的道路，因为中国历来一直是东亚地缘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既然宿命难以逃脱，不如张开怀抱去相拥。

     时代对新青年的呼唤

     我在1990年代加入公益慈善行业的时候，基本都是退休老人在干。现在不同了，有很多青年人加入。虽然现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规模还不是很大，只是千亿规模，但是十年之后，发展成万亿规模并非不可期待。

     这一代富起来的人，最大的困扰就是孩子不愿意接班，因为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很多条，并非接父亲的班才是幸福的。这一现象存在巨大的公益想象空间。未来公益的潜力放量没有问题，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会开始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会知道做公益实质上是对自我内在的提升。这是对人心的失落和幸福失落的寻找。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肯定是要赚钱，但是为什么现在人类不管有多大的财富，心里都充满不安？坦率地说，信仰非常重要，信仰是你最后寻找自己的皈依，当你真正地皈依，什么都会放下，就不会有任何不安感。那种放下是真正幸福的感觉。幸福不是简单的事，是深层次的精神思考与灵魂叩问。当人们达到幸福状态的时候，会是一种从容的优雅，人世间或者命运中发生什么变化，都可以用从容的喜悦来接纳与驾驭。当然这是一个稍许漫长的过程，放弃掉长久形成的恐惧心与贪婪心，终止无休止的争斗、算计与焦躁，决非易事。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需要的心灵叩问与反观，说到底，这种需求不论是从哲学的途径，还是从信仰的途径去追求，都是无法绕开的群体心灵问题，都会带来公益捐赠的放量。

     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发令枪一响，人们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了三十多年，人们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到了今天，可能需要对自我中心进行校正。人的幸福感是来自以自我为中心与自我超越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找到了，你就找到从容，就不会每天在狂奔中不安、在不安中狂奔。自我为中心和自我超越可以让个性创造与公共构建比翼齐飞。公益可以成为信仰的现世替代品从而推动公益放量。但启发人心需要思考，更需要行动。

     现在我们国家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眼中看不见公益。其实社会随处都是公益。比如说公益组织可以做关于规范行人过马路的事情，通过志愿者一点点的行动来告诉路人要按照红绿灯过马路，这不也是一种公益吗？还有很多人在公园里面乱扔垃圾，我们可以组织志愿者在公园里面进行宣导，让大家正确地把垃圾投放到垃圾箱里面。还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是否存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公益，可以先着手身边的事情，而不是急于投入到改变国家的层面，因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生出很多语言暴力，既伤心又伤身，之后发现只有眼泪和子弹在飞。其实在现存制度与国民性之下，你去政府也未见得做得比他们更好。而如果你卷入公益行动，在某个领域做得多了，自然慢慢就会有自信心、从容度和话语权。比如说邓飞在以前可能名不见经传，自从做了"免费午餐"之后，他的话就变得有分量。很多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一定要靠成千上万的行动者而不是语言暴力者去改变国家。

     中国式的所有空谈都是将自己置身事外，指责别人，没有内观与自省，缺乏行动。这样的国民性，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因此，我们要抛弃中国式空谈，自下而上、平行互动、累积大数量行动，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细胞结构，构建中国的现代化文明。比如说外滩事件，如果构建了更高的现代化文明，就会有人迅速出来组织，悲剧可以避免。社会细胞结构一定要变化，不变化，换什么新词大词都没有用。因此我在此呼吁新青年诸君：加入到中国公益新公共空间构建的行列里来，思考，行动，再行动。去推动中国社会自治细胞的发育，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文明准备心态、精神、灵魂与行为的DNA，准备微细自治的细胞组织，去圆我们民族百年纠结与追寻的梦想，去圆世界和平、融通与可持续的梦想。中国及世界危难与转折，危与机同在，个中责任与光荣，舍尔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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