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峰 ：“中国乱不得，不可以上下内外一齐来”——顾准谈中国政改（上）
2016/4/17 思想潮
摘要
顾准是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思考范围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家，他思想的重心始终围绕着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根源，只有彻底推翻传统的政治体制塑造新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成功的希望。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他提出中国既不能继续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能回到传统的老路，而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文明，寻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道路。在党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提出中国应该尽快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作者：刘智峰
=来源：原载《党政研究》2016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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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自己的渐进改革的民主道路
——论顾准对中国政治体制与民主问题的思考(上)
顾准思考和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到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但这些思考都不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层面上的，而是有着很强烈的现实导向，那就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顾准看来，政治和政治体制是中国问题的核心，要摆脱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必须从政治入手，对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造；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依然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走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道路。
一、只有彻底推翻传统的上层建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顾准指出，政治和政治体制在中国社会中的决定性和支配性作用是由来已久的。他认为，中国早期历史上形成的专制主义上层建筑是中国社会陷入王朝循环和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化了，于是从上面对中国经济强加了一个桎梏，使中国二千年陷入循环停滞的地步。”
可以说，传统的上层建筑和官僚体制的力量过于强大，压制甚至窒息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所以， “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了。”
顾准的这一看法和布罗代尔的分析是一致的，他认为中国经济长期不发展以及不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障碍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这个国家特别长寿，它每隔很长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王朝更替，但它始终会自我修复。”(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55页。)
顾准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政治和政治体制不但在社会经济领域起着支配性的重要作用，它甚至可能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推广。顾准在谈到西方的骑士制度、马镫的发明与中国的兵制时认为，兵制是一种上层建筑，它不仅取决于生产力，也取决于政制和意识形态，“一旦这种上层建筑凝固成型了，仅仅新的生产力一个因素，对社会经济简直起不了变革的作用，它甚至可以顽固地拒绝这种生产力。”
他举例说：“明末引入的红夷大炮，与传统武器之间的差异，比之马镫的应用，真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可是红夷大炮挡不住清兵进关；进关以后的清兵，对红夷大炮所代表的新技术还是无动于衷。甚至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发现的坚船利炮，也还延迟了七八十年之久，才真正产生了某些影响呢。”原因在于“一旦官僚机构发达起来之后，任何军事技术的引用，都不会引起什么社会变革了。”
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在欧洲，技术，尤其是马镫之类军事和战争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兵制的改革，进而引发了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在中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顽固的上层建筑实际上阻止了技术的创新和推广，进而拖延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所以，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只进行经济、社会、技术层面的改革，已经不能推动传统的中国走向进步了，必须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改革，“这个传统必须打倒，必须彻底肃清，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否则的话，中国永远将受这个曾经起过历史进步作用，然而已经僵化，已经成为中国停滞不前的传统的祸害。”“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掀掉形成帝国的全套政治、军事、财政、田制等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毒攻毒，就必须形成全套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现代化才能迈开大步向前走。”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既然支配着决定着中国社会最核心的是政治体制，那么，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彻底改造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就是通过革命再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问题，企图绕开这个尖锐的问题而只进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类表面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的革新，都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也说明激烈的政治革命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步骤。
进一步说，这种政治革命必须是彻底的、全部推倒重来的，不但胡适主张的一点一滴的渐进式的改良没有出路，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的局限在于它只改变了政治的上层而未触及中国广阔的底层和广大的农村社会，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而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性质的革命，是全方位的彻底的颠覆式的革命。
二、中国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说明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的已经衰败了，它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实现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借鉴、学习、选择西方文明并且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国情相结合而寻找自己的道路的过程。
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由于冷战世界格局的限制，中国对西方采取了相对封闭和隔绝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顾准依然主张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
在写于1959年末的一则日记里，他说：“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已为西方学者所传布，苏联的一位作家专门写东西加以驳斥。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我是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的。就算我是花岗石脑袋吧。”
他在读书笔记里写到“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相互传布相互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
只要正视历史，我们就必须承认，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的传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顾准说：“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老二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
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顾准具体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说：“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益的教导在于：假如承认存在着世界历史，那么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来说，她的生产关系必然有许多是转移来的，非原生的。只要承认这一点，就也必须承认意识形态的影响。洋务运动所企图设立的现代企业是一种外来的生产关系，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商行和工厂是外来的生产关系，戊戌维新带来的思想是外来的思想，两者同样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必须看到，尽管在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之后，由于长达几千年的东西方相互隔绝年代形成的保守思维仍然十分顽固地排斥和抗拒着外来的思想和文明，但在事实上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西方的影响不但是难以抗拒的，而且，作为后发展国家，主动地积极地向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学习和借鉴，才能尽快缩短和弥补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在顾准生活和思考的年代，激烈地极端地批判和排斥西方的一切思想，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就是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是腐朽的。但实际情况相反，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是在飞速前进的。
顾准是那个时代少数的清醒者，他指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值得认真研究，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说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什么生命力了，这不是事实。”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在提高，不能说是绝对贫困化，他们在扩大生产力，进行新的技术革命，“要承认资本主义在每一次大事变中都在学习，也在根据经验教训改正他们自己的工作。”他慨叹说：“其实，八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多少新的现象了呀，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地不加理睬。”
造成人们当时对资本主义认识上失误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国际政治大环境上的冷战格局制约着人们的思维，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经典作家个别结论的盲目信仰和教条主义理解以至于无视西方国家正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实。
顾准在对待革命导师的问题上也犹豫过，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独立探索，这在无论哪一个年代都是最难能可贵的，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他1955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日记里记载了他思想中的激烈斗争，他说：“再一次确认，马列主义不是教条，不允许以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套到客观事物上去，作为普遍规律。”
1956年的日记里说：“到底是非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敬重马克思、恩克斯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近代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伟人，一点也不能怀疑。问题是他们的预言与实际距离太远了。”
此后，他多次提出，不能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绝对化。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做了多方面的思索，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几乎消失”，他说：“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的普及，生活的提高，个人的觉醒，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初期的残酷野蛮的统治，在民主政治，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长期发展，与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目前的方针是不是一个吸引人心的方针？”
在稍后的日记里他又说：“不能期待资本主义迅速灭亡，马克思的预言第一个失败是在英国，第二个失败是在德国，历史违反了马克思的预言，不能把马克思的命题普遍化。” 1959年的日记里再次指出：“帝国主义的面貌在变化，非复列宁所分析的情形。期望资本主义被国内工人暴力推翻是不可能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走在改良了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解的道路。”
在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稿里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这个列宁以来的概念事实上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概念倒还没有变，资本主义不可能永存，它一定要灭亡，可是，它的灭亡恐怕会通过别的途径，而不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
他认为近代的经济帝国主义走了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的道路，他们的科学技术，创造力，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不是停滞的，而是突飞猛进的，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成长。顾准的这些分析和判断无疑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在1964年提出中国要反对的是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应该研究以至学习德日法意诸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经验。
也正是以这样的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而不是以教条为基础，顾准在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中国不能再继续学习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应该学习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体制，借鉴他们的政治制度中的长处的观点。
顾准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中国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也说明了他眼光的独到和分析的锐利。但值得深思的是，怎样才能做到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胁、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被权威的东西所迷惑而独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探求真理，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三、中国应该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道路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只有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才能走向成功，外来的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并做到了这一点，但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中却遇到了挫折。
受当时国际上冷战格局和党的指导思想的限制，中国不但在外交上“一边倒”向了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把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奉为必须遵守和学习甚至照搬的经典。顾准最可贵的精神是独立自主，不人云亦云，他对此多有批评，称其为“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
他在50年代的日记里写到：“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还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这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他认为在经济建设和企业经营上“讲究苏联标准”是非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认为“财政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立国之初，搞一个制度大略是需要的，其余我们自己不搞，太不像话。”
不但在实际工作中搬用苏联的模式，经济学的研究上也没有独立的思考，人们用“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一切对当前经济的研究，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顾准慨叹：“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
和那些盲目崇拜斯大林理论的人不同，他多次在日记里批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严整性的。”他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意回避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必须维护资产阶级式法权的论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现在弄的支离破裂。”他甚至直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来是专门用来反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他分析了斯大林思想发展到绝对主义的历史的和制度性的根源：“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但发展却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与准则，提供了一个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沃壤，思想上则是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顾准这些零散的还没有展开和深入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思想上的绝对主义的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顾准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走苏联道路的另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苏联走的是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体制下的战时经济的道路，过分强调重工业，不重视人民的消费，是必然要停滞和失败的。在苏联垮台之后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正在强调扩大国内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想到在顾准思考的年代，苏联的经济在世人的眼里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再来看顾准的预言，的确是令人震惊的。
还在1959年的日记里，在分析了苏联的经济状况后，他得出结论说：“苏联社会开始进入中年。”在1969年的日记里他比较分析了美国和苏联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途径，即“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现代化，究竟遵循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途径呢？还是遵循战时经济的途径。”他认为“19世纪末期的美国经济遵循的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道路。”就是先发展农业，以高度的生产力发展经济，而在政治上则是孤立主义的，甘居英国之后，到二战之后成为世界霸主。
而苏联的道路相反，“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苏联建设，是在和平时期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的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这种经济上的畸形，延续五十年之后，简直成了苏联经济之癌，积重难返，任何药方投下去，总要被政治因素所抵消——到现在，苏联海军已经游弋全球，征服太空的活动咄咄逼人，然而西红柿黄瓜面包的问题却迄无解决之望。所谓经济改革，一碰到预算战争的压力，其预期效率不能不全成泡影……”他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其体制的症结是“超平衡的发展”，“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
从这样独特的视角分析美苏两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顾准可能是唯一的，他自己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顾准的剖析视角是犀利而准确的。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说，决定着经济体制模式的还是政治体制，苏联经济体制上的失去了活力，不顾民生，只顾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不都是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反映吗？
这里顾准分析的是苏联，但也实际上不也是在剖析五六十年代政治经济体制和苏联一脉相承的中国吗？他指出我们五十年代后期的经济方略是集中重工业，加强战备，对农村采取强力手段征集粮食，不重视轻工业等“这一套办法，完全是抄袭当年苏联的办法，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是把自己束缚在苏新国家这一条链子上。”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生产增长速度迟缓，沉睡一百多年的广大人民要求振翼高飞的情绪未能满足，党内生活的唯唯诺诺，活泼泼的生机是几乎在逐渐泯灭下去的。如果说积极作用，就是完成了高度统一。”
顾准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但也反对照搬西方，他是在国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的人。他认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肯定会逐渐向全世界传播，但各个国家的接受方式是不同的，“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问题，顾准说：“新兴国家到底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不得，已经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的中国，顾准的这些思考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自己从前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它必须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经验，但学习和借鉴绝对不意味着盲目模仿和照搬来自西方国家的现成的模式，而是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在实践中摸索自己的道路，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问题吧!(未完，请返回思想潮首页查阅下篇，未关注的朋友通过下面二维码加关注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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