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汤志钧：光绪为什么要改革?
2016/1/5 思想潮
编者按
在中国，转型是一百年来从未间断的话题，有识之士也一直在为国家转型努力，只是或主动或被动，所择路径不同罢了。就拿一百多年前晚清光绪皇帝推动的戊戌变法来说，就是中国执政高层对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尝试的经验与教训，或许对今天的中国也有一定的镜鉴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新出版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志钧教授著作《戊戌变法史》(修订版)详细介绍并分析了戊戌变法，其中第六章介绍了光绪帝力推的“百日维新”，现摘其中第一节《诏定国是》为大家分析光绪推动改革的原因和具体改革尝试，供读者诸君参考。
光绪为什么要改革
文|汤志钧
一、 光绪的决心
戊戌变法，是经过康有为的建议和活动，通过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的，光绪(爱新觉罗·载湉)为什么要变法？他是怎样决心改革的？
光绪接位时年仅四岁，由慈禧“训政”。跟随岁月的推移，慈禧卵翼下的光绪，逐渐长大了。1889年光绪“大婚”，慈禧表面上只好“归政”。这时正是中法战争后不久，后党丧权辱国日甚，“国且不国”，不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凭临中国，连东方的日本也侵犯“天颜”了。
甲午战争时，光绪是主战的，翁同龢“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日记说：“上意一力主战，并请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同日，总署致李鸿章电稿也称：“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朝廷”，指的是光绪。黄海海战失败后，光绪又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主战不辍。
中日战争时，帝党的屡议战守，应与光绪的主战有关。当然，光绪的主战，掺有个人动机，如想借战争胜利提高自己的声誉，从而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束缚等，但他毕竟主战，和那些畏葸投降的卖国者自有不同。
马关签约时，光绪对一部分官僚“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表示支持。签约后，还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他不是甘愿签约，妥协卖国的。
既然如此，光绪为何终于在条约上“用宝”？这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当时慈禧虽说“归政”，实操国家大权；光绪虽说亲政，实需秉承“懿旨”。帝、后之间为争夺政权而矛盾日深。慈禧在颐和园“颐养”，操纵用人行政权，据记载：“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光绪之无权、慈禧之弄权由此可知。条约签订后，御史安维峻在折稿中称“和议出自皇太后”，并有“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可知光绪“遇事牵制”，他是在无权受制的情况下，在《马关条约》上“用宝”的。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光绪也知“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不欲为亡国之主”，促使了他改革图强的决心。他之所以决心变法，外患日急，“国将不国”，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后各地人民反抗日烈，清政府经济危机日深，使光绪也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不足以“固结人心”。
前面谈过，甲午、戊戌间，城市平民、农村农民暴动频繁，会党斗争不断发生，回民起义波及陕、甘、新、青、康各省，四川、山东反洋教活动频发，加之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广州起义等，这些情况，正所谓“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这样，光绪为了维持其统治，不采用政治改良，实在不能“固结人心”，缓和斗争。这是他变法的主要原因。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不足以拱卫”；《马关条约》的大量赔款，入超日益严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光绪也感到“非变法不能立国”。1895年7月17日(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颁发了“因时制宜”的“上谕”：
“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妥筹，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析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就是令资产阶级改良派欢欣鼓舞的“廷寄”。它虽为改良派所称道，但后党环伺，官僚因循，仍是一纸空文，毫无实效。
光绪准备改革，而后党故步自封，对内封禁强学会，黜革汪鸣銮、长麟，驱逐文廷式，对外派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东北，换取武力保障后党政权，他们抓紧军权、政权，冷视着帝党君臣对内政外交的焦虑。
此后，光绪又曾发过几次新政“上谕”，如1896年6月12日(五月二日)，准李端棻奏，推广学校以励人才，命各省督抚酌拟办法。1897年7月14日，准胡聘之奏，准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并向商人贷款酌定办理。同年12月17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谕：“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兢言自强之术，二年于兹矣。……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命将练勇空额开除，厘金中饱严除，减绿营无用之卒以养战士，调内地国防之旅以固海疆。”
1898年1月17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又命各封疆大臣悉心采访，实力保荐人才；饬实力裁汰绿营防勇，以备添练新军之用。1月27日(正月初六日)，准贵州学政严修奏，拟先行特科，次行岁举，以“开风气而广登进”。2月16日，准胡燏棻奏，关于各省精练陆军一事，命督办军务王大臣妥议具奏。
然而，“上谕”虽曾颁发，官僚实尚有违，如裁兵节饷的“上谕”，就先后遭到魏光焘、张汝梅、王文韶、依克唐阿、刘树棠、恭澍等“请稍宽时日裁兵节饷”、“无切实办法”的奏复。尽管光绪一再严饬“激发天良”、“懔遵叠次谕旨，即将此事赶紧筹办，迅速覆奏”，他们仍旧敷衍搪塞，未予重视。可知光绪的无权受制。这客观上也使他感到“诏定国是”的必要。
从光绪来说，思想上是有矛盾的：决心变法，有挣脱后党束缚，巩固封建政权的可能性；也有政治改革后，对下层士子言论的开放，使其遭受后党反击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毫不改良，统治权既难维持，政权独揽更属渺茫；进行改革，却对自身地位，对整个封建统治的巩固，还有若干希望。他也看到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内部纷纷议论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也有“新政”条陈，连慈禧的亲信荣禄也在1898年1月上疏：“请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造就人才”；每省设武备学堂，兼学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学。又提出整顿保甲。尽管他们只是老调重弹，用以“肃清内匪，固结人心”，但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危机使其不得不采取若干欺骗性的改革措施。于是光绪一则随时到慈禧处“请安”，借以窥探她的意向，防止后党的干预；再则援引改良派，排斥几个后党，逐步巩固地位，“以脱离太后之束缚”，巩固政权。
照此说来，光绪之所以支持变法，是基于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经济危机，人民革命因素的不断增长；也是为了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束缚，巩固封建政权。正由于这样，光绪所“爱”的“国”，是封建的旧中国；所“保”的“国”，是封建的清政府。他援引改良派以自固，改良派也依靠光绪以自重，但他们的主张却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究竟把中国“变”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上有着严重分歧。那么，在剖析“百日维新”时，就不能不考虑光绪变法和改良派变法之间的区别。
戊戌变法史
作者: 汤志钧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10
定价: 78.00
二、 “诏定国是”
1898年6月1日(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说“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6月8日，代徐致靖拟《请明定国是疏》，“请特申乾断，明示从违，以一众心，而维时局”。康有为自己也上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请上告天祖，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6月17日，宋伯鲁又上《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认为“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宋伯鲁、徐致靖都是帝党，杨深秀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联络的“台谏”，他们都在这个时候次第上疏，折稿还经改良派代拟，可知“请定国是”的折稿，是帝党和改良派因“日言变法，而众论不一”而策划，以正趋向的。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等的奏章，召集军机全堂，“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所谓《定国是诏》的内容是：
“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上述“诏书”，应为翁同龢所拟，前文谈到，张謇在“诏定国是”前一天，已“见虞山所拟谕旨”，《翁文恭公日记》也有记载：
“ 二十三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帝党代拟折稿，帝党首领“拟旨一道”，可知“诏定国是”是改良派和帝党结合，争取了光绪皇帝才获得实现的。
上述“诏书”，指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不能“徒蹈宋明积习”，而需及时变法。特别提到练兵和兴学，前者用以“强国”，后者资以“励才”。也正反映了甲午战争后海陆军覆灭，急需重练；洋务派所办“新政”无效，急需“聘才”。
“诏书”指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与翁同龢应对时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是一致的。这种提法，与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有相似处；但它旨在“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说明要挽救瓜分危机，与洋务派的投降外交政策有别。
“诏书”指出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没有提到政治改革，这也反映帝党变法有其局限。
但是，这是以皇帝的名义“定国是”的诏书，它的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而此后“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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