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两位不同命运的水利专家吗？
2016/7/5 思想潮
编者按：2014年3月后台君曾推荐过此文，当时大部分潮友还未关注本公众号，可能就此错过了。今夏长江流域不少省份出现了洪灾，又想起了此文和这两位专家。再次推荐。当时查到的该文最早来源是中国青年报绿网(2003年9月9日)，作者署名阿昆。如有读者朋友发现来源及作者错误，敬请在文末评论中指出。
为了避免偏颇，文末附上2013年南方人物周刊针对此文的一篇讨论文章。供大家参考。文章不代表本号立场，如有不同观点，欢迎来稿商榷(邮箱1686528962@qq.com)。
黄万里与张光斗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张光斗，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34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至193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1954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13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3%，20年一共减少60%，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1957年5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头衔与授课权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此处略有删节)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1994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言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1982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2002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1989年6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争议背后的张光斗
《南方人物周刊》2013(22)
特约撰稿 辛酉 夏静好
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副校长等职。曾因三门峡大坝引起争议，也曾获得哈斯国际奖，那是他的母校加州大学为杰出校友颁发的最高荣誉。2013年6月21日逝世，享年101岁。
2013年6月，水利专家张光斗在北京逝世。在官方和民间的反应中，他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新华社报道中，他是伟大的科学家，被称为“科学苍穹中一颗闪亮的星陨落”；而在民间语境中，他甚至被定为“民族罪人”。除了张光斗的纪念性文章，还有一篇《黄万里与张光斗》被网友重新翻出来，文中，同为清华教授的张光斗几乎是黄万里的反面，后者的标签是诚实，前者的标签则包括没有科学态度和趋炎附势。
事实究竟如何？
张光斗比黄万里大一岁，出身于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时与钱学森同级，毕业后考取了全国只有20个名额的清华留美公费生，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张光斗是个淳朴的青年，甚至当加州大学的导师准备给他一笔加州大学奖学金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摆手，“我已经有一个清华的奖学金了。”
1937年，因为七七事变，张光斗放弃了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习，拿着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双硕士回国。同一年，黄万里拿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工程博士学位，学成回国。
回国后，张光斗曾被国民政府委任至美国垦务局考察。1949年前夕，曾有很多朋友希望他离开大陆，去台湾，甚至去美国成立水利相关的工程咨询公司，但都被他拒绝了。他甚至与当时的地下党合作，保留了按照计划将运往台湾的水电资料图。
1949年之后，张光斗进入清华大学任教。4年后，黄万里也来到了这里。
三门峡的是与非
在传播甚广的关于张光斗的故事中，核心部分是他在三门峡的修建中与黄万里截然不同的表现——一个是坚决反建，另一个则屈从政治压力，昧着良心，支持建坝。然而，回溯当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是与非的边界并不是那么分明。
1950年，由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带队，一支中苏两方专家合作的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潼关，考察修建一个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大量资料显示，1950年考察队中的中方水利专家主要是张光斗和张含英，黄万里并没有参加当时的考察。
这支考察队之前，国民政府也曾研究过在三门峡兴建水库的可行性，张光斗曾参加过国民政府组织的那场考察，当时他提出，“黄河泥沙多，水库将被泥沙淤积，目前考虑不够。”在新中国组织的这次考察中，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张光斗屡次与想在潼关修建大水库的苏联专家发生争执。有人开始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最终，张光斗的态度是“不很赞成在三门峡修拦洪蓄水水库”，这也是当时中国专家们的一个共识——“建库调洪必会引起水库迅速淤积”。
之后，关于三门峡工程上与不上的问题曾经历了3次大讨论。到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的规划，由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带队。次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对三门峡建大坝可能带来的损失，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1956年苏方提交了初步的设计要点，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不同意见。刚刚走出校园的技术员温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反对建高水位大坝蓄洪拦沙，主张只建个低水位的大坝用来滞洪排沙。我们并没有找到参加过1950年考察的张光斗和张含英对苏联方案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
最终，三门峡工程顺利拍板，于1957年4月破土动工。得知有不同意见后，周总理要求组织专家认真研究三门峡问题。于是，水利部再次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设计会议。
然而，因为工程已经上马，讨论的主题已经由该工程的上与不上，变成了“怎么上，如何建”。在这场自由度有限的三门峡讨论会上，张光斗、黄万里和温善章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温善章的观点是“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定为360米的合理性值得讨论”。根据估算的数据，温善章认为这个水位过高。不过，同样是估算数据，也有许多专家根据它们来佐证自己支持苏联设计方案的理由。
黄万里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列数据，而是更多地谈了经验，他预言，“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并表示，“应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有办法排下去，也应在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当时的张光斗，持“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态度。他的观点是：“关于泥沙问题的未知数太多，所以最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要有充分的活动性，计划不要妨碍将来的发展，工程措施也要有些弹性，例如，坝下可以留些底孔，有备无患。”最终，水库采用了苏方的设计方案。在那个设计方案中，无论是黄万里的“泄水洞”，还是张光斗的“导流底孔”，都是被“堵死”的。
张光斗晚年声称曾反对苏联方案。确实，他曾数次反对过，只是都不那么坚决。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退，带走所有图纸，包括封堵三门峡大坝导流底孔的图纸。当时领导要求张光斗作出封堵导流底孔的图纸。在自传中，张光斗回忆道：“我根本不赞成封堵导流底孔，所以不愿意出图纸，即回北京。”后来，上级与他通了电话，告诉他封堵导流底孔、水库蓄水发电，都是部党组的决定，他的任务是出图纸封堵底孔。于是，张光斗设计了图纸，施工很顺利，而他自己“做了违心的事，内心既惭愧，又自责。”
对这段历史，几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张光斗只是被“拉壮丁”了。有人评价说，“看上去张光斗好像是过于明哲保身了，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改变不了什么，不得不如此。”
三门峡之后
1960年9月三门峡工程首次蓄水，运行仅一年，水库淤积便高达15.3亿吨，使得潼关段水位抬高了4米。当时的估算认为，如果仍按照350米水位运行，包括西安在内的关中平原均将难保。虽然三门峡对关中平原的威胁早已解除，但这项与计划效果相差甚远的工程变成了张光斗一生的遗憾。
水利专家、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三门峡：“按照最初的规划要求来衡量，三门峡工程无疑是失败的。”但潘家铮认为，经过反复探索多次改造之后，三门峡仍发挥了一定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留给我们极其可贵的经验。潘家铮生于1927年，比张光斗年轻15岁，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水利专家。一位专业人士给潘家铮提到过的“经验”二字做了一个注脚：“(三门峡工程修建时)大家都是没经验的，都是在用书本上学来的公式和数据说话。”
三门峡之后，张光斗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参与了大量的中国水利建设，包括三峡。他在加州大学读书时，好友之一就是美国的水利泰斗萨凡奇，萨凡奇是美国的大坝工程专家，曾负责修建了胡佛大坝，是最早提出三峡大坝设想的知名水利专家。在半个世纪后的这个中国的重大工程中，张光斗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的副组长，也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对三峡工程建设的支持立场，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公众印象中作为黄万里对立面的建坝专家形象。
对他的专业水平，同行们显然是承认的。造成这种评价分化的原因何在？在治学方面，学生对他的评价是“严厉”。有一次记者问他：“您觉得您的一生真的做到了讲真话吗？”他答道：“基本上……说我是不是都说真话，我说我做不到，我说我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
八十多岁的时候，张光斗开始学习电脑，亲自在键盘上敲出一本自传。自传中，回忆关于三门峡的争论，他这样写道：“我建议不要把导流底孔封堵，把进口闸门设计成启闭的，这样洪水时泥沙多可开启闸门，导流底孔封堵，导流底孔可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黄河水清时可关门蓄水……那时部内有同志拉我出去，劝我不要再争了，会成为右派，于是我不讲了。”
在自传中，很多地方都讲到他在做决策时的种种小心翼翼。他写自己为新中国保住20箱水利资料的故事：地下党的人“把假的资料图纸装了20大箱，我在清单上签了字，送到了资委会电业处。把真的资料也装了20大箱，我也在清单上签了字，转入地下藏起来”。他说：“这件事我做对了，但总是提心吊胆的。”
这该是个老实而谨慎的人，普通家庭出身，靠自己努力学习，学到了一些非凡的本领。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本有可能成为萨凡奇那样的大坝专家，但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他的命运出现了奇异的转折，虽然最终得到了各种荣誉，可与他的名字相伴的最著名的大坝却是三门峡，而这个工程，却是不能提的。在列入“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名单的《张光斗传》中，作者对三门峡工程只字不提，重笔放在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张光斗负责的密云水库抢险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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