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诺什·科尔奈：大转型
2016/6/21 思想潮
编者按：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非常关注，为了探究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解释中国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显著差异，他倡导就此问题召开一次圆桌会议。
2005年1月14至15日，题为“市场与社会主义——中国与越南的经验和启示”(Market and Socialism：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Vietnam)的会议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在中国大陆和当时在海外任教的许多著名中国学者吴敬琏、钱颖一、李稻葵、许成钢、王一江、田国强、张维迎、崔之元等，以及欧美、越南的经济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历史、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学、金融市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课题向会议提交了多篇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后，科尔奈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和《比较》编辑室的邀请下访问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讲演和学术讨论活动。这是科尔奈教授继1985年参加巴山轮会议、1999年访华后的第三次访华。在华期间，科尔奈教授以《大转型》为题分别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做了专题演讲，参加了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与《比较》杂志联合举办的比较经济学学术交流会，并接受了《比较》编辑肖梦的专访。《比较》编辑室综合科尔奈教授此次在华演讲交流的主要观点与内容。
原载《比较》第17辑(微信：comparative-studies)
一、转型的概念和制度范式
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一些伟大的转型。在中世纪，人类经历了一次伟大的转型，我们现在又正经历着一次大转型。如果你看欧洲的历史，你会发现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伟大转型。从绝对的君主制度到议会代议制民主，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教会统治、精神控制到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社会，这些都证明人类经历了一次伟大的转型，尽管每个国家经历转型的速度与进程各不相同。
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现在的转型过于缓慢，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所经历转型的实际速度并不慢。即使说中国的转型要持续50年或上百年的时间，但与一个世纪前相比，这个速度仍然是非常快的。在东欧，转型所取得的成就相对来说也是较快的。
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一次“大转型”，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转型是一个大事件，有众多国家都置身其中。人们一谈到转型，经常只拿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比较，今天我想介绍东北欧国家的转型。东北欧地区的8个国家—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加入了欧盟。尽管从国土面积、人口等方面这些国家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中国，但入盟国家却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其中既有成功，也有不足。它们的故事未必会在中国发生，但它们的故事却值得中国倾听。
转型是一个大概念 ，它包括了许多方面，甚至是一些细小的转轨进程。有人把转轨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这些转型有可能是同步推进的，有可能是有前因后果的。
1998年，柏林—勃兰登堡学院曾经邀请我就“转型范式”发表看法，当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我逐渐发现，自1989~1990年后，虽然政治家、记者和学者频频引用 “转轨”(transition)和 “转型”(transformation)这两个词，但是这两个词，尤其是转型范式显然是被误解了。我由此提出了一个 “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的概念或者说研究方法，在我看来，“制度范式”似乎更有用。这个“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采用制度范式的研究者把体制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尽管知道局部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但这些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基本不采用单纯的局部分析方法。
(2)制度范式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分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综合性和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其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
(3)相对于短期经济、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制度范式为指导的研究者更关注长久的制度，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且制度对它们的发展历程具有重大影响。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种 “制度”之间的区别 ，这两种制度就是在演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制度和作为官僚决策特定组成部分的制度。在制度范式中，制度的概念非常宽泛，比如它包括有关体制中的主要法律秩序、道德规范、产权制度、权力地位的分配、对社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以及信息结构。制度范式特别关注的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否 具有特定的体制特征。换句话说，这些特征是与体制本身有关呢，还是源于其他环境因素(如政治领袖的个人品质，日常的政治或经济活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特征)？
(4)制度范式希望人们认识到现有的人类组织与产生这些人类组织的历史过程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在制度范式指导下开展研究的研究者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探求一个解释性理论。因此，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要寻找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历史(现实和过去)之间的联系。
(5)与 目前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制度范式研究在一开始并不假设个人的偏好是事先决定的。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塑造了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及相关动机。
(6)所有研究社会的范式都把静态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之一，这只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困难。所有的学者都知道社会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属于制度范式的那些著作的思想与那些不属于制度范式的同类著作的思想之间，区别在于前者对大变化、大转型感兴趣。例如，属于制度范式的著作研究一个体制内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蜕变过程，该体制如何走向终结并让位于另外一个体制。他们关心一种体制如何转变成另一种体制，或者一种大体制的标准模式如何转变成另一种模式。
(7)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认识到了与特定体制密切相关的低效率以及功能失调。例如，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各种负面特征归结为工厂主的邪恶本性，而是看到了其中的体制根源。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体制内部修正其具有 巨大危害的体制特征 。但它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制特征 ，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体制本身，并且具有 自我复制的倾向。
(8)每一种范式都有 自己的方法论和典型的分析方法。制度范式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通过与其他体制相对应特征的比较研究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体制特征，并分析其中的异同所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转型为检验和发展制度范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例如转轨应该保持什么速度？是否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 ，或者是否应该分几个阶段来引入？在引入需要的法律规则方面什么才是最好的顺序？孰为先孰为后？什么是经济变革所需的政治条件？而什么又是政治变革所需的经济条件？在哪些方面可以任其 自然地完成演进、完成转轨，而在哪些方面又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地推动来积极地去完成？
二、多维度考察转型
我认为必须多维度来考察转型。从集中管理的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转型的一个维度。从较低发展水平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一个农业社会到一个更为城镇化的社会是其他几个维度。从专制到民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转型的维度。此外，文明、文化和理念都在发生变化。总之，转型有多重维度，经济转型是一个方面；政治、法制、文化等方面也在经历着转型，在经济转型中，既要看到显在的经济绩效，也应看到潜在的经济制度变革。
1. 经济绩效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经济增长，这也是人们最关注的转轨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平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入盟8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5%。虽然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我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尽管在转轨初期，这些国家经历了严重而痛苦的衰退，尽管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重又回到了正轨。而且就欧盟范围内看，4%~5%的经济年增长率并不低。实际上，入盟8国比欧盟其他国家经济增长远为迅速。
第二 ，中国与入盟国家经济增长率在数字上的差异也并不表明入盟国家的经济表现就逊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获得如此快速的增长，具有以下一 些特殊的原因。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此基础上容易获得较快的增长。中国在改革之初，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认识，即早期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很快的，后来速度就自然会放慢。而入盟国家是在经济的成熟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因此两者的起点不同，增长速度自然有差异。其次，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失业人口比较多，所以使得实际工资水平比较低，而较低的工资水平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较强的竞争力。反观入盟国家，转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实际工资水平也比较高。实际工资水平直接反映在出口优势方面，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些方面，入盟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展开竞争。但从另一层面看，入盟国家劳动力使用更有效率。中国这样的增长，我们称之为外延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而入盟国家是一种内涵式增长(intensive growth)。
无论对中国还是入盟国家来说，现在更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过去的增长，而是现在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的？对于中国，就内部环境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生产率优势会逐渐消失。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源开始变得稀缺，工资水平不断攀升，城镇化比率也随之提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工资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享受的福利开始不断增多，最低福利水平不断提升，这些都会给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这时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就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不提高工资水平，成本优势仍会得以保持，增长率也能得以保证，但福利需求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如果提高了福利水平，那么就会降低成本优势，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此外，中国经济虽然避免了入盟国家曾经经历的严重衰退，而保持了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增长并不能自动得到保障。稳定增长取决于环境。比如经济过热就很危险，可能很难控制。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快速增长的出口，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又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中美贸易的基础是建立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中国真实工资水平、福利水平、税率、汇率都比较低，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商品价格非常低。但其中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如果美元一旦高估，中国出口就会下降得很快。现在美元被低估了，特别是美元对欧元被低估了，这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得非常快。尽管美元被低估了，但美国贸易却存在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更为严重。非常有意思的是，与 日本、印度类似，中国外汇储备很高，这三个亚洲国家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发展中的中国成为了债权人，而发达的美国成为了债务人，这种不合理的局面有必要做出改变。现在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谈判与中国、印度合作，来改变现有的汇率制度，如果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而不得不求助于市场来进行调整，这样就容易导致经济衰退。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中的非均衡是不可能持续的。现在市场确实出现了非均衡，因此需要加以改变。最佳的途径无疑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对于入盟国家，未来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这类似于它们过去的情况。8个入盟国家在转型之前是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的成员，与苏联经济实现了一体化。随着成员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经互会解体、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联系开始瓦解。这给入盟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震动。8个国家加入欧盟后，将与欧盟经济实现一体化，这就使得入盟国家经济以发展与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贸易为导向。因此入盟国经济今后能否取得成功除了自身的因素，还要取决于欧盟的经济状况。如果欧盟经济能保持强劲增长 ，入盟国家也会从中收益，如果欧盟经济低迷，那么也会连累入盟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很快。如果欧洲的增长率今后达到2%~3%，那么新入盟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到3%~5%。如果在今后10~15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3%~5%，就是一个可喜的结果。
衡量经济绩效有许多方面，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收入分配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经常被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代表指标—基尼系数虽然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但它只是用来衡量货币收入的，并不全面。但除了货币收入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公共品。公共品具有非常强的分配作用，却并没有包括在人们的货币收入中。如果我们仅仅参考基尼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伴随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2. 经济制度转型
经济制度转型是经济维度转型的另一个更为本质的方面。制度改革同样包括许多方面，综观各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我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把制度改革分为两类：代价低廉的改革与代价高昂的改革。代价低廉的制度改革指的是比较容易实施、牺牲较少、受到较少抵制的改革；而代价高昂的制度改革则相反，指的是难 以实施、牺牲较多、抵制较强的改革。中国以往采取的是第一种成本低廉的改革，其中有很多适应中国情况的制度创新，具体包括以下6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非集体化，(2)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放松管制，(3)集权经济范围的逐步缩小，(4)价格自由化，(5)开放贸易，(6)实行技术、教育、文化开放。
这些制度改革、其中的一些制度创新 ，比如乡镇企业的创建等等，都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部分。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在其他6个方面却没有进行改革或没有完成改革。这些改革更难实施 ，牺牲更大，会遇到更强烈的抵制。而在这些方面，8个入盟国家则进行了改革 ，采取了代价更为高昂的第二种战略。这六个方面是：
(1)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完成了对一些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还没有施行私有化。当然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适当的私有化谈论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中必将有很多牺牲，会产生很多受损者和获益者，将会遇到很大的抵制。而入盟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进程。
(2)硬化预算约束，加强财政纪律：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与所有权结构存在确实的关系。
(3)清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这个问题同时涉及财政体制。入盟国家在清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时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同样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这也是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巨大难题。
(4)监管体制改革。
(5)养老金制度改革。
(6)医疗体制改革。
在这6项代价更高昂的改革中，第1至4项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如硬化预算约束 ，就必须要对商业银行的不 良贷款进行清算 。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重叠关系意味着需要进行联动的改革。就我个人的观点，其中最为困难的改革是养老金与医疗体制的改革，涉及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操作上的难题，也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
3. 政治转型
仅仅强调经济转型是片面的，除了经济转型，还需要推进政治转型与法治转型。这正是入盟国家转型的特点。因为同步推进经济、政治、法制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入盟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值得我们思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验。事实上，入盟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与法制转型。
入盟国家在政治、法治领域的转型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1)建立了一个法治的现代国家。我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实施经济改革的结果，而是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改革。
(2)公民团体都可以公开自由地进行批评。这一权利由新颁布的宪法加以保护。
(3)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以公开、文明的方式表达不满与异议，人们不必担心受到什么压制，因此没有必要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4)入盟国家建立了制度框架，在此框架内，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团体可以 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不同的价值观。这些特点确保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同时也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从现实看，在入盟国家，社会并没有出现动乱，选举都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一些人在实施政治改革与法律制度改革前 曾有担心，认为这些改革的实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同步推进的转型并没有产生不良后果。现实告诉我们，完全可以在没有危机、没有动乱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转型的同时，人们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妥协与让步 ，而无须借助暴力。总之，市场经济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才能提供更 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与政治改革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有好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必然产生。但政治改革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与经济改革相分离。从长期看，只推动经济改革，社会将陷入不利的政治环境。
4. 法治转型
我认为，法治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部门的独立。真正的法治是要司法独立的，政府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真正的法治精神在于，不管多高地位的政府官员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我想，中国需要引入一些改革来加强法治建立，但这是一个过程。我也希望中国的法律工作者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改进现在的法治情况 。我曾看到一些中 国学者的文献，讨论市场、民主和法治的顺序。基本上来说，真正要搞法治的话，离不开民主。法治转型也依赖于政治转型，如果政治不实现转型，法治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中国的孔子 、欧洲的马克斯·韦伯都有各自的一套官僚理论，其中虽然有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官僚应成为服务于公共事业和民众的公仆，廉洁而不腐败。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 ，没有民主制度，就做不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不搞政治改革，官僚体系就能真正做到社会公仆的独立性，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这时的官僚不是受到上层领导的影响，就是受到那些富人的影响，受大企业、大公司的腐败影响。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提升透明度等等各种政治改革，法治转型才能成功。
总之，转型包括了许多方面，需要多维度来考察。如果仅仅比较经济增长率，8个入盟国家也许与中国有很大的差距，但人们不应忽视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这些福利国家在进行福利改革时，他们保持了福利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体系，其中包括覆盖每个公民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尽管保障程度很低，但满足了最低标准。国家出资保障每一位公民能获得免费的最低医疗保障 ，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而是代价高昂的成就。养老金体系同样也是如此。二是入盟国家在法律制度改革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法官的独立实现了司法的独立。现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与欧盟国家完全一致，具备了现代的法律制度。第三，引入了重要的地缘 政治改革。这些变化都为民主积蓄了力量。有人认为民主初开就意味着混乱，我认为这是误解，入盟国家的经历给予这种观点以回击。这8个入盟国家引入了民主，在社会不出现动荡，没有流血，没有暴力的情况下，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了政治改革与法律改革。
三、突破转型难题的两大原则
转型的难题何在？我认为转型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制度上的不一致性所造成的冲突。在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内在一致的。而改革却会带来内在的不一致性。是否可以相对平稳地解决冲突，迈上全面而成功的转型之路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也许不同国家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不同的学者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思考，但我必须指出两条基本的原则性意见：
第一，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有时候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 我们不能依赖这种事实：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 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有人则不这么认为。 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却可以发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证明制度改革会自动发生的先例。即便我们现在主动致力于制度改革，也可能需要用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来完成相关工作。因此经济增长并不 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因此，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来解决转型难题是危险的。相反，要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政治改革、法律制度改革等都是转型的重要方面，解决转型难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回应。
第二，改革虽然是艰苦的，但不能推延与逃避
改革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可能躲避 ，那些难题迟早总要解决。对于改革， 我想首先指出，不可能存在没有牺牲的改革，尤其是那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这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可以因困难而被一时推迟，却不可能永久地拖延下去。现在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而永久推迟。今天你可以说让我们明天再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吧。到了明天，你又可以说到后天来解决也不晚。但你不能永远这么说。总有一天，问题必须解决。而且不断拖延代价高昂的改革的，其结果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日积月累后的代价 也会更为高昂 ，更使决策者没有勇气做出果断改革的决策。
不错，如果改革者想有所行动 ，那么采取的行动一定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但事实告诉人们，代价高昂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认为在客观评价改革艰巨性的同时，改革者应具有改革的勇气，采取适当的改革步骤、通过公开透明的改革来破解改革难题。
改革者应具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对于改革的负面影响，应客观认识，不应片面夸大。夸大改革的消极面既会打击改革的信心，也会成为一些阻碍改革者的最好借口。特别在产生强大的改革需求时，应该迈出果断改革步伐。这如同在手机投入使用之前，你不会需要手机；在没有电脑前，你也不会想使用电脑一样。在 自由成为可能前，我并不知道自由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只有在开始逐渐获得自由后，对自由的需求才不断膨胀。当你获得了一半 ，你就希望获得全部。在我第一次踏入中国饭馆前，我对中国饭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光顾过中国饭馆后，我就开始喜欢中国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过去的改革方式给 这一点以最好的诠释。
改革顺序是重要的。我并不否认需要有政治智慧来寻找一个更好的顺序。改革确实应采取适当的顺序。我区分了两种所有制改革战略：战略A和战略B。战略A指的是由下而上的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的战略。战略B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快速的私有化。这里我比较的仅仅是所有制改革。对于两种战略，我并没有采取多维度的比较方法。战略A与战略B都是从所有制改革角度出发，而不是指价格改革、宏观政策或政治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有制改革大多采取的是战略B。这里可以比较两个改革齐头并进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捷克采取了战略B，匈牙利则选择了战略A，匈牙利与捷克在改革战略上存在很大不同。我认为匈牙利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是正确的，而捷克的选择就不怎么正确。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也做得不错。中国首先允许私人部门发展起来。我对此举双手赞成。这绝对是正确的。
专栏 两种转轨战略的比较
战略A (有机发展战略)
1. 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条件 ，使私有部门得以 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 ；
2. 以出售为基本手段，使大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
3. 必须防止国有企业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4. 必须优先考虑能够产生核心所有者的企业出售方案；
5. 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 ，强化金融纪律，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战略B (加速私有化战略)
1. 最重要的任务在于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尽可能快地消除国家所有制；
2. 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采用任股权证等形式的无偿分配；
3. 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4. 不强调私有企业 自下而上地发展和提升新生私有部门的地位；
5. 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 自动硬化预算约束，因而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公开、透明使改革简单化。改革者往往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尤其在面对代价高昂的改革时，沉重的压力会使改革者更为犹豫 。而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可以大大简化传统模式下复杂的改革。决策者需要向公众公开提供一些选择，并清楚、全面地说明改革的各种后果：如果选择走这条路，那么将获得哪些社会成就或经济成就，还会付出哪些代价；如果你选择 了那条路，将会有哪些收益，将会付出哪些成本。除了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得失选择，也应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社会方面的得失选择。即使不告诉你必须这么做或那么做，至少也在每种选择上贴上价签，标明包括经济得失之外所有的得失。这样公开、透明的改革并不要求改革者去欺骗谁而承担良心上的谴责，也无须让改革者承担独断决策带来的沉重负担。
四、稳定≠僵化
在面对改革时，尤其是那些代价高昂的改革时，人们往往都对稳定表示出相当的关注，都反对不稳定局面的出现。人想得到稳定这很容易理解，这是人本身的一个愿望。我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稳定，谁也不愿意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但我想指出的是：
第一，过分地强调稳定，将导致僵化
那些代价高昂的改革更有可能因为人们对稳定的关注而被引入僵化的死胡同。代价高昂的改革必然会产生一些赢家，也一定会产生一些输家，不可能是皆大欢喜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改革过程中有些企业不得不关闭，一些工人不得不失业，国有部门不得不丧失一些特权，这就产生了输家，这就是改革的代价。改革有得有失，既存在支持推动改革的力量，也存在重重阻力。零碎的改革往往能赢得普遍人心，而艰巨的改革有可能严重损害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时，如果过度强调稳定，其损失不仅仅是会错过改革的大好时机，更危险的是迈上了一条僵化的不归路。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艰巨性，因为存在着许多难题，为了维护 “稳定”，推迟改革就成为了最容易做出的不负责任的决策。但推迟改革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变得更复杂、更艰巨。然而，就在推迟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却交织着许多交易，里面还暗藏着许多肮脏的腐败行为。如果在国有企业改革面前踯躅不前，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制度僵化，而且进一步拉近了与腐败的距离。
第二，稳定有多种形式，稳定并不意味着僵化
这一点是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更关键的一点。稳定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稳定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内容。过分强调稳定有可能导致僵化，但稳定并不意味着僵化。稳定这个词是从物理学借用来的，稳定不意味着不动。比如钟摆，朝向两边稳定的摆动，那也是一种稳定。北极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但是气候严寒，撒哈拉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环境，可谁又愿意到那里去？如果稳定指的是缺少健康的变革，那么不会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稳定。我们应该追求建立一套良好的稳定制度，用充满了文明的、人道的、平和的规则，去实施社会的变革，用这样的变革给老百姓一种稳定的感觉。社会的转型需要稳定，却不需要停滞的僵化。稳定往往与调整、灵活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制度，民主会带来混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对民主的误解。
五、转型中的价值观
转型走过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转型的伟大车轮？这一力量又将把未来的转型推 向何方？有人认为转型路至此是历史的必然。我并不同意历史决定主义的宿命论。在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一定有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有人认为经济利益是转型的原动力。我却并不这么认为。我并不同意任何变化都是 由经济利益在背后起作用。我想强调，人们并不是仅仅受经济利益驱使去做事情，人们可以为经济之外的理想和其他价值做出牺牲。经济利益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直起作用的。有无数例子证明，人们可以放弃经济利益，为其他理想而牺牲，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然，可能是为好的理念做出有意义的奉献，也可能是为糟糕的理念做出无谓的牺牲。
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 目标，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决于各个参与方的集体意志。正是这些潜在的价值观引导着我们未尽的转型之路。在做判断时，人们往往追求价值中立的立场，保持 自由与客观的价值观。然而，只要人们有所行动，就不可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这不仅仅对决策者是这样。同样，我们写一本书，一篇论文，也不可能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因此，个人的价值观、指导原则就非常重要。具有不同背景、不同伦理观的人会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
●物质观。物质是重要的，物质基本保障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这并不是在鼓吹物质至上，我高兴看到大家物质生活越来越改善。但同时，不能过于强调对物质的追求。
●公平观。我反对简单的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的不公平。按中国的标准， 我取的是中庸之道。这里有一个道德立场和基本判断的问题。这也意味着要在效率与公平中间进行权衡。然而在权衡妥协的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必须遵守。
●稳定观。稳定与僵化、变革与动荡的价值观，我在前面已经做了说明。
●自由观。人们应有表达 自己思想的 自由，有参与公共事务的 自由。当然，我也反对无政府主义。
●强国观。人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我支持爱国主义，我自己也是一个匈牙利的爱国主义者。我支持把匈牙利建成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并不赞同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是非常有害的。
此外 ，还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民主。我并不想影响别人的价值判断。我也并不想成为民主的预言家或提倡者。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做决定。民主化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人们可以看看过去200年中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有许多时候市场经济是与军事统治、独裁政权共存的。因此我并不是要说明，搞市场经济必须要引入民主。我也不会说，因为你不采取民主，你的经济就无法发展。因为存在这样的事实。但是，民主是我 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偏好。增长不是全部，至少我这么看。我喜欢诗，我知道许多中国人喜欢诗歌。我们匈牙利有一个伟大的诗人裴多菲。他生活在19世纪，参加了 1849年匈牙利人抵抗奥地利皇帝的起义。他的许多作品都脍炙人口，如“与其生活在恐惧中，毋宁死。”裴多菲是一位严肃的诗人。我记得他用第一人称写过关于狗和狼的诗歌。这是个人的观点，个人的选择。在这些价值观中需要做一些取舍。因为价值观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仅仅偏重一项，而忽视其他几项，有可能出现政策与战略的扭曲。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强调中庸之道，一直强调和谐，我希望中国能找到和谐的组合。
六、转型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却其应该履行的基本道义责任与社会义务。特别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变得富有时，它面临更复杂的选择：是把更多的财富继续投入去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率，还是考虑用部分财富健全一些基本福利制度？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因为任何增长的政策如果仅仅强调增长的数量，那么必然会忽略公共品的供给。
经济增长并不是全部
经济增长是重要的问题，但经济增长并不是全部。人们应该避免经济增长至上的想法。早在1972年，我写了 《急进与和谐增长》(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一书。我在书中明确反对斯大林式的经济增长狂热症(growth mania)。因为任何单方面的增长狂热都是不平衡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现在已经开始显现，有些还非常严重。例如拥堵的交通、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都是经济过快增长而付出的一些代价。这些副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消除。所以，转型应该综合各个方面，而不应只强调某一些方面，过分注重某一种价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实现的是全面转型，要达到的是全面、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提供基本福利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我看来，随着国家更为 自由，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应更为突出；当国家变得富有时，国家应该 向每位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接受一定拉开的差距。例如国家应该 向每位公民提供基础性教育，中小学教育应该免费 ，大学高等教育可以是收费的。但如果学生交不起大学学费，应该可以通过贷款，允许毕业获得收入后还贷。同样，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应该让许多人无家可归，应该向每个人提供一个最起码的住房条件。在此基础上，有人盖起宫殿般的豪华别墅也不会受到什么指责。
养老金改革与医疗改革是当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国家有义务给老人和病人提供更好的照顾 。其中养老金改革与医疗改革最为人们关注，但两项改革涉及许多细节，推行非常困难。因为养老金改革与医疗改革需要根据经济具体的情况做有针对性的设计，所以很难简单地勾勒出来。然而，无论是养老金改革，还是医疗改革，都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用这些基本原则可以把改革制度大致描绘出来。简单地说：
●通过用单一的市场机制，或单一的强制性公共手段来建立养老金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都不足取。
●养老金体系与医疗体系既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规律，需要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机体制。
●养老金体系与医疗体系需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
●国家财政应该为养老金与医疗体系提供最低保障。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和谐、和睦的文化传统，强调借助平和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和睦与强盛。政策制定者应该分析和评估不同的转型路径，对于一系列价值观都要协调，以此实现和谐社会。
专栏 福利改革的九项基本原则
原则1(个人自主权)：要推进的变革必须增加个人在福利服务领域的决策范 围而减少政府的决策范围。
原则2(团结一致)：帮助受苦的人、困境中的人和处于劣势的人。
原则3(竞争性)：不应该存在国家所有和控制的一种垄断，应允许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存在竞争。
原则4(有效激励)：必须建立鼓励效率的所有制和控制形式。
原则5(政府的新角色)：政府在福利部门的主要功能必须是提供法律框架、 监管非国有机构、并提供最后的救助与保险。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一个公民享有获得基本教育和医疗保险的权利。
原则6(透明性)：居民必须明确国家提供的福利服务与对此进行融资的税负之间的联系 。改革必须先通过公开的、公众知晓的讨论然后再行实施。政治家和政治党派必须宣布其福利部门政策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融资。
原则7(方案的时间要求)：必须留出时间，让福利部门的新机构得到发展， 让公众学会适应。
原则8(和谐增长)：用于直接促进快速增长的投资资源与用于花费在经营和发展福利部门资源之间存在和谐的比例。
原则9(可持续融资)：政府预算必须有能力为履行政府义务而提供持续融资。
七、如何正确分析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就？
对后社会主义转型比较分析中的误解
面对后社会主义大转型，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比较分析方法。请恕我直言，现在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俄罗斯与欧洲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做了许多研究，其中有许多有意思而且重要的文章都运用 了比较分析方法，但其中存在不少误解。也许我过于偏激，但我还是会坦率地讨论这些误解、甚至谬误。但这却是我的目的。因为这些误解如果不纠正，就有可能深入学生们的脑海，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值得讨论。
我认为当前后社会主义转型比较分析中存在三种误解：
误解一：简单的整体比较
就是拿中国与苏东整体做比较。做这样的比较绝对是不正确的。苏东地区中有许多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成就各不相同，存在的问题也不相同，政治、文化也不相同。所以囊而括之是不行的。前苏联北部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是非常成功的国家，它们加入了欧盟。他们有自由的选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了民主国家。但前苏联南部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现在仍然不是民主国家。即便是地缘相近的国家，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既然这些国家是有如此多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比较是绝对不可行的。因此我反对把这些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进行简单归类。
反对简单归类是否会影响一般化的科学探求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承认科学需要一般化，但需要的是正确的一般化，而不是简单归类。我不想做一个毛糙的简单化对比，因为我认为这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误解。从社会学、政治学上看，毛糙的一般化都是不正确的。我试图成为一个实现一般化的学者，但一般化必须要小心谨慎 ，必须建立在特殊的分析之上。我担心有太多的一般化。
让我们拿教育来打个比方。学生需要学许多门课，每门课都有一个成绩。学生每门课的表现都会有好坏之别。例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很有成就，可能在文学上成绩平平。这时如果我们简单地拿爱因斯坦各科成绩进行简单地平均，就会得出爱因斯坦是个中等生的结论。可见，我们并不能做毛糙的一般化， 现来打分。 当我比较学生时，我会比较他的数学成绩、历史成绩、是否勤奋，学习态度是否端正等等各个方面。任何的比较研究都需要非常小心。当然这很困难。所以我认为对后社会主义转型需要继续进行比较分析，但需要用特别小心的方法。
误解二：简单的片面比较
第二种误解是认为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苏东国家很失败。这并不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我赞赏中国获得的成功。对于中国的成就，我感到很高兴 。我认为中国所获得的非凡成就是历史长河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每次访问中国，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国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认为中国每件事都做得对，这种观点除非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否则就是自欺欺人，是不可接受的。我自己是一位研究人员、一位教授、一位老师。任何时候，我在面对一个国家时，无论是面对我的祖 国还是面对其他的国家，我都必须用批评的眼光来审视问题。如果失去了批评的眼光，那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尽管要有爱国主义的情怀 ，但同时也要有批评的视角。西方的一些学者与中国国 内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就多少失去了批评的态度。当然，我也不会一直用批评的视角来审视问题。相反，对那些一提起中国就认为是一团糟、什么都是失败的观点，我也认为是错误的。现在的事实是成败俱在。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哪些方面做对了，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还需要改进。
例如，对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它们过去几年经济表现比较出色，在福利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展 ，实现了司法独立，进行中的地缘政治改革为民主积蓄了力量。这些都值得称道。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我并不会沾沾自喜，因为我还发现了许多问题，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全面的分析需要就每一种可能进行得失评判 ，而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
误解三：简单的论断：激进与渐进
第三种误解是简单地认为中国走的是渐进道路 ，而苏东国家采用的是所谓的休克疗法。这种论断过于简单了，我们不能随便贴这样的一般性标签。
这里请让我来谈谈我的祖国匈牙利的故事。匈牙利的转轨也采取了渐进式。匈牙利的改革比中国要早得多。在1968年，匈牙利就启动了改革，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36年的改革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国经济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转折点。如 1968年，命令经济体制被废止。此外，匈牙利新宪法的通过、第一次直接选举等等都是转折点。尽管这期 间也有一些特殊事件 ，但从没有发生过什么动荡。即便是1989年至1990年时有关选举的协商持续了1年半之久，社会依然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已经出版了八卷本的文献 ，来介绍当时是如何通过艰巨谈判起草匈牙利新宪法的。引导匈牙利走到今天这种政治局面的并不是休克疗法，而是一步一步的渐进道路。
现在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些国家，可能发现各国的变化有快有慢，这是正常的。选择什么道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现在面对的是300%的高通胀，怎么可能先把300%的通胀率降到250%，再到220%，一步步地走“渐进道路”呢？这时需要的是果断的货币改革。这如同开车时保持车速一样，车速取决于路况，取决于车况，取决于司机。有时需要提速，有时需要刹车，有时需要减速。因此不能一般地说，低速就是正确的。有时需要非常快地加速，否则就有撞车之虞。我并不是要赞美一种道路，批评另一种道路。我只是想说，我们必须调好步子，仔细地校对比较这一标尺。
八、任何成就也无法让我蒙上双眼
做研究的人任何时候都要用批判性的眼光看事情 ，即使是面对取得伟大成就的国家，无论是面对我的祖 国还是面对其他的国家，也无法让我蒙上双眼。 我是一位研究人员，一位老师，我教我的学生以这种方式思考——任何时候，我都必须用批评的眼光来审视问题。如果失去了批评的眼光，探索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最近我在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中，领导了一个有关后社会主义转轨中的诚信问题的研究项目，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参加到项目中来。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研究人员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有经济学家，有法学研究人员，还有政治学者。我们共完成了40篇文章 ，把成果编辑出版 了两本书。但说实话，从我参与这个浩大项 目的经历来看，各个学科之间仍有隔阂。我们经济学家不读政治学，政治学家不读经济学。一个人埋头苦干。不同学科互不交流地在各做各的事。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无知，我感到羞愧。我将迎头赶上，争取多读一些其他学科的东西。在过去的10~15年时间里，我做了一些工作。但我受的教育并不足以支撑跨学科的研究。在来中国以前，我读了关于中国的40篇文献。看这些文章的旁注 、脚注和参考文献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能看出，这些作者之间也没有阅读其他人的文章。我们是在不顾左右的情况下前行的。
如果考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在入学前的头两年学习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 ，但我们并不了解政治学与哲学。经济学中我们的一些伟大发现，在政治学中早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 图时代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应在这些领域补补课，应该鼓励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包括老师多读一些政治学，还有哲学、法律、历史等其他学科的书。
这里我还要对我所从事的职业—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批评。经济学家有时太强调“技术治国”，我看到很好的学者写了一些很好的论文，包括那些很好的经济学家，但他们没有脱出技术治国论的框框 。我们要重新思考，刷新我们的思想，跳出这样的框框。
总之，中国是大转型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我一直连续性地、努力地跟踪中国的情况。短短十天的访问并不可能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但当我直接置身在中国，还是有一些个人的直接感受。这些感受与我已有的信息和理解发生着作用 ，使我对中国的了解、对转型的认识取得了一个新的平衡。上述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提出来，与各位学者进行有益的交流，而不是说教式地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什么建议，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中国在走自己的路，政策制定者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在未来的改革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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