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坚：喋血淞沪，魂归羊城
2016/7/25 思想潮
来源：《随笔》2016年第4期
作者：沈坚
喋血淞沪，魂归羊城
听舅舅说，外公戴戟临终前已很少说什么，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他只是简单回应了一句：“有个‘一·二八’就够了!”
他生前尽管在我们小辈面前极少谈论“一·二八”，我好像一次也没有听到过，更遑论那时的逸闻轶事，但从他内心深处，对自己一生的终极评判来看，最为珍视的经历，还当数十九路军和“一·二八”了。这一段，恐怕是他毕生追寻的爱国真谛的集中展现。我自幼知道十九路军和“一·二八”，多半来自家中外公书橱里那本华振中、朱伯康合著，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以及父母和外婆的偶尔提及。
时当“九·一八”东北沦丧，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作为守土有责的军人，当如何抉择？外公同蒋光鼐、蔡廷锴公公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一道，毅然决定洒血舍命，拼死一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已成为十九路军当时认定的最高准则及时代最强音。在他们眼里，局势已至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背后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城市，那是一条不容触犯的底线。
他们就那么“轴”，那么执着，明知国力、军力不如人，也在所不惜，迎难而上。以身家性命相搏，战前个个都是留了遗书，准备以死报国的。外公预立遗嘱，将外婆和时年七岁的母亲托付给友人李立民先生，蒋、蔡也都作了后事的安排而坦然上阵指挥。将领的决心和举动带动了全军，一时军心振奋，精神百倍，将士上前线时都彼此握手告别，皆言下世再见，令闻者无不动容。具有如此精神风貌的军队，又怎么可跟那种执意不抵抗或心怀保存实力的私心而打起来又一触即溃的部队同日而语!
1月23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的营以上军官会议上，蒋、蔡、戴都曾慷慨陈词，外公那番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一连用了几个“死”字，绝非偶然。那是因为当时中日两者的力量对比确实相当悬殊，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投入兵力首次超过中国方面抵御兵力的一次，日军陆海空实力齐备，我方仅普通步兵装备。日军一再增兵后，最终投入兵力达7万以上，我军仅十九路军三师、第五军两师，加宪兵团、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队，加在一起不过四五万人。从投入兵力和武器装备的差距，也堪称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对称之战。
所以，领导层定下决心时，只能断然准备以死相搏、以死相抗，以军人的赴死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境。那该需要何等的勇气，也分明体现了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仗打得极为酷烈，伤亡惨重，一寸山河一寸血。沙场鏖战最激烈时，我们那些缺乏冬衣、肩负斗笠、端着步枪死命冲锋的士兵，曾当着日寇凶狠的炮火，整连整连地倒下。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十九路军仍在殊死抵抗，决不放弃自己的民族责任。结果，坚持奋战月余，杀伤大量敌寇，迫其三易主帅，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一扫“九·一八”以来国人的满腔愤懑之气，也赢得了国内国际一片赞颂之声。这样的历史关节点，这样的骄人战绩，自将彪炳史册，“一·二八”于是成了外公他们那一代人生长卷中最值得记挂的华彩乐段，也是对国家民族交出的一份最佳答卷。
曾经做过当年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的顾高地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1月28日深夜，日军最后通牒刚刚送达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海军陆战队已在闸北开始行动之际，上海市长吴铁城才急急忙忙给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外公打来电话，说：“外交手段已用尽了，以后就看军事当局怎样办了。”外公愤慨答道：“你全部承认日方无理要求，如何对得起上海老百姓!”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当时顾高地正站在外公身边接受指示，亲耳听到了两人的这番对话。可见，在外公心目中，国家尊严、民族大义，对不对得起老百姓是头等大事，高于一切，绝对不能含糊。这样的思想逻辑和价值取向，即所谓“精忠报国”、“军人天职”，皆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来说则一以贯之，贯穿了他的一生。
小时候常见外公每日清晨伏案执笔，专心致志地写他的日记，这一习惯大概保持了几十年之久。“一·二八”期间假如他还有可能写日记，必定不会停笔，内容会很有看头，载录的将有那个历史时刻宝贵的点滴实况，或许还有他的内心独白、真情流露。因着时移势易，后来又累经战时变故，不知走了多少地方，居无常所，记录他那些履迹和心迹的日记，恐难完整保存下来。新中国建立后，虽大致可安居生活了，但遗憾的是，外公坚持写成的日记，包括我幼时亲见他写的那些，据舅舅说，却在“文革”动乱初起时，为免祸及而不得不销毁了。不要说弥足珍贵的战争记述，即便后来的日常必录或琐记，也都荡然无存，殊为可惜!
不过，有关十九路军和“一·二八”抗战的史料颇为丰富，且距今不足百年，可供耕耘的领域还不少，从学界到社会公众，深入探究和增进历史记忆的空间仍很大。相关纪念和宣传活动应当常态化、日常化。纪念就是纪念，祭奠就是祭奠，主要是对历史，对先人，不能仅仅出于现实外交的需要而当作一张牌来使用。抗日战争与当下的中日关系虽有牵连，却毕竟又有区别，纪念抗战终究事关历史，不可简单等同于、服务于现实外交。难道何时中日关系改善了，就只讲友好、避而不谈历史，不讲14年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了吗？欧美反法西斯同盟国每年一度举行的纪念和祭奠，何曾会以现实外交的气候为转移呢？胜利日、诺曼底登陆战和“珍珠港事件”的纪念规格，并不会依据特定年份的美德、英德、俄德关系或美日关系如何来决定取舍、畸轻畸重，外交实用主义不是基于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更无以面对历史前辈和先烈。
十九路军和整个抗战的历史，已经永久性地载入民族史册，中国人素有崇尚英雄主义的传统，不仅要将先人们的名字和业绩镌刻在花岗岩碑座上，更应该千秋万代地存驻于亿万国人的心田，使之固化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外公戴戟将军辞世于“文革”时期，身后葬事未得妥善安置。近年经各方争取和中央批准，今年“清明”前夕，3月末，他的灵柩终得迁葬广州，入驻位于沙河顶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这里早已是十九路军数百牺牲烈士的安寝之地，前些年又从京城八宝山移来了蒋光鼐公公、蔡廷锴公公的灵柩，形成“将军墓”，所以也是当年的兄弟、战友、袍泽和老熟人们的会聚之所。陵园里至今还保有外公的履迹留墨，中轴线最南端就是他的“抗日亭”，红色隶书体题额仍还那么鲜明。陵园风轻云淡，环境清幽，树影婆娑，满目充溢着南国的绿意，更承载了无数绚丽的记忆。
十九路军的渊源可溯自当年孙中山创建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后由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一部分发展而来，官兵多系粤籍。外公祖籍皖南，是当时军中为数不多的“外江佬”，却因缘际会，以粤为家，在广东军中行伍多年，也成了广东人的女婿。母亲作为长女，就出生在广东，外公以广东出生地之名给她命的名。此番迁葬，则无异于回归故里，返归他的第二故乡，或精神家园，也是回到了当年北伐跃马扬鞭的出发地。
1967年头上，正是“文革”狂潮肆虐之时，“一月风暴”刮得全国各地纷起夺权。蒋光鼐公公罹患恶疾，得叶帅相助，好不容易赴沪求医，却因当时乱局，医生被拘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而怅然回京。外公闻悉老友病况，十分焦急，遂不顾政局动荡，专程由合肥赶往北京，登门看望自己的老兄长。“五一”节前的一天，蔡廷锴公公也来蒋家探视。病榻前，蒋、蔡、戴三位老人难得再度聚首，可面对老友每况愈下的重病、乱象丛生的时局，他们又能说什么？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起始，三人的战斗情谊终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未几，蒋光鼐和蔡廷锴前后相隔半年多便先后谢世，外公也在1973年早春驾鹤西去，都未能挺过“十年动乱”的非常时期。1967年4月末的那一次，可说是三位抗日名将生前最后的晤面。
如今，又暌隔49年，外公此次横跨半个中国、来之不易的迁葬，最终使得蒋、蔡、戴三将军再次会合，并永久相聚在了一起。从此，他们长眠一地，又可倾心交谈，畅叙往事，共同关注人世风云，这在近代国内军史上，无论如何也算是一段少有的佳话了。
80多年前，十九路军为保卫大上海而战，流血牺牲，可歌可泣，赢得了民族的尊严和历史的盛誉。1931年12月下旬部队进驻上海仅一个月，就遭遇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战，5月初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又被南京政府南调福建。因而，十九路军驻沪全部时间统共不过半年左右，犹如一位大牌明星，甫一登台便来了个精彩亮相，赶上演了一场大戏，随即又匆匆退去，未在舞台久留。
外公原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兼61师师长，12月末接任淞沪警备司令，直至1933年10月辞职，续往福州参加“闽变”，留沪也不过一年半多一点。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但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能以上海为终焉地的很少，到头来，终究还是返回岭南，把他们北伐启程的广州作为了最后的归宿，梦中的、也是现实中的魂归之地。这该归结为粤人浓烈的乡土情结还是别的什么，真让人感慨!
环视沙河顶，十九路军陵园附近，英魂荟萃，多年前的东郊乡景已成繁华都市的一部分。隔着一条马路200米开外，长眠着民国元老朱执信。朝向西南方不远，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那里还有粤军第一师老长官邓铿(仲元)的铜像。朝东北方的燕塘，路边山上则高耸着粤军第一师的纪念碑，一条悠长的先烈路把它们都串结在一起。外公和蒋公公、蔡公公他们真幸运，老友雅集，想找谁聊天，都离着不远，这不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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