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这些事只要你想知道，你一定能够知道的
2015/12/6 思想潮
(11.27-12.6)
思想潮出品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我觉得最好不要试图从东欧转型中得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多，但它们的经历却是千差万别!在任何的一年里，都有一些国家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些国家则问题丛生，但所有的国家总是时起时落，成功与失败并不持久。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从东欧国家那些不怎么成功的措施中吸取经验教训，才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长期来看，民粹主义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公众最终会要求政府履行那些迎合大众情绪的、不负责任的承诺，把那些主张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的人抛在一边。
第二，将某些改革措施强加给公众，是不会有效果的。事实证明，只有事先经过深入辩论并取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持久的效果。
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包括镇压抗议，恐吓那些提出独立观点的人。这种打压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空间。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于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事实表明，只有那些明确表示愿意从别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中学习的国家，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吸收这些经验、并将其与本国环境相适应的国家，才能得到外部世界的更多同情。
在苏联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消亡之后出现的那些新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五花八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正在得到检验。我想建议我的中国朋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摘自11月27日推荐的《科尔奈：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经济增长引发中国知识界的虚骄，现在许多讨论中国文明的，或者刻意强调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机会，或者将全球经济说得一塌糊涂，风景这边独好，全世界好像都进入危机，惟独中国一枝独秀。在这种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以来一直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看法逐渐成为主流，以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在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路被我们的意识形态给遮蔽住了，我们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近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更不知道中国文明在近代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中西文明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关系。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新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接触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是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也像更早时候，黄河流域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等一样，没有障碍。儒家教导“一事不知以为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事，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程度上，还处在一个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的好玩意，我大清宫里都有，所以更多的我大清不需要。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与文明冲突，与什么入乡随俗，三跪九叩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摘编自11月29日推荐的《走出悲情：中国文明的过去与未来》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一位台湾教授对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大体如此。
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指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在台湾教授家里和乡下普通农民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大都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摘自11月30日推荐的《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
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埃斯波西托创造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词“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用来描绘如下情形：将“反恐”等同于反伊斯兰教；不加分析地将穆斯林视为恐怖主义“罪犯”；宣扬穆斯林移民将使欧洲在100年内“阿拉伯化”，等等。在埃斯波西托看来，“伊斯兰恐惧症”让西方人丧失了理智和判断力，把伊斯兰教妖魔化了。“伊斯兰恐惧症”妨碍了西方与穆斯林世界建立和发展良性正常的关系。因此，埃斯波西托指出，穆斯林和西方国家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由于西方不当的政策造成的。
批评者则质疑“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说那是埃斯波西托发明出来的带有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标签，以此来“使那些对穆斯林的批评闭嘴”。但批评者并不否认“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只是坚持将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批判与对伊斯兰教的反思结合起来。而这恰恰是埃斯波西托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不同。埃斯波西托避免碰触任何本质主义意义上的伊斯兰教这个话题，极力廓清那些“反现代、反西方”的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在埃斯波西托看来，是极端主义者以政治“绑架了”伊斯兰教，他们并不能代表广大的穆斯林。
那么，到底谁代表穆斯林呢？埃斯波西托显然在暗示读者，答案是：那些爱好和平与民主的、虔诚的、坚持走自己道路的穆斯林。
——摘自11月30日推荐的《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中国的四大恶霸地主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教科书，进入到历史书，进入到影视文艺作品。大家知道都是谁对吧？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位是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也可能有一点现实原型，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而所谓周扒皮和刘文彩是实有其人，我自己做农民的口述史研究，会涉及到地主的问题，我曾经问同学们，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刘文彩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弄了水牢，又弄了收租院，迫害贫下中农，坏事做尽；周扒皮也根本不是地主，只是一个富农，“半夜鸡叫”这个事情通通没有发生过，我跟你们说你们能相信吗，很多同学摇头说我们没法相信。在事实和历史真相重新呈现之后，大家会知道我说的不虚。
我一直跟同学说这些东西，已经过去的历史你如果想真的了解它的真相，了解它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苏里先生说到的，你可以去看书，你可以找资料，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你想知道，你一定能够知道的。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有些人不想知道，因为颠覆自己以往的、一直以来的认知，是一件痛苦的事，是一件觉得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事。我认为这和人性当中的一些弱点有关，回到阿伦特意义上就是对于思维我们有一种惰性，我们不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这些事我们觉得很麻烦，又让自己不痛快，这是人性当中的弱点，惰性。……
在我们社会当中，大家都逃离政治，特别厌恶政治，觉得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权力斗争，既肮脏又黑暗。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些原因，一是历史原因，文革时期政治统领一切，叫做“政治挂帅”。如果你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在社会当中没法生存下去，我们曾经历过那样极端的政治覆盖一切生活——社会、文化、思想领域，那样一个时代给人们带来恐惧。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大家觉得中国社会走上常轨，终于开始正常了，改革的设计师们也会提出叫做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大家都去搞经济搞生活了，关注民生，关注经济怎么快速发展。大家觉得终于不被政治所迫害，或者嫌政治讨厌我就离开它，终于有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从历史当中得到了这样一种教训：大家离政治远远的。这也是我们社会很多人不关心政治或者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12月1日推荐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读阿伦特？》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当我对台湾民众抱有一份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时，我也注意到这十多年来，台湾的“悲情”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有意放大，肆意炒作。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煽动族群的对立，一步步引导台湾往危险的“台独”方向滑落。现在国民党被民进党说得丑陋不堪，但我还是看到来台后国民党的另一面：
国民党在70年代后，由蒋经国主导，逐步开始革新过程，它在台湾还是做了许多好事：一是它的重师重教，连农村小学老师在社会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时至今日，这种社会气氛也未改变，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二是它的“三七五减租”和“均富”政策，让底层民众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贫寒子弟只要努力，不涉政治，照样有出头之日。前几天，我和现在所在大学的原文学院院长聊天，他是台湾最南部道地的农民出身，考上台大再留学美国。类似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就是这位先生告诉我，在台湾南部的乡下，还保留浓厚的“古中国”尊师的气氛。国民党搞的只是局部“革命”，拿到权力即可，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客观上为社会保留了一份活力，也使后来的社会转型较为平顺，不至于那么动荡。前天系里组织春游，出台北去了乌来温泉，小镇上的国民党乡党部，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乡党委，却叫“民众服务社”，他们甚至没听过“乡党部”，而“民众服务社”已有二三十年了。我可能是因为做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故而对国民党来台后的这番作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在两蒋时代，台湾社会的大氛围还保存一种“中华”气象。但是到了现在，“正确”的观点是“乞丐赶走了庙公”(李登辉语)，而谈“中华”更是“政治不正确”。“主流民意”对大陆毫无兴趣，其口号就是那个“台湾第一”，“台湾优先”，你要是“立足台湾，放眼大陆”，那就是“唱衰台湾”。和大陆民众普遍关心台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两极对照，“主流民意”对大陆抱着“惹不起，躲得起”，还要加一条，最好对大陆什么也不知道，紧闭双眼，紧紧抱住美国，要建设一个“小而美的台湾”。台商有近百万人在大陆，大陆就紧靠着台湾，但我在这里却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陆好像是在遥远的非洲!
——摘编自12月2日推荐的《台湾人民到底怎么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新人”尝试则是大规模的，全社会强行的，为的是实现一个完美主义的社会理想，然而，这一完美未来的地平线却令人沮丧地不断后退。
于是，这就会提出一个人性的普遍可能性和可欲性的问题：人们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洗心革面，改造自己，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有这样的道德圣贤或宗教圣徒。但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上几乎所有人、或者就是大多数人的人性？而且，一种强行的试图全盘改造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尝试，是否本身就违反道德乃至人性？
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社会对于人的观念和理想的一个剧变。在民国之后、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崇尚的还多是孔子等传统圣贤人物；在这之后，崇尚的人物就再也不是以孔子为中心的传统人物了。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传统人的观念的一个巨大转折。
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太一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是有意和传统的断裂乃至决裂；二是和政治的紧密连接。最后，它的结果主要不是文化的成果，而是政治的后果。
西方文化复兴运动产生了一系列文化的巨人，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开启了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时代也产生了自己的政治巨人，并不断树立自己的英雄模范人物。新文化运动中不乏道德高尚的君子和文化的翘楚，但是，经过百年来一系列的转折跌宕，它最后造就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可能还是寥寥几个政治“超人”和不少“末人”。
——摘自12月3日推荐的《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是可能的吗？》
台湾政治学教授蔡东杰：
台湾政治学教授蔡东杰：不合格的精英所以能滥竽充数或占着茅坑不拉屎，是由于一般民众的三个心理特征所致：首先是人民在能力(或至少是意愿)上就和这批人存在着差距，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在可忍受(通常很大)的范围内秉持着得过且过的保守心态，让政客们得以利用这种心理弱点继续玩弄政治；其次，从理性上来讲，尽管人民希望政府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事实是所有需求的充分满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在政客不断高声呐喊“再给我一点时间”的“合理诉求”下，落实政策的时间差也就一再成为他们摆弄民众耐心的惯用手法；最后，如果真的出现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其实这种魅力经常也是来自人为创造，特别是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后，更使政客习惯在镜头前扮演荧幕英雄)，他们就更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民众盲目崇拜偶像的心理，将后者操纵于股掌之上。
换言之，当我们对政治不满时，首先应反省的其实是自己。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精英们没有责任。通过创造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是精英们最常用的办法。所谓意识形态(事实上是种心理催眠过程)经常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例如天朝意象或“人民万岁”等；其次是合理化精英取得政治权力地位的途径，例如“君权神授”或“万世一系”等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最后则是用以解释精英为什么要做出这些政策。其中，第二点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
——摘自12月3日推荐的《如果政治是精英的游戏，蚁民该如何自处？》
底部评论功能已开启，下拉可评论；
关注思想潮可查看以上文章全文；
投稿与合作联系：思想潮邮箱1686528962@qq.com
微信号：sixiangchao搜索加关注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思想潮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