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考恩：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
2015/5/7 思想潮
本文是泰勒·考恩著作《大停滞》中文版(2015.4)的序言，泰勒·考恩(Tyler Cowen)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目前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并主持该校知名智库Mercatus Center。他的博客在全美经济类点阅率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超过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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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非常高兴看到《大停滞》中文版的诞生。我相信本书的主题与中国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美国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中国。当下这个时代，写一本关于国家兴衰的书而不考虑中国，是很难的。
197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最为戏剧性和最为快速的经济变革。对于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举世无双的奇迹。而且，无论怎样，它都和本书的主题“停滞”，毫不相干。
不幸的是，美国的发展却停滞不前了。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美国与中国在发展速度上的这种反差，引起了我对美国发展滞缓的注意。正因为中国和其他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体的存在，让人们不可能忘掉快速发展是什么样子。正是因为这鲜明的对比，美国错失了类似的发展机遇这一事实，变得更加明显。
但是从历史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美国，20世纪初叶的美国。在很多方面，那时的美国和如今的中国非常相像。当时的美国有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当然同时对环境的污染也更严重)、乐观进取的态度、敢于为前进承担风险的意愿、更活跃的向上阶层流动性、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对基建的推崇和对未来前景的无限信念。当时的美国发明了电力系统，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帮助同盟国打赢了“二战”，还实现了载人登月。同样是这个美国，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
如果将当时的美国和今日的美国作个对比，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错失了多少发展。让我们来看看我祖母当时的生活。她出生于20世纪初，当她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农场里，没上过高中，没有抗生素或疫苗可用，没有汽车、广播，也没有机会坐飞机。不少人或许享受着电力和抽水马桶带来的便利，但这些远没有普及到让人司空见惯的地步。坦率地讲，大多数人还是穷人。
但是，到我祖母50岁的时候，美国的一切都改变了。在1950年代，大多数人都享受着风格不同、但都相当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为作对比，再来看看我自己的生活。我出生于1962年，现在53岁。在我人生的前50年，没有太多的东西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以前人们开汽车，现在人们依然开汽车，当然车本身更加安全和舒适；以前人们有干净的饮水和电力，现在仍是这样；以前人们有唱片播放机，现在人们有MP3和CD。生活的许多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都不是本质性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打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对我而言，场景里面所呈现的美国看起来和今天的美国十分相似，里面出现的许多玩意儿我都知道如何使用。在美国，食品变得更好了，也更多样，除了牛排和番茄，现在我们也有川菜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但它们都不是变革性的。
同时，在某些方面，我们反而倒退了。我们不再登月，我们放弃了商用级的超音速客机；由于交通堵塞，城市里的通行时间比以前更长；以前我们发明新的抗生素，今天我们却在担忧如何应对不断恶化的耐药性问题。
最要命的是，美国人现在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精神状态。我们相当自满，倾向于安于现状，并自以为自己创新性很强。我是当下各类技术产品的粉丝，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和生活水准的本质性改变混为一谈。
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出现，是我们经历过的名副其实的巨大进步。它意义重大，且影响日渐深远。但是这样的进步仍不能与20世纪初期的技术进步相比。计算机提升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使我们更快地获取信息，但这并没有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论断可能与你有时候听到的相反，但我认为至少从生活水准的角度看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对此加以说明：一位典型的美国男性职员，在1969年赚得要比今天赚得多。沿着这个思路，会发现，我们国民收入增加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在劳动力构成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但有关薪水和生活水准的数据表明，从生活水准的角度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此贡献有限，至少对美国确是如此。过去，生活水准大概每代人翻一倍；如今，我们却步履缓慢，我们将越来越多的信息组织起来，却并无有用的目的。
有一类人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中获益颇多，在我的另一本书中，我称他们为“信息狂”。这是一群热爱信息的人，包括新闻爱好者、博主、沉迷于Twitter(中国版本是微博)的人、记者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有当下潮流的痴迷粉丝、搜集者和追随者。对他们面言，互联网就是天堂。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阅读或写作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不论是体育、时尚还是时事政治。他们永不满足，而且总有更多的东西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
对于这类人而言，因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带来的生活水准提升是显著的，即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他们热爱这个动动手指就可以遨游其中的信息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狂时代”。
但我问我自己：有多大比例的人可以算做“信息狂”？宽泛地讲，我认为大约有10%。除了这部分人，还有大概1%的最高收入群体，这些人无疑变得更加富有了。这些综合在一起，可以说美国有10%-20%的人过得相当好，但其他人的生活就没有这么多的提升了。虽然我个人有幸是一个“信息狂”，但我认为这种现状是相当有问题的。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缺乏根本性的创新，更在于这样一个业已被证明的事实：在一些领域，美国很难再有提升。我们的教育系统停滞不前。从1960年代末期到2010年，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实际上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同时这种状况发生的背景是很多高中的毕业标准并不是很高，而是很低。只是在最近几年，高中毕业率才有缓缓的回升。我们本应当致力于并达到超过90%的毕业率，但现在超过70%的毕业率对我们而言已经是一个胜利了。
美国的医保系统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医保系统之一。它有许多好的方面，至少对那些有不错的保险并可以进入好医院的人而言。但是从整体上讲，它却是高度失衡的。这可能是最大最普遍的问题。通常，在所有影响我们的最终健康的决定因素里，饮食、锻炼、社会地位还有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我们的健康本应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但在许多与此相关的领域里，美国表现平平，显见的例子，如美国人的肥胖率很高，同时大量的时间却花在车上和办公桌旁(不肯运动)。卫生保健只是健康的一个影响因素，并且还算不上是最重要的因素；从长远来看，它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多不过10%-15%这个范围。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美国在卫生保健上花费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医保系统有时不错，有时则不过了了，而得到的回报却很少。技术和药物为我们带来的好处总是被我们自己愚蠢的生活方式、行为和习惯给抵消。
上面说的和停滞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也绝算不上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前进之路，然而，今日之美国却正走在这条路上。
有时人们会说，中国通过抄袭西方而发展迅速，自己却不够有创新性。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中国的增长模型本身就是一项创新，因为目前只有极少数西方经济学家对此有所推崇。除了一些中国人，没有人相信这样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是可能的，没有人相信中国的汇率政策会奏效，没有人相信中国将积累下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也没有人相信中国的私有化会被延后如此之久，而这些全都是创新。
对基建的巨大热情和快速的实施是另一项创新。许多其他的国家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从没将基建推到如此极致的地步。美国在工业化期间达成同等体量的基建投资花费了长得多的时间。中国的这种态度——大部分投资将产生回报，所以一定要全力以赴——已经发挥了大约35年的作用，虽然目前有放缓的迹象。
抛开政策不论，中国经济似乎也在一些显著的方面展示出创新性，虽然这仍远不能体现出其创新潜力。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积极的前景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如今也不那么便宜了)，更是因为在中国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到一支由富有才华的工程师、IT人士、经理人和其他各种技能纯熟的从业者组成的数千人的工作队伍。从劳动力这个要素的另一面讲，这意味着，企业在这里能够获得可伸缩性，而这一点世界其他地方远不能及。如果一家公司要招募员工并愿意提供合理的薪水，各类人才就会纷至沓来。
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劳动力网络，是中国相当重要的一个创新。人们通常认识不到这一点，但这创新的重要程度跟当年的流水线或有序化的工厂车间是一样的。而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个重要的创新，可能恰恰证明了其新颖。认识到广阔易得的劳动力网络有潜力促进爆炸式发展，是过去几十年最为重要的创新，而这几乎要全归功于中国，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意识到这点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在197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的困难时期，保持了较多的人口和相对有效的教育系统。当中国的机会来临时，人口资源是现成的，即使这资源不能立即释放。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创新的本质，但它可能是中国增长如此之快的一个核心原因；当时，起支撑性作用的教育系统是成形的，即使这个系统需要进一步的投入来提高，但中国决不至于在这一方面从头来过。
我经常被到美国来学习经济的中国学生震撼到。他们的家庭非官非富，他们通过优良的学业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这正明显地反映了中国教育唯才是举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在发展中国家是很难找到的。中国在开始发展的阶段即拥有了这样优良的教育系统。
和其他竞争者相比，中国快速发展的另一原因，是有意识地在医保方面限制投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政府医保体系被削弱和解散。对于这一决策，从伦理角度来讲，观点可能各不相同，但它无疑有助于中国更多地投资于未来和年轻人。使老年人活得更长久或使他们活得十分幸福，对于促进人均GDP或GDP增长率并无作用。从这个方面讲，中国政府的决策更着眼于未来，因为相信投资于未来会有更高的回报。当然，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也正着力于提高医保方面的投入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准。我想说的是，总体而言，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
中国会有一天要面临和美国一样的技术停滞吗？很有可能!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制造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便宜的煤炭快速攫取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未来的增长必须依赖于别的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已经在萎缩，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吸收的产能也有限；劳动力转移将达到终点；便宜的煤炭将被绿色能源取代；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建成或在建。
换句话说，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增长模式需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挑战。我不会因此感到悲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放眼未来，中国模式面对不断变化环境的适用能力将经受检验。
向中国提出建议有“指手画脚”之嫌，但我可以摆出一些令人警醒的事实。美国面临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事前并没有很好地预料到。我将美国的经济停滞追溯到大约1973年，尽管从那时起，状况起起伏伏。在1973年之前，美国经济看起来顺风顺水。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和通胀处于低位，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多数人相信未来很美好。但反面在于，大多数人生活水准的提高速度变得缓慢。再往后，美国的预言家们还漏掉了一些很重大的事件，比如前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和不断深入的全球化。很少有评论家意识到，摩尔定律竟在技术世界屹立如此之久，一个小小的iPhone的计算能力会超过198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
未来将带来许多惊喜。谨希望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一起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势直面未来。做到这一点比听起来要难得多。
《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
著者：[美]泰勒·考恩 著
译者：王颖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4
估价：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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