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荐|科尔奈：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2015/11/27 思想潮
科尔奈·亚诺什，1928年生于布达佩斯，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匈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先生的最新著作《看中国》，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的话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通过海量投资的方式维持住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了国内外的一片赞美之声。鼓吹“中国模式”的人们甚至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已经很成功了，无需进一步改革。由此，改革进程被搁置，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多年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社会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我想到了中国改革谏言者科尔奈先生。2010年初，我通过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向定居于布达佩斯的科尔奈先生发出了一份采访提纲。82岁的科尔奈先生很快回复说，愿意接受采访，但是他要花费一段时间研究中国问题，然后才能给予答复。多么严谨的一位学者!经过了两个月的认真思考后，科尔奈发回了一份详尽的回答，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中国改革再建言
采访时间：2010年3月—5月
采访方式：书面采访
① “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马国川：您曾经说过，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组成。有的部分成本低，有的部分成本高。中国改革选择的是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所以比较顺利。在您看来，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否可以说是成功的？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如何评价？
科尔奈：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我想尽我所能地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为了尽量准确，我就必须把你的总问题分割为几个小问题，而且我还要努力澄清一些含混的概念。
在你的语汇里，“模式”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们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模式”是一种理论性构架，这种构架能够描摹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特定的关系。从你的行文判断，你用这个词显然是另一个意思，你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是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的。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是根本无法模仿的!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既然如此，那我还不如来分析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包括这些特征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尝试着判定一下，这些特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如果是有利的，它们是不是唯有在中国才能出现，或者说其他国家能不能同样地实现并具备这些特征。
在你的问题里还有两个词，我觉得比较含混，从而需要解释，给以清晰的界定。
一个模糊不清的表述是“顺利”。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的？你的“顺利”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经济产量在毛泽东死后持续增长，至多只有时快时慢之分，而从未有过绝对的下降吗？这是中国的发展所具备的一个令人着迷的特征，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苏联和东欧的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在1989-1990年的政治变动之后变成了民主国家，并接着进行了经济转型，但这伴随着与转型有关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此期间的一些年份里，经济产量甚至没有达到转变之前的水平。
至于那些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呢，它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经历了严重的、痛苦的衰退，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无法断定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已重新开始增长了。
那么，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在你的问题里，“成本低”一语又是什么意思呢？低价格是谁支付的呢？如果美欧的消费者购买了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他们当然就享受了“低成本”。但中国的产品为何能以低价在富国的市场上销售呢？这就有几方面的因素了。一个是汇率，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人的低薪酬。劳工成本不仅包含雇佣者给予受雇者的金钱，还包括与工资有关的、与工资成比例的税和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北美和欧洲的劳工成本升高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建立了福利国家，向劳工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福利。这样的做法损害了许多与中国产品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
由此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的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的GDP的利用中，投资所占的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当前的一代正在为未来的一代做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那是可行的，在历史上也是有人采用过的，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其他的路径也是可行的。以几百年为单位，思考一下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吧，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国走过的道路。在它们的历史上，经济的增长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么快过，但它们都达到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是与经济产量同步增长的。
“低成本”是当今中国话语里广泛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此语也许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忽视中国面临的那些真正关键性的战略困境。
马国川：中国经济一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尔奈：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至于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也许可以说无法判定。
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吧。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速比中国现在的GDP增速低得多。但就在这一百年里，瑞典的社会民主派不断地赢得议会选举，不断地支持工会和社会大多数。他们不断地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足以保障体面晚年生活的养老金体系，并且获得了成功。
再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在美国这个国家，创业精神是极其旺盛的。过去60-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再看看印度。印度的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它在不久之前也是一个贫穷的、停滞不前的国家。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无拘无束地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且，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一直屹立不倒。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也许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的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又如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这种政治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但这样的政治体制能维持多久而不被改变或改革呢？我想这些问题最好由研究政治学与当代史的人来解决。
我想，在我们的提问和回答进行到现在的时候，我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在勾勒了历史上的这些国家走过的不同路径之后，我想提出以下的想法：
我们根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是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进行这样的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在这里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这些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未完，向下继续阅读)
《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最新著作《看中国》，本书主要内容是他近几年对18位国际著名人士的采访，其中既有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莫德罗等世界知名政治家，也有科斯、科尔奈、青木昌彦等大师级经济学家，还有福山、尤努斯等著名思想家。这些人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很值得正在为实现大转型而努力的国人从中汲取营养。
② 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入制度改革
马国川：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如何正确区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如何解决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结合匈牙利的具体实践，您有什么建议？
科尔奈：你问到了匈牙利的经验教训，但事实上在匈牙利人们对此并没有共识。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体制下的各种政治论坛上、在传媒中、在知识分子的研讨中得到了激烈的辩论。而且，这显然是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课题，而不只限于匈牙利。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几乎同样的时点上被提到了世界各地的历史议程之上。在所有那些1989-1990年之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即那些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特有的极端主宰地位的地方，人们已经进行了不断的努力来弱化政府的角色。但是，近来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也警醒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有时更有效的政府监管也是必需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最具吸引力的、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许多国家，头脑发热的改革者都曾希望他们设计的理念能立马见效，并对全国各地都适用。我发现中国通常的行事方法是不一样的。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的。之后这些创见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还会作为范例向全国各地推广。因此那些可行的创见会向其他地方扩展，扩展的速度甚至会不断加快。
政府官员进行的经济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应该取什么样的比例，这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例如3：7、5：5、7：3之类。例如在银行、教育、医疗、公安等不同的领域，合理的比例是各自不同的。在一些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要作用，另一些领域则须由市场主导。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弱肉强食的杀戮场。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的、运转起来纤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是远不够完美的，甚至即使是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它们各自的缺陷。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我们不需要那种空洞的、大而无当的口号，例如“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政府来遏制市场的种种放纵!”“官僚干预滚到一边去——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之类。相反，我们应该针对具体的问题领域进行负责任的、冷静公正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并精心地计算在这些领域里，政府影响应该达到多大的规模与限度。
马国川：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制度改革会不会随经济增长出现？
科尔奈：如果我们对许多国家几十年间的历史进行一番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至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之间，就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了。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经济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事实上当时苏联却发生了令人震骇的政治压迫与恐怖大潮。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是最富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那之后德国经济增长率也迅速加快。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
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
③ 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马国川：1986年您来中国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您提出经济改革的四种目标模式，您主张采取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而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宏观调控却日益加强。您认为，中国应该做哪些努力以实现改革目标？
科尔奈：从万里之外的布达佩斯向中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不敢贸然为之。贵国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条件及经济社会形势有透彻的了解。他们远比我有资格提供建议。我至多只能谈我在几个问题上的认识。
第一，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一些大问题。虽然现在许多欧美银行处境不易甚至艰难，而中国的银行看上去十分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井然有序。对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贷款结构、尤其是不良贷款的处理，中国专家应当加强分析。
第二，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编者注：即《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一书，1988年曾在国内出版)，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我在该书中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示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苏联和东欧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例如住房、环保、城市交通等。我在书中还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不协调：那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件时髦的新夹克，但下身却是破破烂烂、仅足以蔽体的裤子，脚上连鞋都没穿。也许这本书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再版。
第三，我看到的数字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第四，中国必须接受出口市场必将缩小这个事实。中国国内的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越是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就会越小。目前为止中国奉行的是一种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中国现在有没有为调整这一战略做准备呢？
第五，要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法治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来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但我认为要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保障各种合同得到遵守，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列出来的这些问题、忧虑与任务远没有涵盖全部。我真诚希望中国的经济决策者能找到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些难题。
马国川：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成本在上升。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东欧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科尔奈：我觉得最好不要试图从东欧转型中得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多，但它们的经历却是千差万别!在任何的一年里，都有一些国家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些国家则问题丛生，但所有的国家总是时起时落，成功与失败并不持久。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从东欧国家那些不怎么成功的措施中吸取经验教训，才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长期来看，民粹主义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公众最终会要求政府履行那些迎合大众情绪的、不负责任的承诺，把那些主张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的人抛在一边。
第二，将某些改革措施强加给公众，是不会有效果的。事实证明，只有事先经过深入辩论并取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持久的效果。
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包括镇压抗议，恐吓那些提出独立观点的人。这种打压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空间。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于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事实表明，只有那些明确表示愿意从别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中学习的国家，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吸收这些经验、并将其与本国环境相适应的国家，才能得到外部世界的更多同情。
在苏联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消亡之后出现的那些新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五花八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正在得到检验。我想建议我的中国朋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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