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琮：股市里的“第四种权力”
2015/7/30 思想潮
从泡沫泛滥到泡沫破裂，是股市灾难的根本原因。而泡沫之所以泛滥成灾，媒体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那么，负有维护股市健康、避免金融风险责任的官方机构和权威人士、以及官方媒体，应该如何就股市发声、该不该有倾向性？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严肃对待、并亟待规范的问题。
本文载于共识网2015年7月24日，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股市里的“第四种权力”
文|周家琮
从泡沫泛滥到泡沫破裂，是股市灾难的根本原因。而泡沫之所以泛滥成灾，媒体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那么，负有维护股市健康、避免金融风险责任的官方机构和权威人士、以及官方媒体，应该如何就股市发声、该不该有倾向性？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严肃对待、并亟待规范的问题。
世纪之交，笔者曾忝列一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的任职培训内容中，印象深刻的要求有一条：上市公司高管，不得擅自对外披露公司信息、特别是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异动的信息。笔者对此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有官员或亲朋问及，皆守口如瓶。甚至出席董事会的笔记本、亦随身携带，不敢让工作人员代劳。既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对可能影响个股走势的公司事项，都不得随意开口，那么可能影响甚至左右整体股市的官方人士和媒体，对股市的趋势，就更应该噤声。否则难免有操纵股市之嫌，而操纵股市，已足以入罪。所以在法治国家和地区，鲜有官方人士、特别是和金融业有关的官员，平时敢于公开对可能影响股市的问题，发表倾向性意见。典型如当年美联储格林斯潘，从来不就联储会事务举行新闻发布会，也拒不接受拟录音的采访，并自我调侃“我学会了语无伦次加含糊其辞”。
当然也有例外。一旦股市发生足以导致系统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灾难前兆时，配合当局稳定股市或出手救市，官员发表提示风险或稳定人心的言论，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和前述操纵股市言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经法定程序、有责任授权，是对股市自发行情的平抑、是负反馈。而前者虽然背景也许颇深，却并不规范、亦无授权，是鼓励股市投机、火上加油的正反馈。在系统控制理论中，将输出信号同相位反馈至输入端，是正反馈。优点是可以放大信号，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玩过的再生式收音机。但其致命缺陷是增加系统不稳定性，极易导致系统自激震荡甚至崩溃。因此再生收音机早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高档音响设备，普遍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负反馈。虽增益有所损失、但大大提高了系统品质特别是稳定性。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形成负反馈，因此一般情况下市场能自动趋向平衡和稳定。而股票市场恰恰相反，由于其交易标的和牟利方式的特殊性，大行其道的基本机制是正反馈，其典型表现就是追涨杀跌、羊群效应。
市场本身有盲目性，对市场起负反馈作用的逆向调控，是政府稳定市场的手段和责任。股票市场比商品市场更具投机性、更易孕育风险，既不健全、也不健康、极具特色的中国股市，尤为甚之。官方机构和官方媒体，应当做的是逆向疏导和调控，绝不可推波助澜甚至玩火!中国股市过去三十年，政府总是在股市低迷时出手相救、鼓励信心，更多的则是在股市疯涨时，出台政策平抑股价、警示风险制止狂热，从而成功避免股灾蔓延。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拯救港股、朱镕基1996年对过热股市的所言所行，今日回顾，皆可圈可点。作为守夜人、监管者的监管机构，平时对股市应持超然的中性立场。偶一为之的调控，也应只限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肇事。官方人士和媒体，均不宜轻率对股市发声，更不可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去人为鼓吹和制造牛市。
然而这一次当局似乎决心改弦易辙。先是证监会负责人3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稳定了市场预期，是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投资者信心明显增强，反映了投资者对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预期。改革红利将是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同‘改革牛’的观点。”央行负责人同时也罕见地公开表态：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接着3月20日，证监会发言人又表示：近期股市上涨，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托底”金融风险可控的认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下行、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改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其后5月25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谈经济形势，表示“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6月12日证监会负责人在党校再次肯定“改革牛”。虽然上述官方人士的言论中，间或也提示一下风险，但明显是例行公事且轻描淡写。而鼓吹牛市的立场则态度鲜明、高度一致，显系有备而来。官方媒体随之应声而起、纷纷紧跟。新华社四月间居然七次发文挺市，称“本轮牛市的格局并未因阶段性调整而改变，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牛市支持。”更出格的是《人民日报》，竟毫不遮掩地宣称：这轮牛市“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宏观支撑以及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赌性十足又憋屈多年的中国股市，本来就笃信“政策市”和“消息市”，见官方权威人士及媒体公开站台，顿时波澜大作。各路所谓学者、专家、财经媒体、卷商基金经理、投机者象打了鸡血一样，争先恐后地齐声唱多。高举“炒股要听党的话”的大旗，发出“为国接盘”、“一万点可期”的豪言壮语，祭起融资、配资的杠杆新神器，雄赳赳、气昂昂地一路把股指推高冲破5000点，灾难也就此铸成。
官方人士和媒体涉及国事的公开言论，是重要的公共资源，尤其在“两报一刊”曾经号令天下的中国，更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商场的角逐和博弈中，不得滥用公共资源介入、参与博弈，乃法治国家的政治底线。所以掌控公共资源的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早被明令禁止；动用有形的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为商人谋利，则涉嫌犯罪；官方人士及媒体言论之无形国家公器，如果直接吹捧个股，也违纪违法；而在始终处于多空博弈的股市大盘中，公开为多空任一方摇旗呐喊，同样是逾越了滥用公共资源的底线。平心而论，上述唱多股市的官方言论，如果是在平时偶尔点评，没有形成刻意组织、喧嚣一时的多声大合唱，也许未可厚非。然而当股市处于敏感时期，特殊身份的官员在特定时间内密集唱多，必然成为制造股市泡沫的强大推手，难逃以国家公器为特定利益集团牟利、洗劫无知、轻信、却又醉心于投机的散户之嫌。
伟大的普利策有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虽然在这次股灾中参与制造泡沫的媒体难辞其咎、公信力丧失殆尽亦因此蒙羞，虽然大多数本应有瞭望者担当的媒体选择了不甚光彩的沉默和旁观，但令人稍觉宽慰的是：在股灾尚处“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吴敬琏老先生已经发出了“要当心”的警告；当股指一路高歌、股民一片狂欢之时，吴晓波忍不住高叫“疯了”；许小年更是怒斥在股市寻衅滋事、制造泡沫的始作俑者“该杀”；及至大盘已面临深渊，《经济观察报》也终于发出“如果股市跌成股灾”略显迟到的警告。虽然他们的理性声音，在一片疯狂喧嚣之中显得那么微弱、孤立，也得不到官方媒体的呼应和青睐；虽然证监会发言人到6月底，还指斥对灾难的警告是“否定改革成效，唱空中国经济，动摇市场信心的不负责传言和言论，扰乱市场秩序”；虽然竟有丧心病狂的暴徒杀气腾腾地扬言要惩办股灾预言者；但吴先生等诸位真正的侠者，毕竟让理性、真话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声音，在此次股市灾难中没有缺席，他们不愧是普利策笔下有良知的瞭望者。
按照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媒体乃第四种权力。在中国，官方媒体是更为特殊和强势的权力。既然从上到下都喋喋不休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然上市公司人士对本公司个股的倾向性言论，早已被关进禁言的笼子里；既然当下已经为媒体打造了备案、审查、删除、封杀形形色色的笼子；那么，是不是应该在此次股灾之后，能够老实承认失误、认真总结教训、严肃追究责任、深刻反思研究，如何把官方媒体的第四种权力，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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