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如何解释和预测中国
2016/10/30 思想潮
编者按
为什么对中国的解释和预测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如何才能准确的预测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先生2015年11月13日在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实践并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前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单一学科都无法做到，既然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无法做到，理所当然就需要“新现代化”理论体系。
以下是张文魁先生演讲全文，仅供读者诸君参考。据悉，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将于11月4日-5日举行，有兴趣的朋友可查看文末介绍，关注此次思想盛宴。
如何解释和预测中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尽管经历过一些政治社会波折和经济波动，但大体上保持了稳定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一次又一次地使一些在中国经历波折和波动时便看衰中国的满腹经纶的学者失准，这到底如何解释？特别是当前，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明显下滑，另一方面社会焦虑、社会矛盾和社会裂痕并没有明显消解反而在局部领域还有所加剧，所以对中国未来的前景预测比如何解释过去当然更加重要。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对中国的前景预测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预测在学者群体中出现过三次较大的分歧：第一次大分歧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学者中许多人很悲观，也有一些乐观者或者有信心的人；第二次大分歧是在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学者中不少人并不乐观，也有一些乐观者或者有信心的人；现在又出现第三次分歧了，就是大家看法不一样了，但有意思的是，学者中乐观者非常多，即使在不那么乐观的学者中，悲观者并不多，说他们是谨慎者可能更确切，但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单就中国经济增长来说，分歧就是明显的。
现在大家都说“新常态”，不光是经济学家在说，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都在说，但不同的人对“新常态”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经济学领域。尽管可以更多地用一些模型来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但用模型来预测经济增长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而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许多变量并不能纳入模型当中，模型是死的，社会是活的，模型预测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可以预测到2040年、2050年都可以做预测的，无非就是从现在的7%、6%，以后降到4%、3%或者2%，但是经济学模型无法对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社会转型进行预测，所以存在模型误区。
没有人能够否认，经济增长很多时候会被社会因素、政治因素打乱，这怎么能用模型来预测呢？比如在刚刚结束选举的缅甸，在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是不错的，但是后来政治发展、政治转型方面的原因，它的增长打断了。像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也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是经济学家(用模型)预测不到的地方，所以经济学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就有很多局限。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做不到的地方，是对经济增长不能进行很好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他们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理解也容易出现偏颇。比如说不丹，很多人讲不丹好，不丹是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社会指数很和谐，年轻的国王也很亲民，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我不知道它的政治(怎么样)，很多人羡慕说这个国家好。但是经济学者不认为它是个好的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增长很糟糕，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平均寿命、健康，以及教育，它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目前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对中国的预测需要整合各个门类的学科，用现代化理论，而不单单是分割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来各自解释和预测中国的发展进程。现代化理论，是在能够兼容各个学科门类、各个流派的一种理论，比较全面、比较综合。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迫切需要形成“新现代化”理论。
为什么是“新现代化”理论，而不是已有的传统现代化理论呢？的确，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学科领域，大家知道，现代化理论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就比较成熟了。但是，当时更多的是谁在做这种研究呢？主要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等，仅有少数经济学家可以算是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但以发展经济学家居多，美国的有罗斯托等人，更多的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如阿明等人。但那个时候的发展经济学家，很少用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来做研究，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在八十年代之后，现代化的理论基本上就很不活跃了，没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了，有少数人做，也开始往后现代理论去转了。所以在世界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绝大部分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的现代化远未完成，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还没有进入富裕、繁荣、发达的状态，绝大部分人口还没有过上丰衣足食、健康和乐的生活，而现代化理论却偃旗息鼓了，现代化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水平上，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界的一个最重要的缺失。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现代化实践者，不管我们存在多少矛盾和问题以及社会不满，理论界都应该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实践并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现代化前景，当然也有责任用研究成果来校调未来的现代化进程和道路。既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单一学科无法做到，既然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无法做到，这项工作理所当然就需要“新现代化”理论体系。
建立“新现代化”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要尽最大可能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引入和整合到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当中，因为毫无疑问，现代化最基础的要素是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非农就业的增加、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财富的增长。忽视这项基础要素，就无法分析现代化研究当中非常注重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甚至连现代化研究当中非常注重的政治合法性、政治秩序都得不到确切分析。当然仅仅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增长，也容易陷入模型误区之中。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新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将经济增长与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了，如美国的阿西莫格鲁等人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我个人在过去两年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不足、对单纯经济学的局限有着深刻的体会，才认识到“新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的理论建设是何等重要，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同仁来从事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据悉，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将于11月4日-5日举行，本届论坛以『创新·“十三五”』为主题，邀请了包括厉以宁、吴敬琏、刘世锦、许小年、陈志武在内的数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中组部原副部长胡德平、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数十位改革专家，同时还邀请了南非共和国前总统德克勒克、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07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美国东西方研究所总裁查尔斯·莫里森等十余位国外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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