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一位台湾学者眼中的中国大陆……
2016/5/11 思想潮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编者按：朱云汉教授在其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一书中，以大历史观解读全球大变局与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个大问题。
本文摘自该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思想潮发布，限于篇幅有所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仅供读者诸君参阅，不代表平台观点。
一位台湾学者眼中的中国大陆……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官方对自己国家经济体制的界定。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宣传或包装，其实它透露了这个体制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分配。从这个方面讲，它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中国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它们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今日在中国，仍主导着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无论是金融、能源、运输、通信、石化或钢铁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这会导致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班班可考。所以这不是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共领导精英也不断试图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目前已经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自我修正与响应社会需求的动力还是存在。这个政权不断试图追求平衡发展，包括让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果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角度去看，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的农业税；对于农村的医疗与基础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全面进行补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观察的重点应该在于一党执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问题。一般而言，一党执政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但自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门槛，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邓小平之后，中共经历了两次最高领导人更替，分别是中共十六大选出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及中共十八大选出习近平担任总书记，这两次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分别展现了中共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也就是领导人有任期限制，在位最多两任(十年)，预定接班的人选在五年前就经过党内协商后浮现，然后让这位接班人有五年时间见习，做好全面接班的准备。在中共体制下，各级政府与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只有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来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的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与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个体制也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不断创新。中央政府本身还扮演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中央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信、国土资源，也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面对地方时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像是实施“联邦制”的国家，省这一级的政府职权在有些领域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这个分权体制没有宪法作为依据，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也体现联邦制的若干特色，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其结果是，中国内部出现剧烈的区域竞争，不仅省和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与资金，甚至县和县之间都要竞争。例如，苏州辖下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产业重镇，接下来旁边的城市像是无锡和常州，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
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就是有能力调动与统筹自身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的企业集团，政府首长就像企业集团的CEO。中国普通的一个省就等于欧洲的一个中型国家；沿海省份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的GDP，就相当于一个全球500强企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
世界上最复杂的人力资源管理
中共政治体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进行人才选拔与淘汰不适任的人，确保适当的人被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受到监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全球任务最艰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面对的管理挑战，远远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通用汽车还是微软。事实上，它也远超过我们认为最庞大的一个官方机构——美国国防部。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人才筛选、定期淘汰与选拔竞争的机制，很像美国国防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什么？这是一个封闭体系，所有领导层级干部都是由内部晋升。你想要做总司令，不可能空降，必须从少尉开始做起，从体制里逐级而上。不是每个少尉都有机会做到上尉，不是每个上尉都有机会做到上校，也不是每个上校都有机会做到少将。最后到了顶端，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样道理，美国军队中有几个四星上将，有几个三星上将？
这样一个金字塔体系，要用什么机制去管理、筛选？这是一个庞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其他人类社会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在离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坐北朝南，与东西两侧的配楼、南侧的门楼合围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闭院落。院内的中央绿地、东西两侧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边宽阔的绿化带，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氛围。整组建筑，与西长安街对面繁华、喧嚣的西单商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是中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的组织系统，管理着全国8 0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
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西方经验定义下的民主机制，但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也不是纯粹表面的东西，而是有它实际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干部选拔与考核。在中国，很多地级市组织部每年都要委托民调机构，针对这个市的所有政府部门进行民意调查，看民众对这些机构的表现满意或不满意。凡是评分最后一名的部门都会被警告，第二次再评分位列最后一名，领导人会被撤职或调职。还有，很多单位在进行内部提拔之前，会公布合格的候选人，然后让这个单位的所有成员对这些候选人进行匿名投票。这些例子说明了中国有自己摸索出来的制衡与问责机制。
很多中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市民参政要求高，这些地方的政府都有设置纳入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咨询与协商机制，重大建设必须要让居民或者是利益攸关群体参与协商机制。另外，地方政府有时候不一定会教条式贯彻中央的政策和要求，可以体现因地制宜的灵活弹性。
中国近年来不断涌现群众抗争事件，这未必是政治不稳定的征候；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事件频繁地出现，意味着这个体制也允许社会矛盾和压力的释放，上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串联、举报、上访甚至抗争的。集体抗争是地方民众面对无法容忍的事情时，最可能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就是要让问题曝光，曝光以后中央政府就会派人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就会揭露弊端。现在中共领导层对于处理大规模群众抗争事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对于大规模群众事件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要亲自处理，而且绝对不能轻易动用公安或武警介入。这些都是中国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的举措。
中国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很多机制，去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利益也有一定的表达机制，以及形成对干部的制衡，即“问责”。中共中央从1999年开始试点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2004年全面实施，先从副厅级以上干部开始，领导干部在任内经手的预算与费用要经过审计才算完成离任手续，在审计过程中常会发现贪腐与滥权问题。多年来这项制度已经日益完善，并逐级向下推行，不但覆盖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更覆盖村一级干部。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目的在于杜绝领导干部为求快速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资源的短期行为。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接班后，为了弥补高层贪腐案件对中共政权正当性的损害，开始通过王岐山主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对贪腐问题进行严厉扫荡。中纪委仿照中国历代王朝使用的明察暗访机制，全面推出中央巡视组，以及各级举报机制。自十八大起算，到2014年底已经有54位省部级干部落马，还果决处置了“大老虎”周永康，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惯例。这些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内部在不断进行对干部管理的机制调整，有些是借鉴传统治理经验，有些则是与时俱进。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作 者：朱云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定 价：39.00元
探索中共执政基础
中国长期维持一党执政体制，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圈内部最熟悉的，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建立在满足“民享”，而不是“民治”之上。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原来就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为邦本”，是一种有两千年传统的精英政治模式。这种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与选拔有才德的人进入政府体系任官，并辅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以及监察举报等机制，来维持整体国家治理机构以谋求全民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这就是“民本主义”的要义。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基础。
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政治体制，西方学者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学者可以反问：菲律宾与印度有“民治”，但是它们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画等号。
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这30多年来的具体发展成果，中国在承办北京奥运、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也让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书里第16章的标题是：“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他在这章里谈到跟通用公司(GE)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的对谈，伊梅尔特谈了很多关于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推动哪些立法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美国社会节能减碳以及摆脱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弗里德曼听他讲完这些理想的方案后，很坦白地对伊梅尔特说：你的这些构想我都很赞成，但这些东西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的利益团体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你这些政策；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与政策在一天内搞定，然后第二天开始又恢复美国的体制。
当然，这是弗里德曼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但是透露出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体制更有可能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他也看到了美国政治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担心美国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可再生能源投入大量的研究预算。但他发现，美国石油界与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他们在国会可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才很感慨地提出这个荒诞奇想。
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健康竞争关系
现在少数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学者，也感觉到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有效政治秩序”与“良好治理”指标，以及用能否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准，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
当我们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从宽广的历史角度，中国政治体制可以与西方的代议形成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多种政治体制的并存、相互竞争与彼此借鉴，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可以产生推进力量。如果西方代议民主变成唯一的选项，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恐怕只能长期忍受或迁就质量低下的代议民主，因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
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关心全球公共事务的著名金融投资家伯格鲁恩，也提出非常类似的观察。伯格鲁恩是The World Post新闻网站的创办人，这个网站在全球知识精英社群具有很高的能见度，影响力日益上升。伯格鲁恩最近与政治评论家加德尔斯合著一本名为《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的书，提出很多前瞻与大胆的建议，引发很多回响。他与加德尔斯特别强调西方经验与东方经验都没有展现最适合21世纪需要的政治体制，应该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西方民主体制也应该汲取东方的政治智慧。他们特别提到，中共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之当代民主所欠缺的，但像中国与新加坡实行的“东亚家长式贤能政治”也必须纳入公民参与和问责机制，才能适应21世纪网络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仍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因为还有诸多难题与挑战需要克服，特别是要逐一化解过去30年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不平衡，以及为此付出的高昂社会成本，包括对环境、健康与社会诚信的过度透支。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仍然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形势与挑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制度创新，因为没有完全现成的历史经验与模式可以依循。
我经常提醒欧美政治学者，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其特殊与复杂程度，已经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我们要这样想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应对人口相当于2.6倍大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度之有效治理挑战。在人口只有5亿的欧洲，欧盟与欧元的制度试验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证明具有可持续性，一个希腊债务危机就足以动摇欧元的基础；西方政治学者不要自我膨胀，以为当前主流政治学真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建构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
平心而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累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面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都会显得有所不足，中国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当代中国继承的客观历史条件——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国土安全天然屏障如此单薄，各区域气候、地理与人文条件差异如此之大，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如此紧张，地质与生态环境如此脆弱——先天上就构成巨大的公共治理挑战。如何在这些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稳定的、有效的政治权威，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自主，又能够推进快速的经济现代化，绝非易事。
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动态环境——社会结构与利益群体愈来愈复杂，以个体为单元的主体意识日益牢固，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几亿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快速跨域流动，网络科技与社会媒体爆发性增长，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争论既情绪化又混乱，各级公权力机构的独立性也正面临被传统血缘宗派关系与权贵资本主义两头侵蚀的危险——这些复杂的情势更让公共治理的挑战加剧。
尽管挑战如此艰巨，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体制仍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与调适能力。展望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也仍有必要借鉴各国进步思想与成功的实践经验。
例如“审议民主”的理念与“审议民调”的直接民主实验，可以在中国更广泛地接地气，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更充实、更具可操作性。我2013年在台北遇到斯坦福大学“审议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费什金教授，他与何包钢教授领导的团队已经在中国大陆好几处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协商民主试验。例如，2006年浙江温岭市第一个采纳费什金设计的审议民调程序，推出“预算民主恳谈”，让公民代表在预算范围内决定优先启动哪些公共建设项目。这个模式陆续被江苏无锡、广东顺德、安徽淮南采用。2012年云南盐津更将这个模式全面纳入乡镇政府的整体预算编列程序，并鼓励群众直接参与并监督预算的执行。
21世纪将是民主试验创新的大时代。网络社会与大数据的神速发展，将为个别公民、利益攸关群体、官僚体系及政府决策者之间的联结、互动与沟通关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社会媒体蓬勃发展与大数据唾手可得的时代，所有民众都可拥有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在网络时代，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贡献一己之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分享知识、意见与信息的传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激发同道、动员群体、聚集资源的发动机；人人都可以成为督促、监督政府与干部的排头兵。如果能将这样的潜力转化为推进与落实“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原则的法宝，将是民主制度的重大突破。
同时，代表中国共产党自身传承的“反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指导思想在网络时代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与实践方法。中国这一届领导人以大力度推进“打贪”与“禁奢”，其吓阻力量无远弗届，主要就是倚靠群众，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举报、搜证、监督与建言，让腐败行径与奢华作风明显收敛。
思想潮 ∣多元 理性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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