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药性如何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
2016/4/19 思想潮
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熊培云老师最新著作《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的自序，有删节。新星出版社授权思想潮发布。
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几个月后，便有了这部日记体访学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我旅居日本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又一次尝试。我曾经说过，寻找一种适合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问题与方法
去日本之前，我准备探讨的是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以前，中国人不仅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后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儒家思想+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者，亦变异为“不和之魂”也。
百余年前，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Henry W. Longfellow)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
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问题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伊利诺伊州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还暂时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合理的抽样很重要，同样是关于国民体质的调查，在游泳馆里和在手术台上得出来的数据自有天壤之别。
以上醒悟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说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中国该如何转型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共识。但是，倘使我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因为那些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难以计数的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些聚会上。同样，如果在认同我的读者当中调查《环球时报》与《自由在高处》哪个更好看，这种抽样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被调查者是一群被我的写作过滤出来的人。
中国未来走向之复杂性远非几个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可以预见或判断的。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局限性，作为时代观察者与思考者，如果想了解更多，你就得不断地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的人群，倾听更多的声音，梳理出更多的思路。
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的了解，我的判断只能来自于我所能够获得的材料，即可能的事实。为此，我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者材料是有限的，所以我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要接触日本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所以，在那一百多天里，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大学生、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以及我在审美上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右翼出版人。
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完全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仍是微乎其微的。
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当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那更多是意义层面的事情。如果我想打捞事实层面的东西，我就不能只关注我所垂青的角色(重要的意义素材)，还要还原或者扫描整个舞台。
心理学上有个实验很好地解释了我的担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志愿者看一段打篮球的视频，要求他们数出三位身着白衣者的传球次数，而无须理会三位身着黑衣者。那些人传球时，一个打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走进他们中间，面对镜头捶打胸膛，在镜头前停留9秒后退出。视频播完后，一半志愿者回答没有看见“大猩猩”上场。
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心理学家将此现象归因于“视觉盲视”。简单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事物上时，你会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哪怕它就发生在眼前。
《小王子》里有句经典的话——“只有用心才能看到本质——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无法看到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当我们用心观察某事物时，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看不见——但它们确实真实存在。用心看是追求意义，用眼看是尊重事实。最好的状态是心眼并用，意义不否定事实，事实不代替意义。
日本是中国之药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会有一种“utopia achieved”(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印象。但时间久了，慢慢地就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亲情淡漠、格差社会[一个新兴的日语词汇，由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提出，指的是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教育、社会地位等差距巨大且不易改变。]、媒体丢失新闻理想、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但随时三权合谋，甚至可能与媒体一起完成四权合谋。
在过去，日本媒体曾经和军国主义者一起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今天的日本媒体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不断夸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两国的分歧与对立。当各方媒体像政客一样在寻找敌人、唱衰两国关系时，现实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以上并非重点。我对日本之了解，除对政治走向的观察外，更多仍集中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层面。今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社会。一方面，国民有选举权可以塑造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官员都不得不存在于社会“空气”之中。
我和加藤嘉一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他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一样令人压抑。所以加藤嘉一愤懑地对我说：“社会是魔鬼!”
也许是由于两国社会不同的缘故，关于社会的作用我并不像加藤那样悲观。那些天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早几年了解日本，我会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着重分析日本社会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带来的启示性价值。
结束访学之前，我在东京大学做了最后一场讲座，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互补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日本和平宪法甚至剥夺了国家的宣战权)—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对比中国和日本，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治权力应该被宪法驯服(当然，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社会角度而言，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
至于个人角度如何，网上曾流传过一份“联合国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中国列入后十名，与印度、刚果、阿富汗、朝鲜、东帝汶为伍。这份名单轰动一时，后被证实为子虚乌有。印度是“强奸大国”，仿佛实至名归；日本排世界第一大家也不意外；中国排至倒数第二，的确有些骇人听闻。但这份名单能够广为流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很多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这个国家一方面欣欣向荣，另一方面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话语暴力充斥，垃圾遍地。这里尚未真正建立起一个自由国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责任社会。从社会伦理来看，责任与自由原本密不可分。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役，没有责任的自由是放荡。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日本建立了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日本战败后，除了石原莞尔“敢作敢当”，更多人都在装疯卖傻，仿佛整个国家上至天皇下至农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几十年后，一位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天皇的愤怒——“这个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谁？这个王八蛋让我们去卖命和吃苦头，到头来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但这个老兵自己当真忏悔了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凶手，在不该扣动扳机时没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应该忏悔时却又缩回了自己的舌头。事实上，让这些加害者讲述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吊诡的冒险，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恶人》一书里谈到他让日本老兵讲述真相与罪行时的困惑——“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拥有神一般的力量。他们单凭说一句话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现在，事隔多年之后，你却把同样大的权力重新赋予他们”。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作者: 熊培云
新星出版社2016-3-1
页数: 640 定价: 59.00元
不能和解的历史
和法德历史性和解相比，中日无疑错过了战后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双方甚至进入了某种“和解疲劳”。历史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阻碍两国和解的绊脚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但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说也都是现实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何以有过蜜月期。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无法改变，会改变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诠释与态度。而这些变化中的诠释与态度，都是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以法德和解为标准答案，80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变化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日历史问题的背后，更多是现实利益的纠葛。民族主义至今魅力不减，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并发泄心中的不满。政客鼓吹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报纸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转，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论)类书籍，这些都不是难解的历史问题，而是什么生意最好做的经济问题。
其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内部无论是两岸之间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都需要达成某种和解。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都对中国人感恩戴德。一个日本战犯，如果同时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和中国的抚顺战俘营，他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宽宏大量了。这些历史细节让我看到中国人“礼外”时的“以德报怨”(这也是中日之间的和解基础)。如果中国人在“法内”时也能够“以德报怨”，至少不是“以怨报德”，中国内部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和解一定会好看很多吧。
我喜欢金子美铃的《积雪》一诗，并把它用在了扉页上。人不能相互理解与同情，和各自所处的位置有关。几个月来，我试图从书本和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即使是和一位专做极右翼图书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像熟人一样交谈，我理解他如何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
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日本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须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恨：一种恨是有仇必报，另一种恨是明辨是非。我的属于后一种。
在整理完这部旅日书稿后，我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几年间我先后与几位中国学者受邀出访日本，因为中国当下政治与社会存在着一些或重或轻的问题，有些学者对日本只有无节制的赞美，而对中国人的历史情感与现实利益缺乏必要的同情。我不喜欢沾染这种一边倒的倾向。
为了平衡我在日本的美好记忆，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和日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我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在家里逐页阅读了几本有关抗战时期江西各县受害者的口述史。此前我一直在抗拒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对窥伺苦难和“人权色情”(human rights pornography)有所排斥，而是因为内心的某种不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曾经说过，遗忘就是把一个人杀两次，而我担心回忆与见证也会把一个人再杀一次。
最后，我还是坚持读完了整整两千万字的苦难史。那几天，我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口述者的带领下参观地狱。书中很多罪行是重复的，但也因此起到了很好的交叉验证的效果。无数惨痛的事实再次向我表明，中国广遭诟议的抗日剧不过是童话，它没有言及当年日军在华所犯罪恶的万分之一。
所有口述者都谈到了日本兵当年如何无恶不作：他们强奸妇女，逼迫儿子污辱母亲，从孕妇肚子里剖出婴儿穿在刺刀上游行，从下体虐杀妇女，在农民的铁锅和米缸里大便，毫无征兆地屠杀到村口迎接他们的人？？最严重的是毒气战，为了在浙赣线两边搞无人区，一个几百人的村庄会在几年内死掉一半，有的村庄甚至只剩下几个活人。
有村民这样回忆当时的惨状：
直到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兵才退走。村民们回到村里，可以看见东一具尸体、西一具尸体，有的没有烂完，到处散发着恶臭。死鸡、死猪也到处都是。不久，村里开始流行怪病，就是“打摆子”、“三日阴”、拉脓血，全身时冷时热，热时跳进水里还是热，冷时太阳底下晒还是冷。那时还是夏天，几床棉被盖在身上还是全身发抖。同时全身溃烂，有的腿肚子烂得可以看见里面白森森的骨头。全村70户400多人，死得只剩下100来人，全家都死光的就有七八家。我现在还记得，这其中就有发龙家、芋头矮(土名)。死得最多的一家姓方，24口人死了20人，只剩下4人。那时候，村里人到县城横路街买棺材，早上去，下午还去，一天要买好几副。我们村死人都葬在黄泥埂，一天要埋好几个，就像种芋头一样。
……
我们村里有一口古井，叫王家井，据说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村民都吃这口井里的水。村里人得病死了那么多人，有人怀疑是不是井里有毒，于是村民就抽干井里的水，发现有两个铁箱，倒扣在井底，后来据人讲，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细菌部队投在井里的细菌桶。村民把水抽干，撒了石灰消毒，村民的怪病才逐步好转。(口述人祝腮菊，女，1927年出生)
曾经刻骨铭心的历史渐渐被时代的洪流淹没。我在书中看到一段回忆，说的是1970年高安县建立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里面收集了许多人证、物证，讲述了日军在当地的罪行。1974年县革委会将这个馆撤销了，因为那时候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要讲“中日友好”了。两个月前，我路过永修附近的星子县，看到路边有块铭记大屠杀的“一见心寒”碑和一块抗日英雄碑。它们完全被淹没在杂草里，旁边终日不绝的是采石场的轰鸣与漫天飞扬的灰尘。对比我在日本的一些村庄公墓里看到的仍算气派的“鬼子碑”，这些抗日英雄与死难者的纪念碑真是让我一见心寒了。
同样，在我的老家永修曾经打过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修河保卫战。由于久攻不下，日军最后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投放了大量毒气弹。我小时候，当地有不少人得了大脚病，据说就是因为沾染了毒气所致。作为随军出征的“鬼子”，著名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在日记里记录了日军朝修河对岸发射“特种弹”的事实。然而那场残酷的战争在他笔下也不过是“炮声隆隆，迫击炮摇曳着火尾在头顶上交错爆炸，把满树的杏子震落下来”。而日军如何在修河边 “骁勇”地屠杀国军战士，也很快成为了日本教科书与连环画里的重要内容。
日军实施毒气战的罪恶，在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因为美国人的“宽宏大量”被一笔勾销。曾经在中国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的“关东军细菌战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等人，因为将活体实验的全部资料提供给盟军司令部，并跟美军交易，而使全体“731”部队免除了战犯的追诉。
引述上面的内容，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记住罪恶以及对罪恶的无力抵抗，要明辨是非。试问这样的历史需要“和解”吗？当一位孕妇眼睁睁看着胎儿从自己被剖开的肚子里取出，并被鬼子用刺刀挑在肩上，那一刻的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她的仇恨也是真实的。在此背景下，后人有什么资格谈论“宽恕”与“历史和解”？对于那位妇女来说，仇恨不仅是她最后的权利，也是她生而为人的最后的尊严。
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历史已经发生，历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篡改历史。现实仍在变化，吉凶难测，和解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逢凶化吉，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尊重历史，就不会忘记罪恶；尊重现实，就不会活在仇恨里。没有谁能够穿越到过去的战场上杀敌，而过去的仇恨也不必穿越至今成为两国继续仇恨的理由。毕竟，今天的日本人和当年的日本鬼子完全是两代人。佛经有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记住历史上的罪恶就是记住一种价值观，它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给未来种下善因。(考虑篇幅，本文有删节，有兴趣的朋友可查阅《西风东土》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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