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怡然：“莆田系”医生出走后怎样？
2016/5/15 思想潮
本文作者赵怡然是某高校在读大学生。感谢作者惠寄稿件。欢迎投稿(邮箱：1686528962@qq.com)
莆田系医生出走后怎样
“青年魏则西之死”引发的关注和批判仍在发酵。从莆田系民营医院到百度推广，再到部队医院承包及医疗监管制度，涉事的几大主体相继被一片声讨声推到了舆情的风口浪尖。如今，轮到入职莆田系的医生们站上民意的审判席。在真正了解医院内幕后，他们为何不选择反抗逃离、斗争揭露？是否每一个入职莆田系的医生都会作为帮凶，被钉在人类史的耻辱柱上？这些疑问日渐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
争论多围绕“患者”和“医生”两大对立角度展开。支持者认为，莆田系医院构成情况复杂，在道德审判非黑即白的二分法间亦存在不应忽视的灰色地带。例如，许多家境贫困、学历不高的医学生或是不知莆田系为何物，仅因良好待遇的吸引误陷沟渠，或是背负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无法依靠工资水平较低的基层卫生所维持生计。毕竟，坚守需要勇气也需要底气。许多缺少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医生迫于合同桎梏、老板恐吓，只能日复一日忍受良知的诘问，在莆田系中蹉跎所学医术和青春年华。
反对者却表示，正如纳粹残忍屠杀中的每一环节都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一样，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每个医生都是血腥罪恶的庞大“莆田帝国”中不可或缺的一砖一瓦。生存压力更不能成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者被宽宥的借口，他们因更好的待遇选择莆田系医院，等同于选择将个体生存的需要凌驾于他人生命健康之上，选择将自己的良知和底线一并出卖交付。
诚然，那些毫无医术更遑论医德的游医骗子作为医学界的害群之马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实属罪有应得。但对于网友所提到的那类莆田系医生，我在批判之余却忍不住给予一些“理解之同情”。当然，体谅绝不代表原谅和接受，更不是替谁“圣母式的洗白”，体谅只是假设如果我们有对方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在面对相似困境时是否就有可能做出相同的事情，是否就有可能选择相似的无奈、妥协、退让和顺从。
道德常常是简单的二分法，而人性的抉择却不是这样简单，好与坏往往并不绝对。对于一些乐于标榜自己天然比莆田系医生高尚的道德批判者来说，也许应该自问他人是否拥有如自己这般优越的条件，自己又是否只是幸运地没有遇到类似的伦理困境。
承认是改变的开始。适当的转换立场往往会为我们提供观察分析事物的多元角度和思考方向，如果只承认人性中崇高的无私的部分，却一味对强权压力下妥协的共谋、利己的私心，权衡成本得失后的退让大加鞭挞否定，不敢直面其中的不完美，那么，缺少必要的事前监管、事后处理意识的我们只会在类似事件发生时，除了愤怒慨叹外束手无策。
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曾在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写道：
人性中有一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同样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为善，至于哪种动机发挥作用则往往取决于环境的触发。因此，我们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而是少谈心性，多谈制度。”
回到莆田系医生这一群体，除去那些道德沦丧无可救药者，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问题丛生的现实环境、失责失控的监管体系是否也在“逼良为娼”？
我们知道，物质保障与道德修养乃试图逃脱牢笼的莆田系医生不可或缺的精神两翼，而这两翼如今却随时面临被折断的风险。一者，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在地区城乡间的不公平配置，加之公立医院的高门槛严要求，使医学日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有人甚至质问莆田系医生考不上985读不起医为什么还要读。同时，部分基层卫生所仅将留住人才诉诸于不断歌颂医者仁心的伟大与牺牲精神的崇高，盛赞之下，过低的工资水平迫使着医生要么跳槽转行，要么发展副业。长此以往，巨大的医疗缺口又该由谁来弥补？
我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莆田系医生即使决然出走，大概也很难存在更好的命运与选择。在现实的制度保障下，我们又是否有能力平复他们对于巨大生存压力的恐惧和隐痛？另一方面，面对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意识的消亡和多元价值观的紊乱，我们是否应该让提高人民素质修养，脱离喊口号这类简单的、徒具形式的层次，真正培厚思想教育的河床，真正赋予道德意识生命，让内心的准则给予莆田系医生坚决说不的勇气，真正成为医生心里最后一道绝不妥协的支撑底线和关键力量。
正如网友所评论的那样：
用愤怒发泄心中的同情与不满亦在情理之中，但比激情更可贵的是理性，是由问题倒逼改革。如果我们不去尝试构建一个更为理性的对话空间，不去承担为逃离的莆田系医生解答出路的责任，而仅仅停留在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概括为两种主体的尖锐对立。那么我们的愤怒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在话语泡沫中让此类问题更本质、更深层的矛盾被掩盖，最终只能将问题停留在口水化的争论，始终难以推进到解决问题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娜拉出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可谁叫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
“魏则西事件”发展至现在，对年轻生命早逝的惋惜和愤怒，夹杂着对医疗医药行业长期不满的集中发泄，最终汇聚成汹涌的讨伐和谩骂爆发呈现，恨不能将所有涉事者游街示众。可令人遗憾的是，结局却很可能会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医患主体间充满戾气与猜忌的对立和撕裂、有关部门迫于压力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式执法和高压式监管，以及群众试图介入现实的希望破灭和无能为力。有人将其戏称为“徒劳愤怒的中国式结局”。
未来究竟会怎样，令人心痛心碎的“魏则西事件”是否真的会再一次重蹈“群情激愤—集中整治—关注渐消—故态复萌”的苦涩轮回和怪圈，还是能以此为代表、为突破口进行持续深入的探讨与思考，通过探求该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现实困境，真正推动公民意识和正当诉求的觉醒、推动社会不合理现状的变革、最终推动不公的减少乃至消除。我想，对于未来，我们能做的绝不只是徒劳的愤怒和等待。
医疗改革是我国二次改革新阶段的重点，如果最本质的重症不解决，那么社会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也只会再次转嫁给无辜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魏则西的悲剧仍然会换一个名字继续发生，而饱受指责与发难的莆田系医生们在出走莆田系后大概也不免如娜拉般无路可走，只能从一个牢笼落入另一个陷阱而已。
也许，面对社会问题所暴露的真实、严峻的面目，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制度不健全的最大受害者，改革阵痛的唯一承受者，然而，对莆田系医生的思考让我们发现，社会弊病对人民的伤害和压迫也许是无差别的。它不仅会带走魏则西们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也同样会将许多年轻的医生推入“傀儡之家”的可悲命运。如果这就叫做“社会现状”的话，那么此时不改变它，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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