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未来五年中国经济（中）丨刘伟：中国经济增长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原因
2016/10/27 思想潮
编者按
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前瞻》一文中，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分享了他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看法，并着重讨论了三大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针对这些问题和原因，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其变化。
全文原刊于《开发性金融研究》 2016年01期(总第5期)，限于篇幅，分三部分。此为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增长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原因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有机遇就有挑战。
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个系统性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
1.供给方面：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严重衰退风险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
一是人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中国现在的工资水平上升和社会保障的增加是合理的，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但对于企业而言，所支付的劳动报酬、社保缴费、公积金等大幅度提高，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现在60多岁以上的人已经达到2亿多，进入了老龄社会，可以说中国是“未富先老”，这也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
二是自然资源成本，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这属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成本上升。
三是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破坏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小，政府和群众也不重视。但是现在好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河南在秋冬之交雾霾比较严重，据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东北入冬后雾霾比较严重，据说是东北冬天烧煤取暖所导致的。那么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为什么过去就没有雾霾？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 实际上，就是因为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稍有一点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问题。
四是技术进步的成本大幅上升。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严，那么这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
另外，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步与世界接轨，这一领域的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模仿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而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方式当中是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的，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以往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量、扩张规模来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改善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进行这种转变、改善效率低下这种状况的话，这种总成本的上升在单位产品成本中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发展来讲属于不稳定因素，人民群众有意见；对于经济发展来讲会导致国民经济缺乏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就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衰退。
2.需求方面：从旺盛变成了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长期短缺。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即可，不用关心销路。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那儿排队抢购。
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1)投资需求疲软。投资需求为什么会疲软呢？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但这一过程的实现其实取决于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那么情形就会发生变化。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
发达国家往中国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这里的劳动力更便宜、资源便宜、环境便宜，成本低，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如果政策好，就能吸引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现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生产要素的成本不便宜了，且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穷的国家，那些地方的生产要素成本更便宜，如果只是比较生产要素成本，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就会流向那些国家。
这时候就要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或者是进入国际分工合作体系，或者是独立发展，无论选择哪种都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但如果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商业银行大量的储蓄就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很难找到项目。如果各级政府硬要鼓励银行放款形成投资，那得到的结果经常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形成泡沫，遇到经济周期的话逃也逃不掉。这在很多地方已经由事实得到了验证。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银行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成为投资的现象。
所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储蓄扩大了，但是投资能否旺盛地保持增长，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上不去，那么有钱也投不出去，就会导致投资需求的疲软。
(2)消费需求疲软。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这依赖于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合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在由低收入及下中等收入阶段向上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的现象，这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发展特征。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收入分配不合理，继续两极分化，大部分钱给了少数人，那就会影响消费能力的提高。人的消费是受一定限制的，越是有钱人，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如果大部分钱给了少数人，(这部分有钱人的消费增长是有限的)，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迟缓(这些人即使想增加消费也没有钱，而越是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的预期也就越差，而预期越差就越不敢花钱，他们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那么整个社会的储蓄就会增加。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把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的消费，这就使得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出现下行。
(3)高失业风险。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总需求不足。而这就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企业，就要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失业率就会上去。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供求两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化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二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不能改善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出现高失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鉴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中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全世界的11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并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低收入阶段开始，经下中等收入阶段和上中等收入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落下，最后实现完整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13个国家和地区的跨越都不完整(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多年，最终才成为高收入国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跨越，而是经过一轮发展到达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开始停留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案例有三个。
1.拉美漩涡
第一个案例是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展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个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适应各种条件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这些拉美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危
机不断，从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到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2.东亚泡沫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起飞以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被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带动，跟在后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属于这一波。同样，到了这个阶段之后，这些国家就跨越不过去了，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进行低水平经济规模扩张所形成的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人们把这个称为“东亚泡沫”。
3.西亚北非危机
第三个案例发生在当前的西亚、北非这些出现严重动荡的国家，如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埃及，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首先它们的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们的社会都是稳定的；同时，它们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这使国际社会对它们是有信心的，大量外资进入了这些国家；其资本是充裕的，所以有一段快速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于不能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发展开始停滞。特别是到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全面动荡。这些国家到达中等收入阶段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它们不但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而且当前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认真研究上述三个案例，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警示，中国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国家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挑战也非常严峻，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几乎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
所以当中国是否也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被提出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从现在实际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具有特殊性，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根源在于结构失衡
国民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反映的是总量，宏观经济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它无外乎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
两种表现是，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1.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需求膨胀，供给不足(1998年以前)。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风潮。回过头看，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胀发生在1985年。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9.3%。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重点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还没怎么推广。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个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镇居民担心物价上涨而去抢购，于是就形成了抢购风潮，这是在对通胀的预期发生变化后形成的通货膨胀。但是当时的居民购买力有限，而供给又在不断改善，所以到了一定阶段，供需矛盾得以缓解，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势头也缓和下来。
第二次通货膨胀发生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重要部署。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既然要推动经济改革，那么价格改革就是早晚的事，还不如一夜之间将价格放开。“价格闯关”的决定一经做出，老百姓抢购。因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钱，这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8%。后来，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价格闯关”，通货膨胀这才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是发生在1994年，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了24.1%。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党的十四大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继续推动高速经济增长。在一系列的利好消息的推动下，我国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热潮，需求迅速膨胀。这种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开始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上升的幅度更大，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了24.1%。
这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供需失衡的情况是类似的。在那个短缺的年代供给不足，但需求开始膨胀，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强，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因而形成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长期紧缩的，在货币政策上收紧银根，在财政政策上控制财政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中的购买力和需求管住，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2)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2010年)。
第二个阶段的失衡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这十几年时间，除了中间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消费品。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短缺，生活消费品严重不足，所以改革开放首先要激活生产力，上了很多传统工业。比如当时居民家庭的传统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上了很多。后来又有新三大件———电视、洗衣机、冰箱，产能也增长得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饱和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面临传统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一轮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工业投资品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前些年一直高价运行的钢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这一轮危机之后开始出现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中国黑色冶金的产量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产能就更大，实际上根本就消化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内需不足情况下形成的产能过剩，如果有出口支持，那还能消化一部分。但是恰恰不巧的是，中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都很猛，对中国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冲击都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做出了一个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也就是说，在出售相同或
类似的产品时，别国的产品在降价，中国的价格仍然保持不变，等于将市场让给人家。为此，中国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但是也付出了代价。2008年的冲击就更大了，2003年到2007年，每年出口增长平均在22%以上，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的中国出口增长为负的16%以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很大。增长动力不足，就会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1998年，中国有3 600多万国有职工下岗，1/3的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找不着活，于1998年5月提前返乡，其实就是增长动力不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大一些，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了和前一时期(2003～2008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方向上的调整，由紧缩政策改为扩张政策，由于国际市场动荡，特别提出要扩大内需。1998年下半年，中国提出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应对1998年的经济衰退。到了2008年，提出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地刺激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目的就是寻求增长的新动力，从而避免或缓解可能增加的失业。
(3)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既面临通货膨胀，又面临经济下行。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这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与之对应的，是宏观经济失衡也反映出了新的特征，这个新的阶段现被称为是“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即双重风险并存。在前两个阶段，虽然总量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第二个阶段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
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张。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标很清楚。现在是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经济下行。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各国虽然采取了很多调节办法，但效果不佳。因此，很多人提出凯恩斯的传统经济理论已经失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手段有了一定的变化，宏观经济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都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实际中对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短期矛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累积的弊端仍然非常严重。可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政策积弊。
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次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没有导致出现全球的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这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缓解滞胀所采取的政策总体上是弊大于利。
2.宏观经济失衡导致“双重风险并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双重风险”，但是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就是在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1)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宏观经济失衡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快与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
为什么治理的是通胀而不是通缩？ 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至2015年第三季度，PPI已经44个月为负增长，2015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PPI的增长率是-4.0% 左右。从PPI来说，也就是厂商生产价格来看，已经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看，中国也进入了通货紧缩。
CPI自2013年以来长期稳定在3%上下，很多时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前三个季度，CPI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重点不应该是治理通胀，而是防止通缩，因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通缩是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钱；通缩意味着市场萧条、降价，意味着企业活力不够，销路不畅，然后导致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所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危害性更大，对劳动力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治理起来难度也非常大。
理论上中国应该去治理通缩，但是宏观部门特别是央行，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治理通缩，意味着要向流通领域注入大量的资金，活跃市场需求。为什么现实的价格这么低？ 货币政策治理通缩这么谨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虽然它没表现出来，但是潜在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来自于结构失衡。
通货膨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力：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笔者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超过50%是来自于需求拉上，还有49%左右是来自于成本推动。中国进入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升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期。
先来看成本推动。成本推动主要是国家进入新常态、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产出结构必须改变，不能再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过去那种增长方式有动力、有效益，是由当时要素成本的状况所决定的，要素成本结构中便宜的生产要素比重大。但到了现阶段，各种要素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原先便宜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再便宜，如果还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由于过去低要素成本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单位成品的成本就会很高，就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企业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也就是说，要通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善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劳动、资本、资源、环境等)的组合及使用效率，使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以消化甚至是降低要素成本上升对单位产品价格的影响，使技术进步而不是增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结构的改变是效率的含义，效率的改变是创新的含义，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要素成本结构迅速改变了，而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消化不掉，这些成本就进入到了价格。
再来看需求拉升。所谓需求拉升，就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大。中国2014年的GDP为60多万亿元，而货币存量M2达到130多万亿元，M2与GDP的比例达到了2∶1，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例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在货币供应量这么大？ 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外汇占款，就是结汇所形成的人民币。国家2014年外汇储备达到3.84万亿美元，是金砖国家中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是什么关系？ 它是什么机理？ 企业和居民生产的产品卖给了国外，从而赚回来外汇；还有一些其他的转移收入，也增加了国内企业和居民所持有的外汇。这个钱是属于企业、属于居民的，但存在了商业银行，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从商业银行取出来，去投资或者消费。提出来的时候，要换成本币，因为外币不能流通。这个环节等于是它们把外汇卖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把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买进来。商业银行收了外汇也不能用，因为外汇不能流通，那怎么办呢？于是就去找中央银行，因为是中央银行授权商业银行为境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外汇服务，这样就形成了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定期结汇制度。定期结汇就是央行给商业银行人民币，再把商业银行的外汇买进来，这个外汇就属于国家，入了国库。这就是当前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没有什么特殊，各国都是这样做的。特殊点在什么地方呢？中国和其他的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很大的区别在于央行的结汇制度：人民银行买进外汇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资产，而是新发行货币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意味着央行发钞就越多。大量发钞进入了流通，形成了通货膨胀需求拉升的压力。要控制流通中需求拉升的潜在压力，就是要控制货币投放量。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但是结汇量不是谁能控制的，它是由国际收支形成的。由于中国在国际收支领域里，长期是收大于支，就形成了结构失衡，结汇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大。
要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限制出口。可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在为自己的出口商争饭碗、抢订单，缓解经济危机冲击，中国怎么能限制出口呢？ 不仅不能，还得扶持、保护出口商。这几年来，国务院每年都要对外贸工作开专门的协调会，支持国内企业扩大出口。问题在于所保护、支持的出口企业，其赚了钱回来要结汇，结汇就可能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需要增加进口，做到国际收支平衡，就可以减少结汇。但在实际中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从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在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大多数商品比国外生产的便宜，质量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对这一方面的需求是有限的。中国想买高科技，还想买能源、油田、气田、矿山；但是想买的这些东西，又经常受到各种限制而买不回来。钱花不出去就得回来，回来后央行就得结汇，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中国的通胀问题，表面上看是因为总量上潜在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深入地看，压力之所以大不是由于总量，不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需求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它是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所引起的。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看，成本推动是在要素成本变化之后，投入产出结构不适应，形成了成本推动的压力，消化不掉。从需求拉上来看，它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导致央行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形成了需求拉升的一种威胁。真正要缓解目前潜在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要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2)另一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看起来是需求拉动不足，要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寻求新动力。
从投资来看，为什么现在投资需求疲软？ 不是说银行没有钱，也不是流通当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现在融资问题都不大，从直接融资看，它们在境内境外都有上市渠道；而从间接融资看，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总体上是信任
的，也是支持的。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在于这些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能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如果要扩大投资的话，就是低水平重复，而低水平重复的结果，就是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目前普遍去产能的时代，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不可能维持。非国有企业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消费需求疲软，看起来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在下降，但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结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初次分配，在生产者当中进行分配，生产者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政府是税收，企业是资本盈余，劳动者是工资或称为劳动报酬。中国长期以来这三个部分在分配的时候，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这三个方面都拿到了钱，劳动者的工资拿去消费，但是它的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
在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发达和贫困，差距非常大；如果发展均衡，贫困地区都上来的话，中国消费规模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国收入水平为什么会有地区差距，会有这种繁荣和落后的差距呢？深入分析，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分析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哪个地方的城市化程度高，它的整体收入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农民多，城市化水平低，哪个地方总体上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就低。地区之间繁荣和落后这个差距，从发展角度来说，是城乡差距导致的。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来自于产业差距，即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的63.7万亿元的GDP中，农业只占了9%多一点，可是从2014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在32%左右，意味着32%的劳动力分享了9%的GDP，剩下的60%多非农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这就使得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拉开了。
在微观层面，劳动者之间，即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共有12年的时间。这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出现这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的“红灯”就开启了，就需要加以重视。但事实上，到了这个点位时，基尼系数还在提高，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49.1%，也就是20%的人分享了49.1%的国民收入。近几年来，尤其是从2009年以来，国家对这个问题有所注意，数据有所回落，说明对微观分配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不够。2014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6.7%，还是在警戒线之上。这样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它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于下降，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而且影响效率，影响增长动力。
所以，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改善这些结构性的矛盾都很艰难，不是短期政策能够奏效的。中国经济下行来自于内需不足，内需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消费。投资上不去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上不去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同样都是结构问题。因此中国现在要使得中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着力点和核心应该聚焦在调整结构，所以结构调整就成了“十三五”期间要处理的核心、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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