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为什么落魄文人最爱革命
2015/12/22 思想潮
作者：西坡，媒体人
来源：毒舌的舌(ID：dushedeshe)2015年11月30日，思想潮经授权发布。
为什么落魄文人最爱革命
文|西坡
谈起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人们常把头号功劳或罪过归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头上。然而在雅克·索雷的《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卢梭思想证明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启蒙哲学的特点是暧昧且本质无害的。一个证据是：18世纪90年代初，贵族们曾经热衷于用卢梭思想来对抗大革命。
简言之，卢梭思想是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都拿之能用的，他被卷入大革命属于躺枪。在罗伯特·达恩顿看来，“大革命催化剂”的荣光不属于卢梭，而属于“阴沟里的卢梭”。他说的是大革命之前活跃在巴黎的流浪文人，这些流浪文人与卢梭、伏尔泰等大作家都以泛义的“知识生产”为生，但两者有天壤之别。
大作家写的是鸿篇巨制，关怀的是人类命运。流浪文人写的是小册子，关心的是玛丽王后和教士们有没有一腿。大作家混的是贵妇组织的沙龙，流浪文人只能聚在街头咖啡馆，置身于妓女、皮条客、小偷、性变态之间。
伏尔泰把底层作家形容为“写作谋生的可怜物种”、“人类的渣滓”、“文学的贱民”，认为他们比妓女地位还低。伏尔泰忘了自己当年被罗昂公爵的仆人当街痛殴时，冷血的围观客是怎样欢呼不已的。大作家已完成阶级跃迁与体制合流，岂会在意“知识分子贫民窟底层”其他兄弟的死活？那些煽动人心的小册子如果卖不出去，栖身地下室的写手们就找不到下一顿饭在那里。文坛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的。有人在大学讲台上谈笑风生，就有人在图书馆里操着外省方言遭受冷眼。
罗伯特·达恩顿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大革命前巴黎知识阶层的生存景象：
“巴黎充斥着小职员、会计、律师、兵士等青年男子，哪怕稍有才具，就去当作者。他们死于饥饿，甚至乞讨，炮制小册子”。
到处都是这些“饥饿的三流文人”，“这些可怜的雇佣文人”……“各种各样的拙劣诗人和文学青年。”
读过一些伏尔泰的外省青年，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哲学家，于是背井离乡，远赴巴黎，在这里无助地愤懑不平地生活，并耗尽精力。
那些追求“文学事业”的人的数目是惊人的。他们自己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工作……他们靠写诗和做梦生活，死于穷困潦倒。
在生存压力之下，底层文人被迫做一些社会上的“脏活”——充当警方的线人，贩卖色情作品。历史的大江大海过后，流浪文人创作的集色情与诽谤于一体的小册子早已湮没无闻，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但当时他们对公众的影响比启蒙思想家更直接、更有力。
1789年6月，大革命一触即发，P.J.B.热比耶这样说：“如此疯狂的动荡来自何方？来自一群小职员和律师，来自默默无闻的作者，饥肠辘辘的三流文人，他们游荡在俱乐部和咖啡馆里煽动人心。这些人是铸造出当今大众得以被武装的武器的温床。”
底层文人反抗体制的动力，首先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悲惨处境。这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未必比同阶级的农民、工人更困窘，但启蒙思想给予了他们打倒一切自己当家做主的底气。
底层文人并不是突然涌出来的破坏力量。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培养了一大批受过教育的青年。写作这门行当，对知识青年是零门槛的，而伏尔泰、卢梭等前辈的成功激励更多青年人走上这条路。然而，有野心的青年太多，巴黎顶层社会的空间却不够，受教育人口的过剩变成失业乃至饥饿的压力。革命的怒火，就在底层文人聚集的格拉布街不断酝酿。
100多年后的遥远东方，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一遍。20世纪20年代，中国爆发大革命，又称国民革命。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是幕后扯线的人，但在前线赴汤蹈火的是知识青年，尤其是学生。
历史学者王奇生有一句精辟的概括：“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都是文人。”据他研究，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后，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时人观察：
“党军进攻武汉时，各地学生纷纷南下，投笔从戎者络绎于途，冲锋陷阵，在所不惜。”
“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赳赳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而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看不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转引自《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著)
知识青年的革命热情从哪儿来，不能说没有主义的号召力，但就业压力也不可忽略。前面引文已有涉及，他们不是因为忙着革命而面有菜色、家徒四壁，而是因为无处落脚而投身革命。
王奇生研究发现，“新青年”们的信仰具有模糊性和庞杂性，他们虽然都以“思想进步”为时尚，但对各种主义并不甚了解，对各种主义之间的概念混淆不清。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准也不容高估，当时的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他们正是国共两党队伍的主力。
知识青年何以成为革命党的基本力量，王奇生提出两个长时段因素：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二是新学堂的发展。科举制具有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作用，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阶。而新学堂生产新知识分子的速度，比传统私塾培养读书人快得多。大量的新知识分子就这样在中国的都市中沉积下来。
1926年《国闻周报》发表文章《知识阶级与革命》，称：“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于加赠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与其谓思想所激，毋宁谓生计所迫”。所以知识青年群趋加入革命党，便带有糊口的动机。一个青年焦虑地投书报纸：“依着总理的遗嘱，含辛茹苦，继续冲上革命战线去努力吗？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养活臭皮囊的经费？”
受过一定教育的文人太多，而社会给他们准备的生存与上升机会不足，这是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大革命发生的共同背景。
这样的追溯很容易让人做今昔对比。我无意搞影射，但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想到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一条微博：
“为什么市场化媒体、网站的‘反政府’情结越来越重？一大原因是媒体人的境遇越来越糟，穷，没社会地位，成了新闻民工，一些京沪穗媒体人没户口，孩子上不了学。对媒体人好一点，善待媒体人，解决这个行业里的困难，这是我对当局在各个场合的呼吁。”
用心可谓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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