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改革走到今天，必须正视一个问题
2016/5/21 思想潮
针砭时弊，却与体制相安无事；靠近权力中枢，却敢独立发声。王名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周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找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既不要求体制“伤筋动骨”，又拓宽了社会力量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循序渐进有时更可行、代价更低，但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多数时候并不讨好，左派觉得出格，右派觉得拖泥带水。
撰文：章伟升 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原文标题《王名：拱卫者还是改革派》
王名是一个有高政治情商的学者。
研究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明确支持公民社会，反而越发受到体制的优遇。他宣称自己相信共产主义，试图用理论推演和实践的方式，证明社会共治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可靠路径。
学术“论敌”指责王名的共治主张不切实际。因为共治需要让市场、社会能够与政府平等互动，乃至博弈，一起解决公共问题。他们认为，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
如果不是去年忙于组建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王名现在应该已经写完《社会共治论》一书，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思想，以及欧盟、中国广东等地的实践，来论证“由共治而共产”是可操作的，共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非议偶尔会波及人格，有人说，王名善于迎合高层。
至少可以确定，王名是体制信任的人，也是可以影响体制的人。他连续十四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促成“放开二胎”等重大政策落地，其建议也得到政治局常委的亲自批示。他领导的学术项目、公益机构，中组部、民政部等国家部委予以重点扶持。
影响决策层
2014年7月24日，王名在俞正声主持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历数立法缺失给社会组织造成的几大困境，提出制定社会组织法。在此之前，民政部的官员委婉地劝他：“你提得是不是早了点？”王名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关注，还是坚持提了。
结果，俞正声当场表态：“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会后，工作人员把王名的发言整理成材料，递交了相关部门。有了俞正声的首肯，社会组织立法进展顺利。后来，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朋友转告王名，是一个“漂亮的批示”。王名期待这部法在2016年能进入立法程序。
“双周协商座谈会”源于1950年，主要开放给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文革”期间被迫中断。2013年，新履职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将其低调重启，讨论的每一项议题均关系国计民生。
王名一共参加过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分别关于安全生产、大气污染以及社会组织。他说，座谈会低调，却能直接影响高层决策。“俞主席是政治局常委，他主持、他邀请，你想想看，各个部门的领导能不出席吗？”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施行30多年的“一胎化”国策得以终结。这一牵动举国神经的变化，背后也有王名的身影。“今天有这样的结果，我个人还是有一种很强的成就感。”
确切地说，在人口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接力跑”运动员。
2003年3月3日，王名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卡夫卡全集》主编叶廷芳分在同一小组，两人成为至交。叶多年呼吁取消“一胎化”，小组发言常常语惊四座，但直到任期最后一年(2007年)，他仍没能撼动“磐石”。
叶廷芳卸任时，将这件事托付给王名，希望他继续递交提案。叶说，在这件事上不发声，愧对政协委员的身份，愧对民族和未来。是否接过这个“棒”，王名犹豫了两年，毕竟人口问题超出了他的专业认知。“我说这个问题我合适提吗？另外一个，我提了以后，能提到点子上吗？”
那两年，王名没递人口提案，叶廷芳也没放弃鼓动他。“叶老就跟我说，这个事情只能拜托你。老先生这么说，你又怎么能拒绝？我说我研究研究。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你一个邮件，过一段时间给你发一些材料，你必须要研究啊，我后来就做了一些思考，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研究过程中，王名强烈感受到，把人口问题单纯视为专业问题是个错误。他告诉国家卫计委的负责人，人口问题是公共问题。除了求教人口学专家，王名还找来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讨论“一胎化”政策。“人口问题如果不放在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下，乃至放在国际的背景下来思考，很难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2010年起，王名连续五年在“两会”上递交“放开二胎”的提案，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
人口政策调整后，王名的关注点又逐步转向生育文化、家庭教育复兴等社会问题。他认为，当下重点是考虑如何延缓、化解“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副作用。
王名认为政协制度是可以对政策，甚至政治体制改革起正向作用的制度。“我们处在改革和转型的时代，很多公共政策需要升级，像计划生育，再不及时调整，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中央高层也好，体制也好，都意识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转型。”全国政协给了他影响社会变革的机会。
媒体曾送给王名一个“提案专业户”的名号。从2003年至今，他递交提案将近八十个。仅2016年就有20个，近半数与慈善法相关，这已经算是“克制”的数量。
在王名的研究中，公益慈善相当程度上拯救了美国。
二十世纪初，全球被动荡和战乱拖进“泥潭”。美国也在经历了经济“野蛮生长”后陷入空前尖锐的社会危机。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公益事业异军突起，“强盗爵爷”老洛克菲勒、老卡内基开始大量捐赠财富做慈善。在其他国家频发社会革命时，美国完成了渐进改良。
“美国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为什么？很多学者就认为，公益慈善是一个根本原因。尽管它的量不大，但是对社会起到的作用，有可能是‘四两拨千斤’，它使得那些明天要揭竿而起的人，今天就放弃了武器。因为有了慈善，他就有了饭吃，有了慈善，他就有了地方睡觉，他不至于为了最后一碗饭去揭竿而起。”王名说，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而慈善可以守住生命的最后一丝尊严。他提醒，如果中国的慈善不被“桌子底下”的东西糟蹋掉，完全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当然，社会会不会分裂，不取决于慈善，但它可以使社会连接得更密切。”
王名不希望慈善沦为边缘，而是更进一步，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慈善法的起草过程中，他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且态度明确：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社会，不是政府。“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不通过立法，真做不到。”他警惕政府主导慈善，将其视为当前行业乱象的一大根源，希望呼之欲出的慈善法能够规制公权力，保障社会力量主导慈善。“政府没有很好地规制、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反而把慈善做成了税收的第二大来源。”
王名清楚政协委员能量有限，不会放过自下而上影响体制的机会。
财经作家苏小和听闻，吴敬琏曾告诫学生要多写文章，利用媒体影响社会，吴说自己花一两年时间做的课题报告，送到中南海估计人家几分钟就看完了。
这个经验，王名深以为然。“两会”期间，他不拒绝任何记者采访。原因很简单，就算改变不了政策，还可以借由媒体形成社会压力。他说，向社会发声是政协委员的责任，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倒逼政策。“回过来说，‘放开二胎’不是我的影响，我的影响估计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是老百姓的呼声太大了。”
最近几年，王名每年都有20个左右的提案，他在用数量换“中标率”。“后来我发现，做一个提案，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管你，做二十个提案，说不定哪个提案就会引起关注。你做一个，少了，概率很低啊，有可能你‘打’偏了，或者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关注。”
保护“洪水猛兽”
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王名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社会组织在注册前，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作为“挂靠”单位。为了避免连带责任，不少机构不愿被“挂靠”。大量社会组织只能放弃注册，被迫成为“非法”。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尝试全面实行直接登记制度，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需要“挂靠”单位。
2014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发文表示，坚持双重管理和直接登记并存，民政系统称之为混合管理体制。王名表达了异议：“我一直对他们提的混合管理体制持保留态度，我说中央非常明确叫统一直接登记体制。”
2013年，王名在云南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他直言民政部做了一些自身职责外的事，是越界。王名对李立国说：“立国部长，恕我直言，您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民政部该做的。”会后，两人一起吃饭，李立国坦承一些举措是不得已。“他说，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不做谁做？比如说事业单位改革问题，这不是民政部该做的，但是我不推谁推？”
更早之前，李学举担任民政部长时，王名也在会上说过类似的话。王名认为，民间组织事实上超越了民政部的职能范围，应该交给国务院管，而不是民政部辖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下来以后，我还没跟他道歉呢，他就先说：‘你说得挺对的，你这个观点我赞同，但在‘中编办’没有调整之前，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王名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必须正视一个问题：谁是改革的真正主体或源动力？“我觉得是公民，以公民的权和利为基本源头的推动机制。”
只要时机合适，他就会在各种场合为社会组织“脱敏”，为公益慈善拉分。“NGO在有些人眼里是反政府，在有些人看来是异己分子，其实NGO代表的恰恰是一种社会正能量，是社会朝公而非朝私的方向。”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党建。不久，王名受中组部邀请，给各省的组织部长做报告。他向在场的高官建言，要大胆发展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入党，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共的执政基础。“如果能够培养成基础力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建，对不对？你让他从内心里拥护共产主义，而不是简单地设立党组织去监督他。”
那场报告会上，王名告诉中共政要，社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共产党的同道中人。“往前看，共产主义不就是全人类的公益吗？在这个意义上讲，公益慈善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差别？没有多大差别。”王名对《中国慈善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高度的视角。
主流舆论对公民社会讳莫如深，王名却四处为它呐喊。他坚持认为，公民社会是“补台”而非“拆台”的力量。他专门撰文解释它的起源与发展脉络，重申这是个“无害”的词，只是被严重误读了，“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其实，王名想表达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需要经历学术大讨论，在讨论中形成共识。“早期我们围绕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很深入的讨论，包括价格改革、资本市场，为什么在社会领域问题上不能讨论？你要不讨论，对它的一些研判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他把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运动，视为经济体制的概念体系建构。同理，他认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也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当下阶段，社会改革是‘主战场’，市场和经济的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修补阶段(当然它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判断，确实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在政治上使用什么样的概念体系。”
这些听上去有些抽象的术语，在王名眼里很重要，他说，如果回避这个过程，社会问题就会被搁置，犹如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武器，怎么样推进改革？如果不推进改革，那么你要通过什么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名毫不担心中国缺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但提及社会体制改革，他重复频率最高的词是顶层设计。他推崇邓小平，推崇原国家体改委的改革者能够超越既得利益，真正考虑整个国家的未来。他认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社会体制改革更复杂，牵涉面更广，惟其如此，更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人具有非凡的判断和魄力。“‘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既摸不到‘石头’，也摸不到方向。”
方向，是王名现在最拿不准的。“我们在社会领域到底是要恢复传统的社会体系，还是建构一种全新的、跟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能够有效衔接的社会体制？我觉得这是大的战略。”他反复说，不可以再走“回头路”，否则可能贻误重大的历史机遇，而且这个机遇基本不可能再来。
与其他可能的前路相比，王名更愿意相信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正在重新研读马恩全集。“我更愿意强调，道路自信指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共产主义道路自信，而不是说改革开放前的那个道路自信。”
因此，王名期盼针对社会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快点到来。“思想解放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实际上是党和政府。我们的主政者会达成共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会有万马奔腾的局面？是主政者达成了共识。”
针砭时弊，却与体制相安无事；靠近权力中枢，却敢独立发声。王名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周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找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既不要求体制“伤筋动骨”，又拓宽了社会力量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循序渐进有时更可行、代价更低，但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多数时候并不讨好，左派觉得出格，右派觉得拖泥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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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名：社会共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
《中国慈善家》：你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开放时代》上发表商榷性质的文章，你提的是“公民社会”，他提的是“人民社会”，你们之间的根本分歧点在哪里？
王名：我非常不理解，他本来是一个对西方政治理论和中国的政治实践都很了解的学者，为什么提这样一个观点。他把人民社会跟公民社会对立起来，仔细看他的观点会发现，他所谓的人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我认为两者本质上不对立。我担忧，走向法治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用人民社会这个概念表述，会走向改革和发展的另一面：用所谓的公权力来剥夺公民的权利。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转变全能国家，使全能国家变成有限政府。
《中国慈善家》：你主张的社会共治理论也比较有争议，有人觉得，在中国不太可行。
王名：社会共治不是我的学术主张，是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概念。我觉得值得研究，就做了一些文献检索，发现英文语境、中文语境里都有共治的概念。共治的最大优势，我觉得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它可能不是简单的“民间+市场+政府”，或者“私有制+公有制”的概念，而是升华到一个既没有民间，也没有政府，也没有市场，既有民间，也有政府，也有市场的状态。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社会问题，靠政府和市场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有综合的系统来面对这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听着有点抽象，有没有实践的案例？
王名：最典型的模式是杭州。王国平主政期间，找到了一种有效解决重大问题的方式，叫社会复合主体。而且他把这个概念用得非常广泛，城市拆迁、运河改造、重大工程兴办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都采取这个模式，很有效。我们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出过一本书，叫《增量共治的杭州经验》。
《中国慈善家》：你计划写的《社会共治论》一书，如何论证社会共治是可操作的？
王名：我有四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来源，有相当一部分篇幅要靠重读马恩全集。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治国实践。周王朝的分封制就是一种共治思想，当然，那只是君主的共治。再往后，中国出现异族和汉族之间的共治。清朝为什么能够长期稳定，达成一种稳定的社会格局？就是实现了汉制跟清制之间的有机融合。
《中国慈善家》：怎么融合？
王名：清朝的共治理念是消灭“我”的文化，消灭“我”的语言，融于汉制。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主，他是宁可不要“我”，也不能不要中华。清朝皇帝都是汉文化的杰出继承者，通晓汉文化、诗书礼乐。真正的共治理念是灭“我”，把“我”的边界打开。
第二个脉络是西方政治思想，从西方经济学、西方制度理论延续下来的分治、共治、协治等。第三个脉络往往被人忽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共产？共产的前提是难于实现共治，所以先共产再共治，通过共产来实现共治。两者是同一个过程，只是把财产作为治理的前提。
《中国慈善家》：你在此书的大纲中列了欧盟、联合国和中国的实践，可以重点说说中国吗？杭州毕竟只是一城一地，说服力弱。
王名：过去十年，中国在推进社会建设方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观察，比如中关村在解决经济产业技术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经验和模式，我们称为士绅熵治。从2006年开始，中国在社会转型方面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十八大后还做了一些突破。我想说，社会改革的弓已经拉开了，要及时把箭射出去，否则会有反弹。
《中国慈善家》：能介绍一下你的知识结构是由哪些方面组成的吗？你在兰州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等各个阶段，接受了什么样的学科训练？
王名：我这代人，从知识结构上讲还缺少很多东西。我1979年考入兰州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恩。本科阶段我读了大量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书，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硕士是世界经济。到日本以后，先在京都大学研究经营学、市场营销，后来转到名古屋大学研究国际发展，我们国内叫发展经济学。
《中国慈善家》:后来为什么转向NGO研究？
王名：回国时，清华大学成立了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专门研究公共政策，我更倾向于其中的社会政策方向，关注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注意到NGO。我本科的训练跟现在关注的社会治理有很大关系。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命题、方法论，跟启蒙运动时期面对的社会格局和理论关系非常明显。
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比较公认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源头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体系中有很多马克思、黑格尔的痕迹。我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所以后来阅读研究又接受了很多新的概念。
来清华后，我给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叫《NGO与社会治理》，要求学生必读托克维尔、哈贝马斯和帕特南。我认为这三个人的理论是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托克维尔的社会先于国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等理念都是思考、研判、分析社会治理和公益慈善的基础。
《中国慈善家》：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你觉得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可靠思路吗？
王名：有一点必须要看到，马恩身处的十九世纪跟今天的时代有很大不同，马恩有些东西没法在今天用。但马恩的智慧、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共有的，是普世价值的真正来源。
《中国慈善家》:比如说？
王名：公民社会就是马恩非常核心的思想。
《中国慈善家》：你在跟体制沟通、建言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策略吗？比如表达的方式。
王名：这个我还是比较注意的。我有很多研究是在民政系统的支持下开展的，我也是民政部专家组成员，去年又成立了公益慈善研究院，这也是民政部和清华大学的合作。当然，很多场合，包括部长在的时候，我也明确表态：从更宏观的角度说，民政部的决策和判断有问题，我更主张怎么样去做。我的研究毕竟是关于社会领域，涉及到社会体制、政策和政治体制，有些问题我的态度也非常鲜明，比如我在很多场合就提出来，没有必要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公民社会。你说的策略还是有一些。
《中国慈善家》：接下来几年你有什么研究计划？
王名：希望今年把研究院的体制基本搭建起来，把资源的问题解决，作为学者，研究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想做太多事务性的事情，想留出一些时间做口述史研究，我打算在退休前再出十本《中国NGO口述史》，也是我从事NGO的收官之作，现在已经出版了两卷。这两卷出版时，都有两位受访者离世。太痛苦了，我跟他们说好了，书出来第一本就拿来送给你，结果人没了，我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后来我觉得口述史带有抢救性质。
NGO是中国新兴的社会现象，如果没有人去记录，那些创业者将与他们经历的时代一道被历史淹没。我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使命感，我是走过这条路的人，那些人我很熟，你不谈他不说，我即使带着我的同事去，他也不愿意说，他愿意跟我谈，因为我是他的老朋友，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口述史只有我能做出来，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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