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从日本人如何应试看这个国家的教育
2016/5/14 思想潮
傅高义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精通中日两国事务都，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著有《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等作品。
本文即摘自《日本第一》一书，该书是傅高义先生的成名作，1979年第一版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2016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再版。以下内容选自该书“基础教育：质量与均等”一章。思想潮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从日本人如何应试看这个国家的教育
驻东京的外国特派记者有时对日本记者羡慕不已。因为日本记者可以领到优厚的采访活动费，而且在撰写报道文章时，可以在假定读者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前提下执笔写作。例如英国《波士顿环球报》前任东京特派员克罗克·斯诺曾指出：日本三大报纸的平均读者要比美国东部的第一流报刊的读者，对国际政治通晓得多。
日本民间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经常报道环境污染、核能发电站以及关于其他科学问题，在播映时使用专业术语，并在估计电视观众对这些问题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和可以完全听懂的前提下，进行讲解。
《纽约时报》前任东京特派员理查德·哈洛伦指出，日本各大报纸在处理一项报道时，能够投入美国十家报社那么多的人力，关于国际政治和世界形势，可以向读者提供足以同美国第一流报纸相匹敌的详细消息。另外，日本各大报纸对政府的施政方针、各省厅的试行方案以及政策等等，都能够进行详细分析，对此，连美国《华盛顿邮报》也不免相形见绌。日本的这些报纸是激烈竞争的商业机构，因为一般读者的知识和兴趣很高，所以互不相让，精心采访。
日本的国民教育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用统计数字来说明是有困难的，所以只好依靠这种主观印象。但在数学或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不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样，受到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很大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统计数字进行国际比较。把这些数据研究一下，从整体看来，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日本的教育水平。据内森·格莱齐尔报道：一九六四年，在十二个国家里举行了适合十三岁儿童程度的数学比赛，日本的成绩仅次于以色列而名列第二。从少量的抽样调查里，推算一下各国同龄儿童的平均成绩，日本以很小的差距居第三名，但是，在名列前茅的百分之三四的考生成绩中，不论是投考大学或准备就业的青年，日本在数学方面名列第一。
一九七○年，在十九个国家里，以十岁和十四岁儿童为对象进行了一次国际科学测验，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日本儿童的成绩全部优秀。日本的十岁儿童，在地理、化学和生物方面名列前茅。根据测验的总分数，他们在知识量方面虽居第四位，但在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和高度的推理能力方面则居首位，因此整个成绩名列第一。日本的十四岁儿童在生物方面虽然不如匈牙利儿童，但在物理、化学、实用科学方面却名列第一；在知识量方面虽居第二，但在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和推理能力方面则居第一位，因此总分数高居首位。看来取得这样的卓越成绩同以下事实不无关系——日本中学有实验室，教授理科的教师有百分之九十三曾在大学里学过自然科学，教师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所罕见的。在这次测验里，美国儿童在这十九个国家里名列第十五位。
在日本居住的美国儿童，很少有人愿意上日本的普通学校。另一方面，居住在美国的许多日本人的子女，则进入该地区的学校，同当地儿童一起学习。在美国富裕的郊区公立小学和中学上过学的日本儿童，归国后转入日本学校，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程度上要低一两年。在日本学校所重视的体育课程方面，在技巧上也要落后一两年。至于日语和东洋史等课程就更不必说了。
那么，在音乐或者图画手工等课程方面又怎样呢？对日本初等教育进行过比较和研究的最有权威的威廉·卡明斯介绍说：“在日本的小学里，几乎所有的学生到六年级时，至少掌握三种乐器。最初，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件事。但是，当我访问了五所小学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确实所有的日本小学都是如此。在美国的小学里，如果是属于吹奏乐团或管弦乐团等音乐部的小学生，也可能做到这点，但是，其他小学生们则几乎连一种乐器都不能掌握。美术课的情况也是如此，日美两国的小学生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
外国电视导演一行访问日本广播协会(NHK)时，观看了一场音乐演奏会的录制。这时，参观者感觉到电视台的编辑部几乎没有花多少时间彩排就开始录制，他们对此感到既惊讶又钦佩。一打听原因，原来导演、摄影师和技术人员全都认识乐谱，所以节目一开拍，就可以同乐师一起随着乐谱进行录制。这种情况在美国的电视台里是不可想象的。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可能只是两国学生到校日数的差距。日本儿童比美国儿童到学校的时间要多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儿童到校的日数为一百八十天，而日本儿童到校的日数则为二百四十天。据卡明斯介绍，日本小学和中学的学生缺课率比美国要低得多。
不但日本教育水平之高值得重视，而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日本达到这样高水平的人数，恐怕并不只限于一部分学生。在美国，要求参加美国陆军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不能读写而没有被录取。在日本，要说几乎没有文盲也决非过誉。尽管精确的跨文化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美国，有人估计文盲达到百分之二十，而在日本，则认为不到百分之一。
日本人对教育的热心程度，决不次于政府对国民生产总值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在一九五五年，日本的初中毕业生只有半数进了高中，但在一九七○年，升入高中并正式毕业的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对此，美国升入高中的比率是百分之八十。在日本通常情况下是升入高中的学生几乎可以全部毕业，例如一九七五年，日本的高中生有百分之九十七毕了业。但在美国，高中学生能够毕业的人只有百分之七十九而已。在日本，男女学生大约以同等比率进入大学，其中女生以进入两年制的短期大学者为多。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有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但在美国，高中生升入大学后中途退学者大有人在，相反，在日本，大学毕业生和入学时的比率是相当高的。在日本，年龄在二十五岁的男青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读完了四年制大学，但在美国，则只有百分之二十。当然，如果加上超过二十五岁的人，那么它的比例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升入大学院的学生人数是非常少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报考人员少，毋宁说是由于日本的大学院还没有做好接纳更多研究生的准备工作。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美】傅高义(Ezra F. Vogel)著 谷英 张柯 丹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
页数：228页 定价：39元
在美国，高中毕业后任何人都可升入某个地区的大学；但在日本，四名报考大学的人员当中，只有三名可以进入大学。日本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不管公司是否对本人提出要求，总有许多人接受函授教育或参加临时性的专业学习班。日本有相当多的青年毕业后仍继续读书，希望汲取新的知识。
日本儿童不仅比美国儿童到校天数多，学习时间长，而且其中约有一多半人，一面上小学、中学，一面进补习学校学习。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补习学校，其规模有大有小，但其教学目的大都是帮助学生补习报考高中或大学的功课，一些中小学生也是为了希望考上较好的学校而去补习学校的。大多数的学生从在校期间开始，就把全副精力放在准备升学考试上，估量自己能考上哪类大学就去报考哪类大学。尽管如此，男生中仍有百分之十八(女生稍低于这个比率)不能考进自己所希望的大学。他们成了失学者，必须为下一次再考大学下工夫。对投考大学之所以这样拼死拼活，其原因是大学录取学生只取决于入学考试的成绩，而且，这将和今后的就业有着重要的关系。美国人也有这种情况，如果能从好的大学毕业，那么一开始就会有一个好的职业，肯定要比不是这样的人为好。但在美国，普遍有这样的想法——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是有许多次机会的。而在日本，一般人都确信，决定一个人能否立身出世，取决于毕业于哪个大学。因此，学生们为了能赢得一个关系到终身的好职业，就必然要拿出全副力量来应付考试。
入学考试的性质是测验究竟学到了多少已有定论的知识，因此，考得好不好并不取决于学生所具备的能力、智力商数(IQ)或适应性，而取决于他在备考时如何全力以赴。他们在投考一年前，就要拼命往脑子里装东西。你不能批评他们生吞活剥，应该赞许他们真有耐心。升学考试有很大的弊病，它使学生精神过度紧张，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促使智力的片面发展，减少课外活动的机会，从而夺去了学生享受青春的欢乐等等。在日本的报刊上，不断报道由于准备升学考试而引起的种种可怕的事例。当然，走上极端的例子毕竟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没有考上学校而自杀的事例也是有的，但这种事例自一九六五年初以来逐渐减少了。其实日本人的自杀率按照欧洲的标准并不高。日本教育界人士提出了许多缓和这种考试竞争的改革方案，但收效不大。这是因为人们热望通过升学考试立身出世。当然，没有人说这种“考试地狱”是好的，不过，假如这种考试制度为美国所采纳，大概不至于搞得这样过火。
在日本的考试制度下，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估计自己大体能被哪类大学所录取，学生就可以按着该大学的考试要求来准备考试。对于升学，大学大都不重视考生毕业学校的成绩单或推荐信，因此评定考生在校成绩的教师是没有权威的。学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对自己将来的前途，至关紧要的是在升学考试中尽可能取得最好的分数。
这样，在学生当中自然产生一种想全力以赴的劲头。为了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母校，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们自觉地下定决心，为升学考试而用功。如前所述，在十九个国家里，日本儿童热爱学校的比率比其他国家为高。在升学考试期间，教师也和学生站在一起，来帮助面临升学考试的学生。日本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课余时间也愿意接受学生的请求，提供帮助，即使在暑假里，教师们也腾出很多时间到学校里去。
日本青年这种想要通过升学考试取得成功的决心，在家族小集体观念的影响下，更加强烈起来。通过孩子的升学考试，家族内部连成一个整体，产生了与其他家族相互竞争的心理，全家人把孩子在考试上取得的成就当做家族全体成员的成就。托马斯·罗伦博士在一篇文章里报道说：日本的小家庭，双亲俱全的普通家庭，比起大家庭或因离婚、死亡只剩下双亲一方的家庭来，会为孩子准备升学考试创造更好的环境。据说，因为双亲俱全的小家庭会让孩子上补习学校，或者在家里帮助孩子学习，或者全家所有的人尽量设法为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双亲、特别是母亲们是十分关心学校如何帮助孩子将来应考的。她们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项活动，对那些优秀教师和决心保持高质量教学水平的校长，给予很高的评价。
另外，为了使学生能考上最好的学校，学校之间也相互进行竞赛。宛如街道与街道之间的人们为了在某地修建一座最现代化的大厦而互相竞争一样，学校之间也为多送学生进入最好的学校而各不相让。教师们不仅注意每个学生在学校里的行动，而且还非常注意学生的个人生活和学习热情，他们把学生的升学考试合格率看成是做教师的责任。
这样，考试制度把学生、教师、家长都卷了进去，使他们变为一个整体，一起来应付升学考试。一般地说，无论在哪个国家里，一旦生活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态度就会松弛下来，按理说，日本的学校也有陷入这种倾向的可能。罗伦博士考察了日本几个学校，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学校之所以仍能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和高水平的教学，是因为有严格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缘故。
在美国，现在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对高中毕业生实行毕业资格审核，与此相比，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显然是有不少优点的。如果进行高中毕业资格审核，需要用功的只是那些有可能毕不了业的学生，其他的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就犯不上都卷入备考问题中了。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的优点在于：录取考生不因主考人的主观印象而定，而是录取标准明确，招考学校只录取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初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九十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百分之五十升入大学，他们都积极备考，以求考进自己所志愿的大学。一个学生考进大学之后，在校期间还会有考试，不过他毋需担心毕不了业，他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大学的，对这个互相帮助的集体加深情谊。
考取名牌高中或名牌大学的日本学生，在这以前就已经充分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当然，日本学生的这种紧张状态，正如被人们称为“考试地狱”那样，并不一定值得欢迎。话虽如此，通过这种考试，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也能养成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即使这种考试制度有过火的地方，但是可以说希望考上所志愿学校的那种心情，也培养了伙伴观念和学习热情。升学考试的竞争并不是和亲密的朋友之间的竞争，而是和希望考入某大学的几千名素不相识的其他人进行的竞争。学校中的同年级同学、教师以及家长的坚强的团结，使他们增强了努力学习的热情。他们都在祝愿升学考试的成功。这样，即使在将来就业之后，他们也能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是对自己、对同事、对整个公司有益的事，都会从长打算，努力学到手。
实行这种考试制度的结果，作为国家来说，它使国家拥有人才资源——这种人掌握重要的文化，受过严格的训练。还会培养国民关心新鲜事物，容易接受教育，安分守己，待人厚道，崇尚公德。即使对这种考试制度有所批评，但迄今为止并未削弱，这是因为谁也没有找出更加优越的制度能像它那样调动积极性，使人发奋上进，而且把家庭和学校都联系在一起。
(编者注：注意《日本第一》一书初版于1979年问世，30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是否有新的变化，小编无法一一求证，请读者诸君加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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