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菲：我为什么要加入到痛苦的“慰安妇”研究队伍中去？
2015/7/8 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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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能做井底之蛙的。我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没有声音，很大的原因是学界也没有能够在国际上提供有力的调查和研究证据，为自己的民族说话。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陈丽菲教授著作《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7)的后记，思想潮受权发布。
我为什么要加入到痛苦的“慰安妇”研究队伍中去？
文| 陈丽菲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国人的认识程度，已与十来年前大不相同：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绝大部分人，还对“慰安妇”这三个字茫然无解；尽管少量的媒体在一些民间人士的努力下开始关注报道这件公案，但基本只是重复日本军队对“慰安妇”实施性暴力的情节。
以我自己来说，1992年时就曾经非常反对苏智良先生研究这个题目。他的决心下在日本，1993年我从日本跟他回来后，更加反对。因为那时我所看到的有关文字材料，好多根本不是专业的调查，而大概可以归类为文学作品的描述。我这个临时工，刚刚应智良之命看完他的“毒品史”课题稿，以前又为“上海黑社会”的课题效力，家里增加了好些这类书籍材料；但摆弄这些东西，实在非我本意。我们的孩子虽未上学，却素喜读字，他天生个头小小的，钻在书柜书桌书堆的旮旯里很能安顿自己，常常一错眼就不见，谁也不知在他惊人的阅读速度里究竟会读到什么。我请智良把他的一些资料搬到学校去。
可是苏智良很坚持。调查是辛苦的，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他骑自行车一直在市区跑，晒得肤色发了黑。免不了的，我要做一点灶下婢的工作，好让这位大师傅制菜。那大概是在1996年的夏天，他得到了一份厚厚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日文)，让我翻译出来。平时是只能在过道的小餐桌上写字的，那年天气很热，我家那时只有卧室装了空调，我在卧室地上铺满了凉席，孩子很高兴，打仗玩小兵，玩累了就在我身边睡着了。我把床当工作台，席地而坐，仔细查阅。可是，等我译完以后，却坐不住了。调查报告确认，这是一种军事性奴隶制度，日本应该向受害国的妇女道歉和赔偿。可是，在联合国的调查报告里，却一字不提中国大陆(台湾是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来大陆做一天的查证。
我看到苏智良的调查，以及搜集到的许多历史资料，知道 “慰安妇”制度也实施在中国，而且发端于上海(世界上最早的慰安所遗址就在我们生活的上海市，而且遗址遗迹越找越多，至少有些令我惊心)，中国的妇女遭受了大面积的荼毒。但中国大陆妇女的痛苦，她们应该得到的正义声援，和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的尊严，在这份报告中，仿佛根本不存在。
人是不能做井底之蛙的。我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没有声音，很大的原因是学界也没有能够在国际上提供有力的调查和研究证据，为自己的民族说话。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联合国开展调查，原是应受害国的强烈呼吁做出的。我开始理解和支持这个孤独而又让人难以忍受的调查。并决心参与，和他一起调查，写论文，来尽可能地发出我们个人哪怕是很微弱的声音。
这个决心是慢慢坚固起来的。近十年来，走了那么多的路，看了那么多的人，吃了那么多苦，掉了那么多泪，打了那么多次退堂鼓。国际友人的人道主义热忱，让我感到羞愧，告诉自己要做得更多一点，毕竟首先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受害老人的悲苦、信赖、坚强，更引导我坚持和向前。她们几十年来是在人生的悬崖边攀着藤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人一字不识，但是，却深明事理与道义。例如身处大山、年近80的李连春老人，已经满面风霜，却还能在经历了千难万苦后，如此自尊而高贵地对我说：“我的身体，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多少钱也赔不来的。我不是要钱，也不要找谁报复，我就是要世间公道。”如今，这位老人已经远行，可是，“世间公道”四个字，永存我心。
毕竟社会是在前进着的。1998年，北京的妇联冷着脸把门从我身后关上；2000年，我们费尽心血安置了一切，云南和海南的官员却坚决不准满怀期待去日本讨公道的老人成行；2001年，跋涉千山万水之后，中国慈善基金会还是对我们、对老人关上了门。而到2005年的2月，当生活在上海崇明岛上的三位受害者中的最后一位，已知存世年龄最大的受害者、96岁的朱巧妹老人故世的时候，很多媒体做了关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在紧急报道的同时，作了一个三小时民意测验，有5000余人踊跃参与，其中37%的人认为：这是重要的历史与现实课题，应该由政府出面，全面进行人道援助、历史的记录和公证工作。网易网站署名文章呼吁：“国人应该缅怀朱巧妹”，引来大批网民支持。在朱巧妹的故乡崇明，是乡亲们自发地集体给老人送的葬。在老人活着的最后两年，是上海市的慈善基金会出钱，使她多年的房屋破败漏水问题得到解决。而在5年前，我们所有的类似呼吁，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回应。
特别是在对老人的生活援助问题上，在我个人的认知里，它的重要超过了调查。虽然目前研究中心的日常援助基金主要依靠海外华人社团的支持，但近年来，国内个人的援助开始出现并增多了，尽管金额数不可能很高，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项国内外捐款。所有的捐款，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都用在了对老人的帮助上，并且有帐目记录。我们的援助事业主要得到了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慷慨资助，自2000年以来，我们之间合作援助受害者已进行到了第六个年头。在这里，我们冒昧在未取得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这些尊敬的人士姓名按捐款时间先后录于此处，以光大公义和善行：
王恭立、吕建琳、康泠、王天馨、王巧玲、丘燕妮、李碧华、庄国明、李敖、郭俊鉌、河野彻、杜作民、苏宁、叶玲玲、杜坚韧、本多立太郎、汉广文、朴博子、孙春雷等、黑田薰、小浜正子、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张彤、徐波、程郁、美国爱我华协会、上海师大女生联谊会、范国平、陈德军、张龙、STELN OLE UG、孙江、高小贤、加拿大教师访华团、钟惠明、高志伟、钟华。
我们谨代表所有得到声援、同情和帮助的受害老人，向各位鞠躬，志谢!
在抗战60周年之际，写这样的一本小书，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我从非自愿到自愿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与研究的一些新旧与共的体会、心得和过程，虽仅见历史黑幕的冰山之一角，但我愿意勉力而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自励。在这一类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我企盼它将来能让每一个人都听不见自己，而成为一种共同。社会和历史，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无论如何，我很踏实地感觉到，在人道主义认识上，社会在一步一步前进着，而我们身在其中。
因为自感书读得少，很难写出有新鲜意味的内容来，所以就变得很怕写东西。如果不是智良引介，甚至于几乎骂着我写，我也许不会来写这本书。但是写完了，我觉得自己由此至少弄明白了一些始终耿耿于怀的事，例如为什么日本军队会实施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它背后的历史传承是什么；而且他不但帮我提供资料，到最后我工作和家事之外，已经没有力气应付出版方面频频催稿的期限时，也是他来帮我屏挡杂事，配图刻盘做收尾工作，所以我真心地谢谢他。另外，由于研究的需要，我曾请智良到日本开会时帮我买一些原版书来，没曾想那一串书单空着回来了，他说：都是些老古董的书，哪里去买!是从未谋面的学长、日本宫崎教育大学的王智新教授，听智良说了以后，费时费力，帮我从学校图书馆里挑选复印了整章整节甚至整本的书，专门从日本寄来，如果没有那些书，我可能就写不好开头的那几章。衷心感谢王教授。同时还要谢谢高凡夫博士，整理了有关对日赔偿等的内容给我参考；更要谢谢中华书局李建军博士对这本书稿的迅速接纳和耐心，使这本书能以现在的面目呈现给大家。
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陈丽菲
2005年5月于桃源清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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