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理论探索无禁区，应避免贴标签、意识形态化
2016/11/6 思想潮
编者按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牵动着中国亿万民众和世界的目光。在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在深切思考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何在？能否寻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式道路”？张维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正是这样的产物，林毅夫最近在《求是》杂志上“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的论断及其引起的争论也是这样思考的产物。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刊载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立》，思想潮转载仅供读者诸君参阅。此为最后一部分。
问题三：关于理论和学术探讨的基本规范和避免误导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所谓改革，闯禁区，就是由于需要突破现有的规则、制度、政策，甚至是突破法规的限制。
事实上，许多改革措施的最后出台，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是先闯了禁区，最后才成为国策或政策的。比如，小岗村18个农民的包田到户就是突破了国家的政策法规，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包田到户的保密书上签字，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才有了后面政府的肯定，推广到全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将认识上升到了走什么样道路的路线和政治高度，如果没有邓小平这种大无畏的胆识，没有一批改革的理论家，改革的操盘手和推动手，能有现在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吗？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仍需要创造鼓励理论探讨的氛围条件。
(一)理论探索无禁区，应避免贴标签、意识形态化。
一个好的棋手，应该是走一步看五步，改革同样如此。理论探索一定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理论探索无禁区，思想解放要先行，其重要性至少有二：一是对已确立的改革方向和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促进上下改革共识的凝聚和改革方案的执行，二是理论探索必须要超前，对现有改革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剖析，通过内在逻辑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结果。
为此，在理论探讨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采取贴标签、戴帽子、抓辫子的意识形态化做法，动辄上升到政治高度会让很多人不敢说话、不愿说话。例如，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改革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等同起来的做法。
所谓“化”的改革就是制度、规则和体制的转型。如前面所述，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取得就是与这“三化”为内涵的松绑放权改革是分不开的，但现在却有人将这“三化”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类同起来，并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这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升到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高度了，可能不少人都不太敢反驳了。
让笔者感到忧虑的是，打破这“三化”神话的建议一旦为政府所采纳，弄不好就会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这不是乱担心，现在的确有了一些与市场化改革方面背道而驰的往回走的所谓改革，且有不少人动不动就对市场化改革进行学术探讨和做出建议的人上纲上线到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或休克疗法，上升到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治高度上了。有人问得好，世界上有照搬的例子吗，谁照搬了？谁能做到照搬？不是该不该照搬，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照搬，因为所谓“照搬”就是原封不动地复制。
上纲上线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如果动不动就贴上一个标签，谁还敢或还能谈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改革建议。一旦用一种贴政治标签的意识形态化做法将其否定，很可能会招致颠覆性的错误。
并且这种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整体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这样会将许多对中国改革有价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全盘否定掉。现代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和领域，不能一概否定。现代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按照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远离现实的基准经济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以及没有国别属性，没有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的工具性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合约理论、拍卖理论等)，而另外一类理论则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这两类理论都异常重要，是一种递进的相辅相成关系，都可用来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结论和进行预测。
诚然，第一类理论中的基准经济理论主要是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环境作为理论背景的，提供的是在相对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却为更好地研究更为现实、有摩擦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提供了基本标尺，很多批评甚至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人实际上有意无意地用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是，不少人一边批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边又很崇尚宏观调控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道凯恩斯和新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政府应该鼓励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允许学术自由探讨，关键是要科学严谨，言之有据，这往往会减少犯错风险，弥补漏洞，对完善改革措施大有帮助。对于各个领域的改革深化，同样需要理论探讨先行，不断促进思想解放。目前，中国方兴未艾的智库建设，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在做。要想真正让智库拿出不掺杂个人立场和利益的关于公共治理的独立见解和改革方案，还需要鼓励体制外的力量生长。
(二)客观准确介绍学术观点和结论，避免误导政府与大众。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做政策建议时，要客观、科学及严谨地陈述自己或他人的学术观点和结论，而不是在主观或客观上造成对政府与大众的误导，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现在有种现象，作为学者，在报刊和政论期刊的文章中的说法，和学术文章的说法居然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在其学术论著和学术文章给出前提假设条件，而在非学术场合却忽视了那些甚至至关重要的前提假设。
要知道，经济理论一旦采用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不认识和理解边界条件而盲目应用或不准确介绍，会带来很大负外部性。尽管决策者和一般民众不需要了解理论严谨分析的细节，但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和准确介绍。如不准确地介绍其前提条件，一旦被政府接纳采用，弄不好就有可能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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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首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英文学术期刊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设计、博弈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数理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等。在包括《经济研究评论》、《国际经济评论》、《博弈与经济行为》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多篇，《经济研究》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著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花费近十年功夫完成的颇具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上下册)最近刚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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