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改革走到今天,必须正视一个问题
2016/5/21 思想潮

针砭时弊,却与体制相安无事;靠近权力中枢,却敢独立发声。王名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周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找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既不要求体制“伤筋动骨”,又拓宽了社会力量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循序渐进有时更可行、代价更低,但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多数时候并不讨好,左派觉得出格,右派觉得拖泥带水。
撰文:章伟升 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原文标题《王名:拱卫者还是改革派》
王名是一个有高政治情商的学者。
研究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明确支持公民社会,反而越发受到体制的优遇。他宣称自己相信共产主义,试图用理论推演和实践的方式,证明社会共治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可靠路径。
学术“论敌”指责王名的共治主张不切实际。因为共治需要让市场、社会能够与政府平等互动,乃至博弈,一起解决公共问题。他们认为,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
如果不是去年忙于组建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王名现在应该已经写完《社会共治论》一书,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思想,以及欧盟、中国广东等地的实践,来论证“由共治而共产”是可操作的,共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非议偶尔会波及人格,有人说,王名善于迎合高层。
至少可以确定,王名是体制信任的人,也是可以影响体制的人。他连续十四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促成“放开二胎”等重大政策落地,其建议也得到政治局常委的亲自批示。他领导的学术项目、公益机构,中组部、民政部等国家部委予以重点扶持。
影响决策层
2014年7月24日,王名在俞正声主持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历数立法缺失给社会组织造成的几大困境,提出制定社会组织法。在此之前,民政部的官员委婉地劝他:“你提得是不是早了点?”王名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关注,还是坚持提了。
结果,俞正声当场表态:“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会后,工作人员把王名的发言整理成材料,递交了相关部门。有了俞正声的首肯,社会组织立法进展顺利。后来,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朋友转告王名,是一个“漂亮的批示”。王名期待这部法在2016年能进入立法程序。
“双周协商座谈会”源于1950年,主要开放给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文革”期间被迫中断。2013年,新履职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将其低调重启,讨论的每一项议题均关系国计民生。
王名一共参加过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分别关于安全生产、大气污染以及社会组织。他说,座谈会低调,却能直接影响高层决策。“俞主席是政治局常委,他主持、他邀请,你想想看,各个部门的领导能不出席吗?”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施行30多年的“一胎化”国策得以终结。这一牵动举国神经的变化,背后也有王名的身影。“今天有这样的结果,我个人还是有一种很强的成就感。”
确切地说,在人口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接力跑”运动员。
2003年3月3日,王名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卡夫卡全集》主编叶廷芳分在同一小组,两人成为至交。叶多年呼吁取消“一胎化”,小组发言常常语惊四座,但直到任期最后一年(2007年),他仍没能撼动“磐石”。
叶廷芳卸任时,将这件事托付给王名,希望他继续递交提案。叶说,在这件事上不发声,愧对政协委员的身份,愧对民族和未来。是否接过这个“棒”,王名犹豫了两年,毕竟人口问题超出了他的专业认知。“我说这个问题我合适提吗?另外一个,我提了以后,能提到点子上吗?”
那两年,王名没递人口提案,叶廷芳也没放弃鼓动他。“叶老就跟我说,这个事情只能拜托你。老先生这么说,你又怎么能拒绝?我说我研究研究。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你一个邮件,过一段时间给你发一些材料,你必须要研究啊,我后来就做了一些思考,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研究过程中,王名强烈感受到,把人口问题单纯视为专业问题是个错误。他告诉国家卫计委的负责人,人口问题是公共问题。除了求教人口学专家,王名还找来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讨论“一胎化”政策。“人口问题如果不放在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下,乃至放在国际的背景下来思考,很难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2010年起,王名连续五年在“两会”上递交“放开二胎”的提案,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
人口政策调整后,王名的关注点又逐步转向生育文化、家庭教育复兴等社会问题。他认为,当下重点是考虑如何延缓、化解“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副作用。
王名认为政协制度是可以对政策,甚至政治体制改革起正向作用的制度。“我们处在改革和转型的时代,很多公共政策需要升级,像计划生育,再不及时调整,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中央高层也好,体制也好,都意识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转型。”全国政协给了他影响社会变革的机会。
媒体曾送给王名一个“提案专业户”的名号。从2003年至今,他递交提案将近八十个。仅2016年就有20个,近半数与慈善法相关,这已经算是“克制”的数量。
在王名的研究中,公益慈善相当程度上拯救了美国。
二十世纪初,全球被动荡和战乱拖进“泥潭”。美国也在经历了经济“野蛮生长”后陷入空前尖锐的社会危机。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公益事业异军突起,“强盗爵爷”老洛克菲勒、老卡内基开始大量捐赠财富做慈善。在其他国家频发社会革命时,美国完成了渐进改良。
“美国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为什么?很多学者就认为,公益慈善是一个根本原因。尽管它的量不大,但是对社会起到的作用,有可能是‘四两拨千斤’,它使得那些明天要揭竿而起的人,今天就放弃了武器。因为有了慈善,他就有了饭吃,有了慈善,他就有了地方睡觉,他不至于为了最后一碗饭去揭竿而起。”王名说,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而慈善可以守住生命的最后一丝尊严。他提醒,如果中国的慈善不被“桌子底下”的东西糟蹋掉,完全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当然,社会会不会分裂,不取决于慈善,但它可以使社会连接得更密切。”
王名不希望慈善沦为边缘,而是更进一步,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慈善法的起草过程中,他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且态度明确: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社会,不是政府。“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不通过立法,真做不到。”他警惕政府主导慈善,将其视为当前行业乱象的一大根源,希望呼之欲出的慈善法能够规制公权力,保障社会力量主导慈善。“政府没有很好地规制、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反而把慈善做成了税收的第二大来源。”
王名清楚政协委员能量有限,不会放过自下而上影响体制的机会。
财经作家苏小和听闻,吴敬琏曾告诫学生要多写文章,利用媒体影响社会,吴说自己花一两年时间做的课题报告,送到中南海估计人家几分钟就看完了。
这个经验,王名深以为然。“两会”期间,他不拒绝任何记者采访。原因很简单,就算改变不了政策,还可以借由媒体形成社会压力。他说,向社会发声是政协委员的责任,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倒逼政策。“回过来说,‘放开二胎’不是我的影响,我的影响估计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是老百姓的呼声太大了。”
最近几年,王名每年都有20个左右的提案,他在用数量换“中标率”。“后来我发现,做一个提案,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管你,做二十个提案,说不定哪个提案就会引起关注。你做一个,少了,概率很低啊,有可能你‘打’偏了,或者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关注。”
保护“洪水猛兽”
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王名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社会组织在注册前,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作为“挂靠”单位。为了避免连带责任,不少机构不愿被“挂靠”。大量社会组织只能放弃注册,被迫成为“非法”。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尝试全面实行直接登记制度,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需要“挂靠”单位。
2014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发文表示,坚持双重管理和直接登记并存,民政系统称之为混合管理体制。王名表达了异议:“我一直对他们提的混合管理体制持保留态度,我说中央非常明确叫统一直接登记体制。”
2013年,王名在云南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他直言民政部做了一些自身职责外的事,是越界。王名对李立国说:“立国部长,恕我直言,您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民政部该做的。”会后,两人一起吃饭,李立国坦承一些举措是不得已。“他说,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不做谁做?比如说事业单位改革问题,这不是民政部该做的,但是我不推谁推?”
更早之前,李学举担任民政部长时,王名也在会上说过类似的话。王名认为,民间组织事实上超越了民政部的职能范围,应该交给国务院管,而不是民政部辖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下来以后,我还没跟他道歉呢,他就先说:‘你说得挺对的,你这个观点我赞同,但在‘中编办’没有调整之前,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王名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必须正视一个问题:谁是改革的真正主体或源动力?“我觉得是公民,以公民的权和利为基本源头的推动机制。”
只要时机合适,他就会在各种场合为社会组织“脱敏”,为公益慈善拉分。“NGO在有些人眼里是反政府,在有些人看来是异己分子,其实NGO代表的恰恰是一种社会正能量,是社会朝公而非朝私的方向。”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党建。不久,王名受中组部邀请,给各省的组织部长做报告。他向在场的高官建言,要大胆发展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入党,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共的执政基础。“如果能够培养成基础力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建,对不对?你让他从内心里拥护共产主义,而不是简单地设立党组织去监督他。”
那场报告会上,王名告诉中共政要,社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共产党的同道中人。“往前看,共产主义不就是全人类的公益吗?在这个意义上讲,公益慈善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差别?没有多大差别。”王名对《中国慈善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高度的视角。
主流舆论对公民社会讳莫如深,王名却四处为它呐喊。他坚持认为,公民社会是“补台”而非“拆台”的力量。他专门撰文解释它的起源与发展脉络,重申这是个“无害”的词,只是被严重误读了,“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其实,王名想表达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需要经历学术大讨论,在讨论中形成共识。“早期我们围绕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很深入的讨论,包括价格改革、资本市场,为什么在社会领域问题上不能讨论?你要不讨论,对它的一些研判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他把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运动,视为经济体制的概念体系建构。同理,他认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也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当下阶段,社会改革是‘主战场’,市场和经济的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修补阶段(当然它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判断,确实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在政治上使用什么样的概念体系。”
这些听上去有些抽象的术语,在王名眼里很重要,他说,如果回避这个过程,社会问题就会被搁置,犹如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武器,怎么样推进改革?如果不推进改革,那么你要通过什么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名毫不担心中国缺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但提及社会体制改革,他重复频率最高的词是顶层设计。他推崇邓小平,推崇原国家体改委的改革者能够超越既得利益,真正考虑整个国家的未来。他认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社会体制改革更复杂,牵涉面更广,惟其如此,更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人具有非凡的判断和魄力。“‘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既摸不到‘石头’,也摸不到方向。”
方向,是王名现在最拿不准的。“我们在社会领域到底是要恢复传统的社会体系,还是建构一种全新的、跟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能够有效衔接的社会体制?我觉得这是大的战略。”他反复说,不可以再走“回头路”,否则可能贻误重大的历史机遇,而且这个机遇基本不可能再来。
与其他可能的前路相比,王名更愿意相信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正在重新研读马恩全集。“我更愿意强调,道路自信指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共产主义道路自信,而不是说改革开放前的那个道路自信。”
因此,王名期盼针对社会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快点到来。“思想解放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实际上是党和政府。我们的主政者会达成共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会有万马奔腾的局面?是主政者达成了共识。”
针砭时弊,却与体制相安无事;靠近权力中枢,却敢独立发声。王名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周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找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既不要求体制“伤筋动骨”,又拓宽了社会力量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循序渐进有时更可行、代价更低,但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多数时候并不讨好,左派觉得出格,右派觉得拖泥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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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名:社会共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
《中国慈善家》:你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开放时代》上发表商榷性质的文章,你提的是“公民社会”,他提的是“人民社会”,你们之间的根本分歧点在哪里?
王名:我非常不理解,他本来是一个对西方政治理论和中国的政治实践都很了解的学者,为什么提这样一个观点。他把人民社会跟公民社会对立起来,仔细看他的观点会发现,他所谓的人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我认为两者本质上不对立。我担忧,走向法治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用人民社会这个概念表述,会走向改革和发展的另一面:用所谓的公权力来剥夺公民的权利。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转变全能国家,使全能国家变成有限政府。
《中国慈善家》:你主张的社会共治理论也比较有争议,有人觉得,在中国不太可行。
王名:社会共治不是我的学术主张,是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概念。我觉得值得研究,就做了一些文献检索,发现英文语境、中文语境里都有共治的概念。共治的最大优势,我觉得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它可能不是简单的“民间+市场+政府”,或者“私有制+公有制”的概念,而是升华到一个既没有民间,也没有政府,也没有市场,既有民间,也有政府,也有市场的状态。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社会问题,靠政府和市场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有综合的系统来面对这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听着有点抽象,有没有实践的案例?
王名:最典型的模式是杭州。王国平主政期间,找到了一种有效解决重大问题的方式,叫社会复合主体。而且他把这个概念用得非常广泛,城市拆迁、运河改造、重大工程兴办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都采取这个模式,很有效。我们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出过一本书,叫《增量共治的杭州经验》。
《中国慈善家》:你计划写的《社会共治论》一书,如何论证社会共治是可操作的?
王名:我有四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来源,有相当一部分篇幅要靠重读马恩全集。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治国实践。周王朝的分封制就是一种共治思想,当然,那只是君主的共治。再往后,中国出现异族和汉族之间的共治。清朝为什么能够长期稳定,达成一种稳定的社会格局?就是实现了汉制跟清制之间的有机融合。
《中国慈善家》:怎么融合?
王名:清朝的共治理念是消灭“我”的文化,消灭“我”的语言,融于汉制。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主,他是宁可不要“我”,也不能不要中华。清朝皇帝都是汉文化的杰出继承者,通晓汉文化、诗书礼乐。真正的共治理念是灭“我”,把“我”的边界打开。
第二个脉络是西方政治思想,从西方经济学、西方制度理论延续下来的分治、共治、协治等。第三个脉络往往被人忽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共产?共产的前提是难于实现共治,所以先共产再共治,通过共产来实现共治。两者是同一个过程,只是把财产作为治理的前提。
《中国慈善家》:你在此书的大纲中列了欧盟、联合国和中国的实践,可以重点说说中国吗?杭州毕竟只是一城一地,说服力弱。
王名:过去十年,中国在推进社会建设方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观察,比如中关村在解决经济产业技术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经验和模式,我们称为士绅熵治。从2006年开始,中国在社会转型方面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十八大后还做了一些突破。我想说,社会改革的弓已经拉开了,要及时把箭射出去,否则会有反弹。
《中国慈善家》:能介绍一下你的知识结构是由哪些方面组成的吗?你在兰州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等各个阶段,接受了什么样的学科训练?
王名:我这代人,从知识结构上讲还缺少很多东西。我1979年考入兰州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恩。本科阶段我读了大量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书,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硕士是世界经济。到日本以后,先在京都大学研究经营学、市场营销,后来转到名古屋大学研究国际发展,我们国内叫发展经济学。
《中国慈善家》:后来为什么转向NGO研究?
王名:回国时,清华大学成立了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专门研究公共政策,我更倾向于其中的社会政策方向,关注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注意到NGO。我本科的训练跟现在关注的社会治理有很大关系。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命题、方法论,跟启蒙运动时期面对的社会格局和理论关系非常明显。
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比较公认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源头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体系中有很多马克思、黑格尔的痕迹。我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所以后来阅读研究又接受了很多新的概念。
来清华后,我给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叫《NGO与社会治理》,要求学生必读托克维尔、哈贝马斯和帕特南。我认为这三个人的理论是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托克维尔的社会先于国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等理念都是思考、研判、分析社会治理和公益慈善的基础。
《中国慈善家》: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你觉得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可靠思路吗?
王名:有一点必须要看到,马恩身处的十九世纪跟今天的时代有很大不同,马恩有些东西没法在今天用。但马恩的智慧、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共有的,是普世价值的真正来源。
《中国慈善家》:比如说?
王名:公民社会就是马恩非常核心的思想。
《中国慈善家》:你在跟体制沟通、建言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策略吗?比如表达的方式。
王名:这个我还是比较注意的。我有很多研究是在民政系统的支持下开展的,我也是民政部专家组成员,去年又成立了公益慈善研究院,这也是民政部和清华大学的合作。当然,很多场合,包括部长在的时候,我也明确表态:从更宏观的角度说,民政部的决策和判断有问题,我更主张怎么样去做。我的研究毕竟是关于社会领域,涉及到社会体制、政策和政治体制,有些问题我的态度也非常鲜明,比如我在很多场合就提出来,没有必要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公民社会。你说的策略还是有一些。
《中国慈善家》:接下来几年你有什么研究计划?
王名:希望今年把研究院的体制基本搭建起来,把资源的问题解决,作为学者,研究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想做太多事务性的事情,想留出一些时间做口述史研究,我打算在退休前再出十本《中国NGO口述史》,也是我从事NGO的收官之作,现在已经出版了两卷。这两卷出版时,都有两位受访者离世。太痛苦了,我跟他们说好了,书出来第一本就拿来送给你,结果人没了,我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后来我觉得口述史带有抢救性质。
NGO是中国新兴的社会现象,如果没有人去记录,那些创业者将与他们经历的时代一道被历史淹没。我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使命感,我是走过这条路的人,那些人我很熟,你不谈他不说,我即使带着我的同事去,他也不愿意说,他愿意跟我谈,因为我是他的老朋友,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口述史只有我能做出来,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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