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琮:股市里的“第四种权力”
2015/7/30 思想潮
从泡沫泛滥到泡沫破裂,是股市灾难的根本原因。而泡沫之所以泛滥成灾,媒体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那么,负有维护股市健康、避免金融风险责任的官方机构和权威人士、以及官方媒体,应该如何就股市发声、该不该有倾向性?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严肃对待、并亟待规范的问题。
本文载于共识网2015年7月24日,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股市里的“第四种权力”
文|周家琮
从泡沫泛滥到泡沫破裂,是股市灾难的根本原因。而泡沫之所以泛滥成灾,媒体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那么,负有维护股市健康、避免金融风险责任的官方机构和权威人士、以及官方媒体,应该如何就股市发声、该不该有倾向性?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严肃对待、并亟待规范的问题。
世纪之交,笔者曾忝列一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的任职培训内容中,印象深刻的要求有一条:上市公司高管,不得擅自对外披露公司信息、特别是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异动的信息。笔者对此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有官员或亲朋问及,皆守口如瓶。甚至出席董事会的笔记本、亦随身携带,不敢让工作人员代劳。既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对可能影响个股走势的公司事项,都不得随意开口,那么可能影响甚至左右整体股市的官方人士和媒体,对股市的趋势,就更应该噤声。否则难免有操纵股市之嫌,而操纵股市,已足以入罪。所以在法治国家和地区,鲜有官方人士、特别是和金融业有关的官员,平时敢于公开对可能影响股市的问题,发表倾向性意见。典型如当年美联储格林斯潘,从来不就联储会事务举行新闻发布会,也拒不接受拟录音的采访,并自我调侃“我学会了语无伦次加含糊其辞”。
当然也有例外。一旦股市发生足以导致系统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灾难前兆时,配合当局稳定股市或出手救市,官员发表提示风险或稳定人心的言论,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和前述操纵股市言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经法定程序、有责任授权,是对股市自发行情的平抑、是负反馈。而前者虽然背景也许颇深,却并不规范、亦无授权,是鼓励股市投机、火上加油的正反馈。在系统控制理论中,将输出信号同相位反馈至输入端,是正反馈。优点是可以放大信号,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玩过的再生式收音机。但其致命缺陷是增加系统不稳定性,极易导致系统自激震荡甚至崩溃。因此再生收音机早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高档音响设备,普遍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负反馈。虽增益有所损失、但大大提高了系统品质特别是稳定性。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形成负反馈,因此一般情况下市场能自动趋向平衡和稳定。而股票市场恰恰相反,由于其交易标的和牟利方式的特殊性,大行其道的基本机制是正反馈,其典型表现就是追涨杀跌、羊群效应。
市场本身有盲目性,对市场起负反馈作用的逆向调控,是政府稳定市场的手段和责任。股票市场比商品市场更具投机性、更易孕育风险,既不健全、也不健康、极具特色的中国股市,尤为甚之。官方机构和官方媒体,应当做的是逆向疏导和调控,绝不可推波助澜甚至玩火!中国股市过去三十年,政府总是在股市低迷时出手相救、鼓励信心,更多的则是在股市疯涨时,出台政策平抑股价、警示风险制止狂热,从而成功避免股灾蔓延。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拯救港股、朱镕基1996年对过热股市的所言所行,今日回顾,皆可圈可点。作为守夜人、监管者的监管机构,平时对股市应持超然的中性立场。偶一为之的调控,也应只限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肇事。官方人士和媒体,均不宜轻率对股市发声,更不可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去人为鼓吹和制造牛市。
然而这一次当局似乎决心改弦易辙。先是证监会负责人3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稳定了市场预期,是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投资者信心明显增强,反映了投资者对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预期。改革红利将是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同‘改革牛’的观点。”央行负责人同时也罕见地公开表态: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接着3月20日,证监会发言人又表示:近期股市上涨,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托底”金融风险可控的认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下行、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改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其后5月25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谈经济形势,表示“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6月12日证监会负责人在党校再次肯定“改革牛”。虽然上述官方人士的言论中,间或也提示一下风险,但明显是例行公事且轻描淡写。而鼓吹牛市的立场则态度鲜明、高度一致,显系有备而来。官方媒体随之应声而起、纷纷紧跟。新华社四月间居然七次发文挺市,称“本轮牛市的格局并未因阶段性调整而改变,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牛市支持。”更出格的是《人民日报》,竟毫不遮掩地宣称:这轮牛市“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宏观支撑以及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赌性十足又憋屈多年的中国股市,本来就笃信“政策市”和“消息市”,见官方权威人士及媒体公开站台,顿时波澜大作。各路所谓学者、专家、财经媒体、卷商基金经理、投机者象打了鸡血一样,争先恐后地齐声唱多。高举“炒股要听党的话”的大旗,发出“为国接盘”、“一万点可期”的豪言壮语,祭起融资、配资的杠杆新神器,雄赳赳、气昂昂地一路把股指推高冲破5000点,灾难也就此铸成。
官方人士和媒体涉及国事的公开言论,是重要的公共资源,尤其在“两报一刊”曾经号令天下的中国,更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商场的角逐和博弈中,不得滥用公共资源介入、参与博弈,乃法治国家的政治底线。所以掌控公共资源的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早被明令禁止;动用有形的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为商人谋利,则涉嫌犯罪;官方人士及媒体言论之无形国家公器,如果直接吹捧个股,也违纪违法;而在始终处于多空博弈的股市大盘中,公开为多空任一方摇旗呐喊,同样是逾越了滥用公共资源的底线。平心而论,上述唱多股市的官方言论,如果是在平时偶尔点评,没有形成刻意组织、喧嚣一时的多声大合唱,也许未可厚非。然而当股市处于敏感时期,特殊身份的官员在特定时间内密集唱多,必然成为制造股市泡沫的强大推手,难逃以国家公器为特定利益集团牟利、洗劫无知、轻信、却又醉心于投机的散户之嫌。
伟大的普利策有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虽然在这次股灾中参与制造泡沫的媒体难辞其咎、公信力丧失殆尽亦因此蒙羞,虽然大多数本应有瞭望者担当的媒体选择了不甚光彩的沉默和旁观,但令人稍觉宽慰的是:在股灾尚处“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吴敬琏老先生已经发出了“要当心”的警告;当股指一路高歌、股民一片狂欢之时,吴晓波忍不住高叫“疯了”;许小年更是怒斥在股市寻衅滋事、制造泡沫的始作俑者“该杀”;及至大盘已面临深渊,《经济观察报》也终于发出“如果股市跌成股灾”略显迟到的警告。虽然他们的理性声音,在一片疯狂喧嚣之中显得那么微弱、孤立,也得不到官方媒体的呼应和青睐;虽然证监会发言人到6月底,还指斥对灾难的警告是“否定改革成效,唱空中国经济,动摇市场信心的不负责传言和言论,扰乱市场秩序”;虽然竟有丧心病狂的暴徒杀气腾腾地扬言要惩办股灾预言者;但吴先生等诸位真正的侠者,毕竟让理性、真话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声音,在此次股市灾难中没有缺席,他们不愧是普利策笔下有良知的瞭望者。
按照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媒体乃第四种权力。在中国,官方媒体是更为特殊和强势的权力。既然从上到下都喋喋不休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然上市公司人士对本公司个股的倾向性言论,早已被关进禁言的笼子里;既然当下已经为媒体打造了备案、审查、删除、封杀形形色色的笼子;那么,是不是应该在此次股灾之后,能够老实承认失误、认真总结教训、严肃追究责任、深刻反思研究,如何把官方媒体的第四种权力,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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