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德鲁克：反法西斯主义的错觉
2016/1/29 思想潮
1940年6月19日，德国一处未知地点，一群妇女、儿童和德国国防军士兵在致以纳粹礼。(美联社照片)
编者按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如雷贯耳，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却不是一本单纯的管理学著作。正如德鲁克自己所言，“这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它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主义的兴起，并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
在德鲁克眼中，《经济人的末日》是他所有作品中，与今天的年轻人关系最密切的一本书。它不仅有助于他们了解父辈们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或许也有助于今天的这代人，避免在他们的人生中重蹈那场浩劫。
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思想潮网络首发。
反法西斯主义的错觉
文|彼得·德鲁克
短短几年内，法西斯极权主义已经成为全球革命的主要潮流。它变成欧洲唯一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让民主制度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全球各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运动，都拿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措辞当幌子： 近东地区的新民族主义、远东的旧封建主义、拉丁美洲传统的军事政变和“种族觉醒”、亚非殖民帝国的宗教反抗，皆自称为“极权主义”；三十年前的民主政体运动和十年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着实也该打这面旗帜才是。而共产主义这场昨日的世界革命，不止被迫承认仅能自卫，也不得不承认丧失了战斗力。不论共产主义领袖的脑中对遥远的未来还有什么高见，他们和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民主组成联合阵线、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结果，是再也当不成革命力量，也等于宣告放弃了要做未来社会秩序之先驱的承诺。“法国人民阵线”的无能，以及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联合阵线思维的彻底溃败，都表示共产主义再也无法有效抵抗法西斯主义。
从极权主义在国外普遍遭遇敌意的情形来看，它能如此迅速取得优势，实在惊人。世人无不害怕极权主义的残忍、担忧它的激进、憎恶它充满仇恨的口号及信条。与之前所有革命不同的是，即便是旧秩序国家的少数族群，也无法接受极权主义的宗旨、精神和目标。然而，法西斯主义仍稳定地取得进展，直到称霸欧洲。
为何那些坚定的民主派反对人士，制止不了这个危及他们所有信念的最大威胁呢？原因并不是怯懦。为了对抗法西斯，西班牙有无数人捐躯，奥地利工人牺牲性命，意大利和德国也有许多默默支持反对运动的无名劳工，这些人的英雄气概无庸置疑。但是，若勇气挡得住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早就被阻止了。
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民主国家的部分人士一厢情愿地认为，法西斯式的“激进主义”只是过渡，以及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会长久”的错觉，都是民主无能抵御法西斯的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试着用理性了解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并非像许多情绪凌驾理智的人常断言的，是要为它辩护或辩解；相反，唯有这么做，才能顺利展开行动以阻止它在全球蔓延。
法西斯主义这场威胁所有欧洲文明基础概念的革命，生根于欧洲长久以来的发展。这股在欧洲塑造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在美国能起多大作用、活跃到什么程度，我没有资格论定。但我深信，美国与欧洲大不相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力量，因此我所有的结论不能直接套用于美国。我希望这份对法西斯起因与意义的分析真能对美国有所帮助，但不希望误导美国读者把欧洲的陈词滥调应用在自己的国家上。
除了某些明显曲解证据、根本不必特别反驳的主张外(如法西斯国家多数民众私下皆对政权怀有敌意，只是遭到恐怖政治镇压)，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般有三种说法： 一、 它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二、 它是资本主义一时的成就，目的是为了拖延或防止社会主义终将得到胜利；三、 它是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对愚昧大众及其本能之影响的结晶。
若要解释极权主义的起因及本质，以上三点均无意义。法西斯主义当然以血腥残暴见长，也的确践踏了个人的生活与自由。在相信绝对善恶的作者眼中，光凭这点就足以全面谴责法西斯主义。但它无法提供任何解释。残暴本身不过是一种症候，代表法西斯主义跟所有革命一样，是种将人们震出生活常轨、释放出他们隐藏的凶残本性的革命。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共有的特征不管革命的起因、本质和方向为何。这种破坏力仿佛瞎了眼一般四处造孽。
至于把法西斯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纯属谬误。说“大企业”(big business)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并不准确；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在工业及金融阶级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说“大企业”从法西斯主义那里获益也同样不准确，它还可能是所有阶级中，受到极权主义经济和国防经济(Wehrwirtschaft)创伤最重的一个。更荒谬的是，竟有人坚持，资产阶级(甚至其他任何人)有理由担心劳工阶级在法西斯上台前的意大利和德国获得的胜利。这整套理论只不过想扭曲历史，是站不住脚的辩解，不是认真的说明。
对法西斯主义最危险也最愚蠢的解释，则是所谓的宣传理论。首先，我没听过哪一项宣传理论能说明下面的事实： 直到法西斯主义(以及后来的意大利)胜利之前，所有宣传工具其实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没有哪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不极尽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纳粹及法西斯的报纸则乏人问津、濒临倒闭。德国的广播电台(政府拥有)一再猛烈抨击纳粹；比报纸和广播更有力的国立教会，也纷纷利用讲道坛、告解室等巨大的直接影响力，来打击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不过，比起另一种目光短浅、自欺欺人地用来反对法西斯的论调，这算是小巫见大巫了，那种论调就是：群众被宣传麻醉了。而这根本就是在拥护法西斯的主张；希特勒也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利用了这点。我们不断宣称，对抗法西斯是为民主自由而战，为个人自由与不可剥夺的人权与尊严而奋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承认，群众会受宣传诱惑而放弃这些权利，那我们的信条就丝毫不具正当性，那我们干脆也变成法西斯分子算了。这样至少比那些狂妄的假贵族作风更真诚，伤害也更少假贵族们在为自由凋零哀悼的同时，又担心群众造反。
但否定群众的自由和自决以避免他们受宣传影响，也不能保证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另一边；就算没有宣传，也阻挡不了法西斯主义蔓延。探讨大众心理的学术书籍中，所有渊博的学者都归向同样的结论： 我们没有用四肢爬行，或没有全部成为裸体主义者的原因，在于碰巧没有出现足以煽动群众的领袖，因为事实证明群众很容易成为优秀销售员的猎物，不论他卖的产品是什么。然而一如以往正确的是，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某种宣传形式的成功，以及成功的原因，都是极重要的征兆；但宣传并非起因，反宣传也绝非解决之道。
反法西斯运动满足于上述(部分不正确、部分无意义却绝对肤浅的)解释，并非偶然。他们沉湎于自欺与妄想，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不愿认清、拒绝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全貌”不是在现有政经体制内部的政治结盟，而是与所有革命一样，是一场由外部开始进行的革命。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并未改变，而法西斯主义必须以某种方式适应之。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已经改变甚至摧毁了这些昨日的本质，从每个国家一发生战争就走向极权的事实便可得知。因为，只要战争仍是一种政治手段，战时任何社会组织的彻底改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总体战”中以全新武器与交战国概念造成的改变)，都象征社会与政治秩序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转变。
旧体制一直怀着一种错觉，认为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某股旧势力以全新的伪装出现。16世纪的罗马教宗、17世纪英国保王党员(Cavalier)和18世纪的法国贵族都顽固地坚持： 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新运动，而新运动之所以成功，全是煽动暴民和唤起人性本能之故。这样的错觉向来是旧势力垮台的主要原因。唯有将革命视为革命，并正确诊断其真正起因，才有可能战胜它。而革命的真正起因，也是唯一可能的起因，就是价值秩序(特别是人类对其天性及其宇宙地位、社会地位的概念)发生根本、彻底的转变。
想了解法西斯主义和过往的革命有何区别，就必须从那些首度出现的、专属法西斯主义的表征着手。因此，恐怖、残暴、对异议分子和少数族群的无情迫害等一般革命的典型特征，我们大可不必理会。同样，我们也不必管军事独裁之外在形式，甚至是独裁者来自下层阶级、不属于旧秩序的“上流社会”的事实。最后，与一般看法相反的是，这场革命运动结合“形式合法”与“公然违法”之举，某种程度也是所有欧洲革命的共通现象早从克伦威尔执政前，中央集权政府取代封建分权制度时就出现了。
最初于法西斯主义出现而使之有别于其他革命的表征，共有三点：
一、 法西斯极权主义没有任何积极的意识形态，只是一味驳斥、打击与否定所有传统的思想与意识形态。
二、 法西斯主义不仅驳斥一切旧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与社会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以及依据该制度建立的管理机构作为增进人民福祉唯一方式的正当性。这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见。
三、 群众加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它要成为一种积极信条的承诺，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类承诺。
我们可从墨索里尼身上得到印证： 他不断鼓吹，法西斯当权后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政策，没有方案也没有制度。之后，历史学家及哲学家才受委托塑造一套意识形态。希特勒则没那么坦白，或者说脑筋没那么清楚；但关于纳粹主义的积极信条： 对日耳曼古老神祇，北欧完美人种，由自治、自主“有产阶层”(estates)组成的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以及英雄家庭的崇拜，在书中都能看得到。但群众对这些概念或思维兴趣缺缺，连组织最完善的民众集会都没有表现出狂热。群众之所以疯狂支持希特勒，肯定不是为了这些谜样的新信条。
墨索里尼(后来希特勒也模仿他)企图要从缺乏积极信条的情况下创造价值，从什么都没有中创造制度。那(不是别的)就是墨索里尼所谓“人类创造历史”的涵义!这句口号应该解读成“墨索里尼创造历史”，它并非原创，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但墨索里尼有更多用意，他想要主张“行动先于思想”，革命理应先于新信条或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以历史观点来看，这根本是一派胡言。过去所有革命起因于知识领域或社会领域中(或两者皆有)悠久而深刻的发展。“伟大的历史人物”充其量只是导火线，而且通常只是工具。然而，就应用于法西斯主义及纳粹革命的情形来看，墨索里尼的论点是正确的或说是部分正确。“行动”(即革命)发生之时，确实尚未发展出任何积极信条或是新的社会经济秩序。
但极权主义如果缺乏积极信条，就会出现很多负面观点做补偿。当然，每一场革命都会否定过去，认为自己神志清醒、能与过去断绝关系；毕竟，历史的延续性只有后世看得到或想象自己看得到。然而，法西斯主义否定过去的程度，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政治活动，因为它把这种否定当作最主要的政纲。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否定了本质对立的思维或趋势。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但也反对保守；反宗教，也反无神论；反资本主义，也反社会主义；反战争，也反和平；反大企业，也反对被认为是多余的技工与店主这份清单可以无限延伸。纳粹也是典型的例子，它所有宣传的主旨不是北欧人种，不是纳粹主义的承诺、征服或成就，而是反犹太主义攻击希特勒执政前的“十四年”、攻击外来的阴谋。
多年前，我曾听到纳粹煽动者在一场农民疯狂欢呼的集会中宣称：“我们不要面包太便宜，我们不要面包太贵，我们不要面包的价格一成不变，我们只要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这是我听过最贴近法西斯主义的诠释。但为了深情地唤回罗马恺撒大帝时期的荣光(那不管怎么看都太过遥远而无法当作现行的传统)，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遂以这种方式运作。(未完，向下继续阅读)
《经济人的末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7月)。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星期，德鲁克开始动笔。1939年春，本书在美国出版，是第一本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经典之作。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此写了一篇书评，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后来，丘吉尔下令，每位英国军官的背包里，都应该放一本《经济人的末日》。
在这些对欧洲传统的否定中，有一项格外重要： 驳斥“政治与社会秩序及依其建立的当权机构，必须证明自己在造福臣民”的需要。在法西斯主义眼中，几乎没有哪个过去的概念或思维，比权力的正当性更为荒谬。它认为“权力本身就是它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从这句新格言在欧洲广为接受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度，就可看出极权革命已深得人心。事实上，这是最惊人的创新。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两千年，权力与当权者的正当性，一向是欧洲政治思潮与欧洲政治史的核心问题。而在欧洲人信奉基督教后，所谓的权力正当性无非就是藉由行使权力为臣民谋福利拯救他们的灵魂、创造“更好的生活”，或者让最多数人达到最好的生活水平。连拥护完全君主专制的最狂热分子都不敢另作他想。16世纪提出君权神授概念的德国新教圣职人员，以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与法国作家波舒哀，皆为证实臣民的利益而煞费苦心。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之所以受尽同时代的人及后世的蔑视，完全是因为他对权力之道德正当性漠不关心，这态度害这位诚恳老实的男人在道德上遭到排斥即使身在腐败而权欲熏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立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制度，权力正当性一定是核心问题。因为就是单单透过这个概念，才能将自由与平等(或如之前所说的： 正义)投射到社会与政治的现实状况中；而基督教传入欧洲以来，自由与平等就一直是欧洲基本的精神思想了。但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个问题除了像是可笑的“犹太自由主义”残骸外，根本不存在。
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本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表征：投群众所好的心理学。几乎所有研究法西斯(及其他)问题的学者都把重点放在解释“宣传”上，就暗示承认了这种心理的重要性。乍看下，“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等成语是明显且易于了解的解释，但偏偏是错误的解释。在希特勒掌政前的德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几乎无人相信纳粹的承诺，连最狂热的纳粹分子都对纳粹信条漠不关心；非纳粹党的人士公然嘲笑。但群众却纷纷投入纳粹的怀抱。
有个例子包斯罕文件(Boxheim Documents)充分显露了纳粹宣传之中对信仰的内部矛盾：希特勒掌权前，一批年轻的纳粹分子试图为即将到来的纳粹国家规划蓝图，而轻率地公布了一份备忘录。他们严密遵循了正式党纲，以及希特勒的演讲与著作。其结论是已获证明正确得惊人的预测。然而，尽管过去从没有任何推论碰触到纳粹信条的基础，这份文件发布后，却引起无穷无尽的讪笑在纳粹内部。当时我曾和许多坚信纳粹的人谈过，包括学生、小店老板、白领阶级、失业人士等，他们一致由衷相信这件事情太荒谬了，只有最愚蠢无知的人才会真的以为纳粹信条和教义有可能或一定会实现。“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生活，那种生活令人无法忍受”是所有虔诚的纳粹信徒(每个都愿意为党牺牲)一致而真心的结论。
同样惹人注目的是，绝大部分的纳粹分子根本不把种族的反犹太主义当一回事。“那只是吸引选票的口号”是每个人都相信也反复说着的话；若还有人当真，就表示他是真的笨、容易受骗。
同样的矛盾也显现在“要战争还是和平”这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1933年之前，德国人无疑就像欧洲其他民族一样害怕战争，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在众人眼中，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显然最终就是战争；然而所有纳粹分子始终坚信希特勒追求和平的声明。
群众一定都知道希特勒的承诺彼此矛盾。他们可能同时被灌输了激进的反基督宣传，又听到纳粹是教会的救星等同样热烈的主张。但德国农民被合作组织训练了一百年，德国工人也经历了六十年工会制度与劳资谈判，不可能没发现这些同时存在的承诺间的明显抵触〔如戈培尔博士(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在1932年同一场演说中所说的〕： 农民种谷物的收入会更高，工人可以买到便宜的面包，面包店和杂货店会有更高的批发和零售盈余。再来，1932年的柏林金属制品工人罢工(德国史上怨恨最深的劳工斗争)之时，纳粹和共产主义者一同支持罢工、对抗已取消罢工的官方工会，而同一时间希特勒又在公开演讲中，向非常具有阶级意识的金属制造业者保证，在纳粹主义下，他们一定可以夺回经营权。结果呢？半数劳工和几乎所有工业家都成了纳粹的信徒。然而，任何宣传都不可能让柏林的金属业主或德国劳工忽略或忘却这样的矛盾。还有，希特勒一方面在法庭中发誓，他绝对会以“合法的方式”行动，同时，一有人杀害手无寸铁的反对者，他就会热情地拍电报到各地，赐他们“纳粹荣誉党员”为奖励。
别忘了，这些惊人的“功绩”也逃不过立场敌对的报纸、广播电台、电影界、教会及政府的眼睛，他们不厌其烦地指出纳粹的谎言、纳粹前后矛盾的言行、纳粹开出的空头支票，以及纳粹路线的危险与愚蠢。显然，如果理性看待纳粹的承诺是信仰纳粹的必要条件，那么根本没有人会成为纳粹信徒。
此外，纳粹领导人从不假装自己说的是实话。希特勒在书中坦言说谎之必要，纳粹领导人也跟着以公然漠视真相、大开空头支票为荣，戈培尔博士更是个中翘楚。在群众集会中，我不只一次听到他在人们为某个精辟谎言欢呼时说：“当然啦!你们知道一切都是宣传。”然后群众报以更热烈的欢呼。
同样的事情在奥地利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此，据我了解，在前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也差不多如此。还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虽然(或甚至是因为)群众明明不相信法西斯的承诺，却愿意相信法西斯主义吗？
以上三个法西斯主义的独有特征，包括缺乏积极信条及过分强调反驳过去，否认对权力正当性的需求，以及群众尽管不相信法西斯的说辞和承诺却信任依旧，都是我们要建立严谨分析时，必须仰赖的症候。虽然重要，但这些都只是征兆而已，尚不足以解释法西斯主义。不过它们仍显示出疾病所在，也指出疾病所属的类型。
三者之中，就属第一个最容易了解及辨认。过度强调负面，显然是为了弥补积极信条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出，就算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身上，行动也不会先于思想出现，而革命必须具有信条；如果找不到真实积极的新信条，就必须以消极、负面的取代。这意味着法西斯革命就和欧洲所有的革命一样，根源于宗教、知识和社会层面的发展，而不是像它伪装的那样，根源于行动。和一般模式相较，它只有一个根本差异但并非本书稍后会出现的恒定模式。在典型革命中，旧秩序、旧制度、旧信条崩解的同时，新秩序也会兴起。法西斯革命与之前所有革命一样，起因于旧秩序从内而外的崩解；但它和历史惯例明显不同的是，旧秩序瓦解之后，并未马上出现新的积极信条。
这也说明了法西斯对权力正当性抱持的态度，那向来是欧洲所有秩序与信仰的支柱。毫无疑问，要是有解决的办法，因缺乏积极信条而备尝艰辛的法西斯主义，一定会用来延续这个欧洲传统。因此，与自由平等及权力正当性的决裂暗示了，要延续这个欧洲传统、又要从中衍生出新的解决办法，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这些欧洲基本概念不能再依循数百年来的方向发展，显然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三个症候支持了这个假定：法西斯主义吸引群众的心理学，同时也阐明了其新办法的本质。乍看下，这门心理学似乎相当离奇且复杂，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而且不难了解它的意义只要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就可以。就像偷糖果时不小心打破罐子的小男孩，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发现、会被处罚，却不断祈祷、期盼，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也就是他可以逃过一劫。英国政府近几年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知道和独裁者之间不会有长久的和平，却信自己所不信、抱着没希望的希望，期待和平真会出现。小男孩和英国政府都期待奇迹出现。小男孩希望他的守护天使能介入，或刚好一把火烧掉房子湮灭证据。英国政府因为是由成熟男人组成，故向命运要求更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它希望德国发生革命、经济危机或苏德战争爆发。两者都希望能有违反一切事理的奇迹出现，因为另一种选择实在恐怖得难以面对。两者都因为绝望而祈求奇迹出现，群众转向法西斯求助的原因也是如此。
旧秩序瓦解了，世人却无法从旧基础设计出任何新秩序。结果就是一片混乱；而绝望的群众只好求助于那些保证要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魔术师：在让工人获得自由的同时，又让企业家“当家做主”；提高小麦价格的同时，又可以让面包变便宜；会带来和平，又要战争胜利；要什么、有什么，人人的愿望都可实现。所以，群众投向法西斯主义的怀抱，正是因为它矛盾且不可能。因为如果你被困在过去的洪流，无法回溯来路，前方又是一堵显然爬不过去的白墙，你只能期待魔法或奇迹来救你。一位大师在体会了最深沉灰暗的痛苦后喊出： 我信，正因为荒谬。事隔好几个世纪，这句话再度回响在我们耳际。
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不是“暴民造反”，也不是“无耻宣传的胜利”，而是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彻底的绝望。
哪些东西瓦解了？为什么瓦解？又是如何瓦解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实现哪些奇迹？它会如何尝试？能不能成功？会有新秩序出现吗？什么时候？又以什么为基础？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会一一回答这些问题。我只预提一个观点：法西斯的胡言乱语，就是代替秩序与信条的组织；虽然它无法成功，也不会长久，形式上的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却都无法阻挡其蔓延。但随着对这个体制的美化走到末路，就表示终会有一种新秩序，再次建立在欧洲传统的根本价值，也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
思想潮 ∣多元 理性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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