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立诚：“蛇口风波”始末（下）
2016/1/31 思想潮
编者按
2016年1月31日凌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探索人袁庚先生病逝，享年99岁。1980年代，袁庚先生在深圳蛇口推行的改革试验，备受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直至今日还屡屡被提及。
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文汇月刊》1989年第2期，并非简单介绍袁庚本人，是原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马立诚先生记录的发生在袁庚执掌蛇口时期的一次引起全国大讨论的风波。读者朋友可从中窥见袁庚时期蛇口的宽松社会风气，亦可管窥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思潮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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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风波”始末(下)
文|马立诚
第三章 卷起千堆雪
1.半路杀出个爱射门的曾宪斌
1988年春的北京，人民日报大院。
9号楼4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在地——一间拥挤而又静谧的研究生宿舍里，一个来自广东的31岁研究生把2月12日《羊城晚报》头版那篇报道蛇口座谈会发生争论的通讯，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
是对来自家乡的消息的关注？
不。小伙子那敏锐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短短的通讯在当代中国向人们展示的巨大意义。
这个表情严肃的青年眯缝着一双细长眼睛陷入了沉思。他叫曾宪斌，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85级研究生。这位好动脑子、笔头勤快的“海军第一个新闻研究生”在《人民海军报》上撰文说：“新闻是我所钟情的、理想的事业。”
小伙子说话慢条斯理，平常衣着很是朴素。80年代尾了，还留着平头，穿一身旧军便服。乍一看，你可能直觉地认为他保守。可这个未来的记者的新闻追求却很有点刺激性：要当一个射门意识强的记者。
这个“射门意识”可不是指一般的提高命中率——把自己的名字经常印在报上，而是指要主动向那些重大的、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出击——这样的问题就是曾宪斌所说的“门”，要命中它——驾驭它。凡是新闻圈里人或是接触过新闻的人，都掂得出这追求的份量。
果不其然。他下功夫写的那些通讯几乎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多数引起了争议。
《一位国家级专家竟去读硕士研究生——程抱全的选择发人深思》1987年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一见报，立刻在一楼大厅的评报栏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此事荒唐，简直是开玩笑，足以看出我国用人体制的弊端；有的认为程抱全只有中专毕业，读研究生丰富自己不算稀罕……17天之后，上海的《报刊文摘》在头版摘要转载了此文。
1988年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与雷宇对话》更引起了众多反响。雷宇，这位因海南“汽车事件”遭到查办闻名全国的人物，1988年初东山再起被广州人选为副市长。这遭遇本身就够具有爆炸性的了。曾宪斌在这个长篇《对话》中仗义执言，为改革者“摔倒再爬起来‘棒打不回头’”的韧性叫好，同时就敏感的“新闻监督”问题和雷宇畅所欲言、互相发问，提出了“新闻界多来点批评监督，以保护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至滥用乃至错用”这一重要呼吁。几天之后，《解放日报》《南方日报》转载了此文。
第三篇《“孟维娜行为”追踪》(人民日报1988年7月6日)，报导了广东一位颇有争议的年轻妇女——自荐竞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私立弱智儿童学校创办人孟维娜。在这篇报导中，孟维娜尖锐地批评了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若干不正常的现象。她说：“有些人大代表说‘当个代表没意思，一年开那么一两次会，没什么用’，我很怀疑这些代表会有议政参政的热心和能力。而我不同，我有参政议政的自觉意识……”文章还披露了我国一些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按上边命令投票的敏感现象。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广东引起了一阵波澜……
为什么曾宪斌有这么大的锐气？
借用这个年轻人自己创造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来说，他得力于“县城文化”。
他认为，在中国，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由于相对优越感，很多人意识老化，失去了进取精神。而穷乡僻壤的村落，则由于封闭落后，大部分人的精神面貌常处于呆滞状态，无由进取。只有县城，由于它一方面时时受大城市各种信息的冲击，人们的观念比较开放；另方面又对广大农村基层种种封闭落后的弊端感同身受，因而思变之心最切，最具有向上竞争拚搏的劲头。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敦促着县城有为的年轻人时时更新自己，不停顿地向前进取。
现在，正当他即将进入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的时候，他读到了《羊城晚报》这篇通讯。虽然只有千字，虽然只露出了蛇口座谈会的一角，可曾宪斌仍然感受到了一股震撼全身的冲击。商品经济观念和习惯了的思想意识、道德形态发生了这样尖锐的冲突，看来，一场震动全国的大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啊，类似的冲突和争论早已在朋友间、家庭里进行了，但那是隐蔽的。人们上班开会，该顺着别人说什么还得说什么，真没劲透了!但是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该把话端到桌面上来了。改革的深入需要公开性!中国需要公开性!
这不是他渴望已久的那个“门”吗？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应当推动这样一场观念的革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报刊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但地方报刊毕竟影响有限；如果人民日报介入，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他跑图书馆，跑资料室，收集着逐渐泅开来了的“蛇口风波”的报道、评论，一篇又一篇地复印下来，思索着。
当然，在实习期间他还有日常的编辑、采访、写作……但在繁忙中，他抽空酝酿着从何角度切入……
5月下旬，他尝试了第一次。
他写了一篇一千字的杂文送给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编辑。
这篇杂文对青年教育专家在座谈会激烈辩论时质问发言青年名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2.《“蛇口风波”答问录》的风波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最大的消息总汇之一，它的编辑和记者当然有很多人也在关注着“蛇口风波”。报社内部的意见是歧异的，但有一点却为大家所认同：这场“风波”显示了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里确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
随着“蛇口风波”的荡漾，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报刊读者或是迷惘，或是焦灼，或是疑虑，或是兴奋……各种各样的反映也涌到了报社。无疑地，它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关心和急待了解的热点。作为党报和全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实在不是上策。
到了5月，人民日报有关部门上上下下对“蛇口风波”的关注又增添了新的动力。从这个月起，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指出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怎样就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开展一场生动活泼、入耳入脑的宣传呢？
自然，最好的由头就是“蛇口风波”。
此前，评论部的编辑在接待来访中已经听到了反映：一些读者看了部分报刊之后，觉得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根据《蛇口通讯报》的文章立论，很难全面了解有关各方的观点和态度，特别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怎么看待这场“风波”？他们三位自各报刊报道“蛇口风波”以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大家希望能有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
就在此时，评论部收到了曾宪斌写来的杂文。
评论部的领导和报社的有关领导研究了这篇杂文之后认为，这篇文章仍然存在简单化的毛病。“蛇口风波”这样一件大事，一千字的篇幅难以说清，因此没有刊用。但同时，建议曾宪斌去采访与“风波”有关的各个方面，听听他们各自对这场“风波”有什么评价，然后写一篇报道，客观地反映出来，使读者既了解蛇口各有关方面的态度，也能了解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对此的看法，以便由此开展一次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报社有关的领导和编辑认为，这样的宣传方式，比发表单篇的评论或杂文更有吸引力。
曾宪斌7月份风尘仆仆地上了路。他先在北京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和郭海燕。然后南下深圳，采访了蛇口座谈会组织者和参加者，还采访了蛇口党政负责人袁庚等同志。
7月下旬，曾宪斌完成采访，写出了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
这篇报道以记者提问的方式，有名有姓地记录了有关各方一共13人在事后评述“蛇口风波”的发言。
这篇报道分为四个部分：1.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2·会上争论有哪些问题？3.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这三个部分读者难了解。4.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呢？
这部分里登出五个人的发言，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
一是李燕杰，他重审了“我一贯主张对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爱护”，同时又说：“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五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
二是曲啸，他说：“对于那极少数别有用心专事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我们还想奉告一句，如果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或不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持自己的正当权益，那就错了。”
第三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当今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同志的发言。他说：
“
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这篇文章完成之后，在广东的曾宪斌把全文寄给人民日报评论部，把文中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部分寄给这四位同志审核。
报社接到稿件后，8月4日晚上，评论部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询问他们几位的发言是否属实，并告诉他报社准备发表这篇文章。李燕杰回答属实，并说他和曲啸、彭清一讨论一下，对他们的发言做了补充，第二天派人送到报社。
8月5日上午，郭海燕把一份经过扩写的近9千字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稿送到人民日报评论部，并要求照扩充的样子发表，“不要删节，不要改动”。但原文中，这四人的发言篇幅两千多字，一下子扩充这么多，报纸版面容纳不了。何况扩充后的发言和原文相比，并无实质不同。于是，评论部的编辑读了送来的扩充稿以后，吸收了他们改稿的部分重要内容，对曾宪斌的文章作了重要补充。
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在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全文见报。人民日报在为此文加的编者按中说：“这是发生在半年多前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几家报纸作过报道。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事情的经过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且愿意继续为更多的同志参加讨论提供一点版面，共同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
《答问录》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重庆出版界一位老同志来信说：8月6日的《答问录》我连续读了两遍。当我确认不是“内参”，而是代号为1—1的人民日报时，使我感到仿佛从报面上再次看到已经实行了的改革、开放，看到了能兑现的公开化，和真格的透明度。用实践的标准检验一下报纸，《答问录》的出现算不算一项推动现代化的新纪录？我深切相信，是的，也深沉地希望会是这样。
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座谈会上说，自打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蛇口风波”答问录》，他们开始自费订阅人民日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们给报社寄来了大批信件，为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欢呼，并且热情地为这次讨论撰写了一大摞生动活泼的论文。
对这篇文章最为关注，对人民日报稍后的讨论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以欢迎的、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篇文章的问世。他们纷纷执笔为文，一篇篇从各种角度评论这场冲突的文章从山村供销社、从合资企业、从新组建的集团军以及导弹驱逐舰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飞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自然，来稿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的。一组发人深思的数字，读者会在下一小节中见到。
然而……
8月11日下午4点30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同志，征求他对此文的意见。下面是电话对话的内容。
“
编辑：老李，《“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之后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李燕杰：这篇报道该写进去的没写，不该写的很多都写进去了。比如文章写到了我的女儿，现在她饭也不想吃。白天黑夜给我们家打电话的接连不断，干扰很大。有的同志说这是共产党又开始批评新的“三家村”了。政法界也有人要为我打官司，人民日报太不负责任，把我们摆进去批判。
编辑：批判新“三家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读报观念。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报社发表这篇文章的基点，是探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
李燕杰：这篇文章影响的确不好。我要求人民日报检查，检查三条：1.(记者)到我们这儿开座谈会的时候的说法和发出来的文章不一样。湖北一位同志打电话来说，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寒心了。2.蛇口方面有人并没有出席座谈会，怎么也发表意见？比如袁庚，他的讲话就很坏，这一段讲话说明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3.要检查为什么导致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位同志打电话给我说：这几年就你们几位热心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报还发这样的文章来打击，真不像话。
编辑：思想工作并非只是几个人在做，我们报前几天还发表了我报记者采写的天津塑料厂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报社也在积极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李燕杰：我们希望人民日报领导人屈尊接见我们几个人一次，大家谈谈，澄清事实。人民日报并没有了解我在蛇口到底讲了些什么，这是对我们不负责任。报纸报道的虽然是事实，可也不能把我在吃饭时(按：接待曾宪斌采访时曾与曾共进餐)讲的话登出去。群众对你们报纸登这样的文章有意见。
编辑：要求和报社领导见面的事一定转达。曾宪斌跑了几个地方对此进行采访，这就是调查研究。我们登的文章并不是蛇口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而是会后各人对此的看法。群众对这篇文章的反映我们也收到了，跟你说的不一样。
李燕杰：人民日报这样点我的名就是不对，这是拿我当靶子批判。
编辑：这不是点你的名，这是大家各抒己见。要说是点名，那么13个发言的人都点了名。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需要集思广益，共同研讨。没有拿谁做靶子。我报还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欢迎你、曲啸、彭清一同志写文章陈述观点。
李燕杰：我要求人民日报重新座谈、调查。不行的话请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和中纪委来参加好了。
就在这同一天，郭海燕还以个人名义打印了一份致人民日报领导人的公开信。
这封信对人民日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人民日报评论部及曾宪斌“向李、曲等同志公开道歉，以挽回影响”。
8月27日，李燕杰等同志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并扩散到社会上。
这份6000多字的材料分为两大部分：“一，对《人民日报》的作法普遍表示不理解。”这部分材料引用了八九个人的来信，说人民日报发表《答问录》一文是“组织这样大块的文章批判新的‘三家村’”，“是下决心取消思想政治工作了”。材料还特地提到了《蛇口通讯报》1988年6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如何办好报纸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两位前社长及现任总编及中央体改委童大林等人”在会上发了言，并无中生有地说：“《人民日报》早就被拉过去了”，“宣传的基调他们早已定好了”。
“二，对蛇口某些人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这一部分引用10个人的来信，说：“‘座谈会’就是突然发难”，“若干青年，包括蛇口的某些青年，抱有极端个人利己主义”，“为特区建设作出贡献的袁庚同志的言论和作法，实在令人吃惊”。“袁庚的表态亦像是文革中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蛇口还走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蛇口一些‘淘金者’的思想，实属不要党的领导，是绝对的自由人。发展下去，特区必然要走向邪路的。”
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又是一个“确有少数人”!
3.一石击起千层浪
人民日报8月6日为《答问录》一文所加的要就此展开一场讨论的编者按，犹如一块巨石，在全国读者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当中激起了阵阵强烈的回波。
老实说，这些年，一提起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人都是敬而远之。“整人、训人、耍嘴皮子”，这就是人们对这一行的评价。
有谁知道，就在这个充满了是非的领域里，一大批有智有识之士在默默地思索，辛勤地研讨？他们打破了一度笼罩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崇拜意识和缺乏主体精神的弊端，从当代政治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高度，深入追究着思想工作领域中一系列病态逻辑由以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当代现实错位的种种表现，并且进而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转型，必须进行深层次变革，必须适应新体制需要的呼吁。
然而，这些同志过去散落峰头，缺乏显露智慧的机会，加之这个敏感领域过去一向很少在大范围内展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讨论，这就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开拓、进取、变革的机会，渐渐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今天，具有极大传播力的人民日报在改革精神的鼓舞下，向这些同志敞开了阳光喷涌的大门，怎不令人振奋？
这里要补叙的是，报社有关领导和评论部对这次讨论的想法是不纠缠琐细的枝节，把重点放在探讨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问题上来。
鉴于这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任务，报社决定在讨论中不定调子，不做结论，鼓励各抒己见。对李燕杰等同志，既肯定他们的贡献，也指出他们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提高；对蛇口青年，在鼓励他们实事求是敢想敢说的同时，对某些不妥当的想法做适当批评。报社认为，这样做，对沟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会有好处。
本着这个指导思想，人民日报8月8日在第三版右上角刊出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这个专栏。首期两篇文章别开生面，以《人民日报内部评报两种意见》为题，把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当天报社内部评报栏上两篇针锋相对的评报搬到了报纸上。一篇蹙眉叫苦，认为“李燕杰等同志碰了那样的大钉子，简直不好理解，思想工作总不能一味地‘哄你上天’吧？”另一篇则欢呼不迭，预言这篇文章“反映了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迟早要发生，藏也藏不住”。
这可是件新鲜事。评报栏家家报纸都有。每天报纸一出，编辑们免不了七嘴八舌说长道短。热心者便拿起笔来，三言两语仓促成篇贴在栏内，自然成为热点，吸引人流，也就促进了思考。评报栏上的话，都是即兴率真之作，不像报纸上的许多文章，讲究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许多话说了等于没说。离新闻界远的读者，以为编辑们也是死板模样，其实不尽然。评报栏上的长短文，常常火爆十足地打起笔仗来，读了让人心跳。可大约也正由于此，没见过哪家报纸把评报栏上的话登出去的。文法还在其次，报纸的“形象”岂不要受损？
人民日报破了这个例。一来是想让编者和读者沟通沟通，彼此干的、看的是一个事物，可隔着一张报纸老死不相往来岂不遗憾？二是6日的编者按中说了要讨论，这轰轰烈烈的起兴容不得凉了，是以先拿它来打头炮抛砖引玉。三是这个领域素来敏感，怕有作者摸不着头脑先要看看“背景”。这两篇文章一出，比什么样的动员都管用。
果然，从8月8日起到9月14日该专栏结束，短短1个月零6天，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涌到人民日报。
来信来稿的几个数字颇值得玩味。
一是信稿的80%是各地及部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写来的，可见大家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
二是1531件信稿中，有266件倾向或赞同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的观点，占全部信稿的17.4%。
这1531件来信来稿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全部信稿，不管各自持什么观点，都赞成人民日报开展这场讨论。
中共广东惠州市委宣传部曾华流在来信中说：“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可以说是看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行情。”
什么行情呢？常州市四建公司干部苏志德说：“新时期在纠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天理’无视‘人欲’，要人人都做圣人的‘左’的倾向之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一时间瞻前顾后无所措手足，现在正处于老的一套不行，新的一套不会的时期……”
许多同志在来信来稿中指出：类似蛇口的争论早就在各地、各单位以及家庭、朋友间进行了，而且远远尖锐得多。这不用大惊小怪，在历史大转变时期，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论，那倒是很不正常、不可思议的了。报纸把这场争论刊登出来，是件好事。
中共山东荣城拖拉机厂党务办公室姜泽强来信指出：新矛盾新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撞击下逐步发现的，新方法新思路也是在这样的撞击中逐步形成的。
倾向或赞同李燕杰同志观点的来信来稿也赞成开展这场讨论。唐山市政工程公司粟显士来稿说：“感谢人民日报提出了蛇口风波，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想赚钱能赚钱的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观点……不仅蛇口的有，内地也有……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产生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应该认真加以讨论。”
第二，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加强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上。很多文章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见解。如收复老山主攻团前政委、现在国防大学政工研究室工作的黄宏同志在来稿中分析说，三位老师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蛇口受到发难，尽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不可或缓，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历史并不承认感情，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愤懑和不平，裁定谁是谁非；而在于冷静地内省和反思。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每前进一步，无一不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对传统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批判和再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跨越。
商品经济带来什么变化呢？黄宏同志说，其一是商品经济的自主带来青年利益观念的强化。他从老山前线干部战士74%的人在调查问卷中肯定“军人应该无私奉献但也要讲物质利益”等事实中分析说，当代青年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关系的冷漠，而把对社会作贡献与自己必须获得一定利益联系起来，从中获取贡献的动力。其二，商品经济的契约性带来青年权利意识的强化。权利是利益的法律契约形式。蛇口青年有较强的权利意识，显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去很少讲人们应有的社会权利，这是有片面性的。其三，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带来青年民主意识的强化。民主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治形式上的表现。有了民主就必然要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且通过民主的形式保证这种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切切实实把民主作为自己工作的准则……应该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在某些非行政的场合允许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也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
四川省人事局干部洪方明、柳州铁路局党校朱宁等同志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中诞生，在产品经济条件厂发展，在商品经济崛起的今天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几个阶段的具体情况。
洪方明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失去了过去的感召力……李燕杰等同志所做的探索还不是对失去感召力的深层历史反省基础上的努力，没有深刻触及现行思想教育过时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形式，他们所尝试的不过是浅层的东西。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过去的思想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与革命战争时期，与“队伍”生活这些特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而现在，商品经济发展了，历史条件不同了，思想教育旧的形式、内容失去了适应性和合理性。以过去战争中教育行军“队伍”的那一套来教育今天社会的各色人等，以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的东西要求今天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必然导致历史性的思想与现实的错位。对于这一点，我们近年来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没能充分认识。李燕杰等同志虽然语言优美，善于演讲，但其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深深地带有过去时期的烙印，这就难怪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蛇口人有“隔世之感”。
朱宁在一篇《严峻的反思》的长文中说：“这次风波实质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对日趋衰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意识的挑战，是开放意识和封闭意识的交锋。”
各地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来信来稿中，绝大部分赞同上述同志的看法。远在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们，从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也纷纷寄来了参加讨论的稿件。他们的文笔夹带着开放的气息，语言爽快明朗。
曾在国内插队的挪威工学院工程博士留学生陈听来稿说：
“
我在国内上大学听了4年政治课，假话多于真话，政治老师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大家都可以理解。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真诚，但过去经常的政治运动的迫害，使人们不得不用虚假的外壳将真诚封锁起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这套‘一言堂’的方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蛇口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生王武来信说：
“
‘蛇口风波’这样的报道能够刊登出来，是过去没有过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报道及讨论牵动了这里所有关心祖国政治的人。看到人民日报新闻改革迈出大步，我们深表赞赏，并增加了对改革的信心和早日报效祖国的决心。”
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张家口地区经贸局汽车队贾学华则认为，蛇口风波冲突的实质是：
“
现在人们只认钱，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捞到钱就好。特区有这种思想倾向，内地同样有。根本不讲‘主人翁’、‘责任感’，也不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管你什么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及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只要能捞到钱，什么都干，把荣与辱颠倒过来了。”
第三，此次讨论的另一成果，是众多读者在来信来稿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加强与改进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兰州军区政治部刘成栋和蔡建华、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理论教研室魏磊、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王迎春等一批同志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观念更新是重要的一条。
刘成栋、蔡建华说：“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受‘左’的思想、传统观念、固定模式影响较深，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观念评估新思想，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是造成扭着劲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老眼光”、“老办法”？魏磊指出：
其一，在思维方式上，从抽象的原则和规范出发，用一系列理想化的‘应该’去要求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千姿百态的个体，导致永远还原不到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辅之以意识形态赏罚机制，便导致：1.盲从和膜拜。2.泛社会的虚假，人们不堪忍受道德的苛苦而又不能不戴上假面具，某些狡诈之徒便趁机图谋己欲，形成双重道德。
其二，在价值取向上重整体轻个人，重集体利益，压抑个人利益，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先天合理性，贬低个体欲望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集体永远是目的，个人永远是手段。这就导致了独立人格的丧失，自尊的丧失和社会的一片死相。在现存社会中，并非所有的集体都有其合理性，一些以集体利益所行的邪恶不乏耳闻。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不以公正为原则，将助长和强化社会邪恶。
其三，在教育方式上取居高临下姿态，缺乏平等。
魏磊提出的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商品经济形势下平等意识和利益观念崛起的现实，研究人们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现实，并使思想政治工作逐步适应这个现实，从观念到行为来一个蜕变。王迎春同志认为，除了要反对僵化以外，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应该更新陈旧的知识结构，掌握当代新兴的各门科学知识。
四川大学团委书记、中共长沙市南区区委宣传部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多元化、多层次的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多元性，决定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社会观念、道德准则、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格局。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多元化格局，要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和空间上的区位性的区别，并且一定要摒弃空话套话漂亮话……
引人注目的是，几乎大部分来稿都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推行平等的原则，采取民主的形式。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师王世亮说，他在美国留学时几次听诺贝尔奖得主的报告，不可谓不权威。他们讲45分钟，也得让听者提问评论15分钟。一个报告竟精彩到数小时讲不完而听众不得开口，从效果看无论如何也会打折扣。
……
历史的回顾与前途的开掘，在这些作者们笔下，展开得如此绚烂，令人大开眼界。雨果说过：比陆地要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人的工作本应是最富有生机，最富有意趣的工作，怎能容得枯燥、教条和僵化？
这次参加讨论的作者队伍之广，稿件内容之丰富、角度之新颖，为此一领域前所未见，许多读者称赞这次讨论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研讨改革的一次盛会。
可惜，人民日报限于版面，从8月8日到9月14日的16期讨论，只刊出39篇文章，而且大都是几百字的短文。一些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力作未能在报上和读者见面，是一憾事。
庆幸的是，北京的中国新闻出版社鼎力相助，于今年3月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从1531件来稿和海内外报刊发表的评论中选取了110篇反映不同观点的文章，庶几可弥补这一不足。
这里要说明的是，尽管1531篇来稿中，倾向或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只占17.4%，但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发表的39篇文章中，倾向或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共有17篇，占全部见报文章的44%，远远超出了来稿的实际比例。为了肯定李燕杰等同志的贡献，人民日报还邀请了一些同志写文章对李燕杰等同志所做的探索做了较高的评价。
在“讨论”的过程中，人民日报社领导根据李燕杰等同志的要求，请他们来报社商谈。但李燕杰等同志说工作忙，来不了报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值班副总编辑范荣康和评论部副主任于宁于9月7日前往北京师范学院看望李燕杰等三位，向他们解释了报社的想法，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再次请他们写文章。并且表示，他们三位今后如有好的讲演，报社可以派人去听，只要内容符合报纸宣传需要，也可以考虑发表讲演稿。此后，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写了《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一文，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人民日报于9月12日在《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中全文发表了该文。
“讨论”结束的9月14日，鉴于读者中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连人民日报内部也依然有争执，因此在这一天刊登《人民日报内部评报依然两种意见》的一组文章时，在编者按中依然不做定论。在肯定了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对认识真理做了有益的事之后，提出今后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继续讨论，继续探索。
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有些报刊还提出了“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四川日报》8月31日刊登的《朱伯儒谈“蛇口风波”》一文尤其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朱伯儒说：“‘蛇口风波’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改进教育方法的问题……对话的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双方都能从对话、交流、争论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得到提高。”他还提出了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下功夫研究商品经济，他说：“如果‘淘金者’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进行合法经营，获得合法收入，尽管他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也应当肯定。”他对蛇口青年个别偏颇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
第四章 余波荡漾
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结束了。
但风波远远没有停息。
是的，从某一层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风波刚刚开始。我相信，在了解了“蛇口风波”的方方面面之后，不少读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风波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加强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它所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中，道德观念、人伦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所发生的激烈变迁；它所呼吁的是：深化改革绝不能仅仅偏重经济，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整体的改革，只有同步推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才能找到振兴的出路。
这正是中国改革经过十年探索之后，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所遇到的热点问题。
也许，从这里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这场风波引起了全国和世界如此重大的关注。(全文完)
1989年2月10日
思想潮 ∣多元 理性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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