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贬值空间还有多大？为何跌跌不休？丨专家视角
2016/11/14 思想潮
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如何看？
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公众号lixunlei
当下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依旧很强烈，为此，央行对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管制也进一步加强，但管制或许又会强化了贬值预期。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及经济增长前景等是否是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从购买力平价角度看，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都属于过度贬值了，原因何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尽管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在前同事王晓东的启发和支持下，至少对有关汇率决定因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为何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易超贬
为何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一般都会贬过头呢？逻辑很简单，因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而言，它们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都差，主权信用评级也差，这好比一个是主板股票，另一个是新三板股票，前者的流动性很好，财务透明度也高，估值水平当然可以比后者高。从理论上讲，风险溢价通常等于流动性溢价加上信用溢价，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险溢价率较高，故超贬现象就成为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都对各国货币估算出一个以美元计价的购买力平价(PPP)， 有人统计过，当2011年全球的名义GDP总额超过72万亿美元的时候，按IMF估算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达到90万亿，也就是说，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货币总体被低估了约25%，当然，这当中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被低估。
如IMF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6年俄罗斯人均GDP为26109美元，但名义人均GDP只有8058美元，比中国还低，因此，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卢布兑美元汇率或被低估了2.24倍(26109/8058减去1)；同理，印度被低估了2.87倍，巴西被低估了0.77倍，中国被低估了0.83倍。我们不妨把这些倍数称之为本币的风险溢价率。
虽然购买力平价是理论计算结果，但基本能够如实反映在不同国家使用等额美元所能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差异。中国相比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和俄罗斯，风险溢价率要低很多，这是否外汇管制有关呢？如作为高收入地区的台湾，新台币的风险溢价率也高于大陆的人民币。
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名义汇率之所以会出现大幅贬值，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靠货币扩张来应对经济难题，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五国也莫不如此。如1976年末，1美元兑印度卢比汇率为8.97，如今则上升至66.7，过去40年里卢比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竟然达到644%，俄罗斯更是贬值了80多倍(1976年底1美元=0.74卢布)。中国过去40年的贬值幅度还不算大，虽然超过250%，但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要小得多，这可能与外汇管制有关。
此外，外贸顺差和外资的大量流入让中国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这对于稳定币值是否有贡献呢？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决定汇率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外汇储备越多，说明对应的外币资产越多，那么，本币的稳定性就越好。但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并不算少，尤其是金砖四国，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外汇储备在全球排名都在前十位置，但名义汇率都大幅低于实际汇率。即便像中国台湾这样一个外汇储备全球排名第三的地区(4340亿美元)，名义汇率也是超贬的。
王晓东专门研究了1973年年初至今的美元指数(major，指对欧元、日元、英镑等7个主要国际货币)的走势，发现美元指数至今只贬值了15%左右；但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约20个国家货币的美元指数(OITP)同期升值却超过70倍。尽管相对于major国家，OITP国家的经济整体上蓬勃向上，但汇率却无一例外地出现超大幅度贬值。
为何美元指数(OITP)的升值幅度如此夸张呢？如果既非外汇储备不足的原因，也非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那只能是货币超发原因了。因为汇率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供需关系。如印度这两年的经济增速在全球领先，已超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也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印度卢比却依然维持贬值的走势。
美元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贬值只15%，变化幅度之小真是匪夷所思，因为毕竟经历了43年时间，美元指数(major)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小，说明发达国家大多没有滥发货币。如日本这些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出口都非常乏力，且还实行负利率，但日元对美元却没有出现趋势性的贬值或升值，如目前美元兑日元在106左右，与10年前的汇率水平(100左右)相差很小。
日本2006年末的M2为714万亿日元，如今只提高至940万日元，10年的M2累计只增长32%。为何日本的货币增长如此之慢呢？原因是这10年间日本的贷款余额在不断下降，尽管GDP总体仍是上升的。但中国这10年的M2大约增长了345%。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它们央行在货币投放上都很疯狂，但商业银行却都很节制，这是发达国家币值稳定的根本原因。
但新兴经济体却不一样，如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并不算多，今年8月，央行总资产为33.4万亿(2008年为19.9万亿),过去八年总资产规模才增长了67.8%，且大部分基础货币投放都是因外汇占款而产生的(约为26万亿)，这说明央行并没有明显做大资产负债表的意愿。但是，中国商业银行则是在法定准备金率高达15%的情况下，依然大肆扩张信贷规模，如2000年年初中国信贷余额只有9.3万亿，如今已经达到108.3万亿，扩大了10倍以上。信贷扩张的速度远超GDP增速，其结果是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总额要超过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以上。
因此，决定汇率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就像通胀是货币现象、房价是货币现象一样，汇率也是货币现象，货币一旦超发了，其能量总会释放出来，要么通胀，要么资产泡沫，要么货币贬值。只是货币超发的过程未必会通胀，也有可能通缩；未必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或许还会出现资产价格的低估；不一定马上出现货币贬值，也有可能升值。但从长期看，货币超发肯定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和货币贬值。
至于经济增速、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规模等对汇率的影响，可能比较间接些，也很难定量。或许它们的实际汇率的影响更明显些，如体现在购买力平价上。但实际汇率的“实际意义”似乎不大，因为绝大部分人只关心名义汇率，并以名义汇率来衡量财富和参与相关的经济活动。
管制之下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中国加入了SDR，说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但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似乎总比预期的要慢，尤其当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升之后，外汇管制也随之加强。管制的加强究竟会减弱预期还是会加强预期呢？人民币有离岸价和在岸价，离岸价总是高于在岸价，但价差并不大，似乎表明在不管制的情况下汇率的贬值空间也不大。但毕竟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也不能自由进出。
如中国与印度相比，同样都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印度的浮动幅度要大于中国。在金融的开放度上，中国也落后于印度。这就给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下开放条件下的贬值幅度还有多大留下了悬念。
不少人在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水平只有在外汇市场充分开放条件下，通过汇率长期不断波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平衡点，但在管制条件下均衡汇率难以形成。那么，有没有可能计算出一个“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呢？
王晓东认为，可以通过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来找到“合理”的汇率水平。如以2000年为基期，当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28:1；同时，GDP按2000年作为不变价计算(按目前修正后数据，下同)，2000年的M2规模为13.5万亿，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77元，如今，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27元。美国2000年1美元M2对应的GDP为2.6美元，如今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3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1.6:1。
依据这种挂钩GDP与M2的比值变化来推算人民币合理的汇率水平，显得有点简单粗暴。首先，2000年的时候，人民币汇率8.28:1是否属于均衡汇率也是要打问号的，尽管当时的外汇黑市价与官价都很接近了。
其次，不仅因为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在计算口径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中国的GDP有所低估，而且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GDP缺乏可比性，如中国GDP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过去一直超过50%，而美国不足20%，第二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可贸易品，属于全球定价的，而第三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不可贸易品。因此，GDP统计口径和结构性差异也可以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上体现出来。
第三，选择不同的基期，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又会出现差异。正如王晓东又以2006年作为基期(人民币步入升值阶段)，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8.08，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元人民币M2对应0.63元GDP，如今为0.32元GDP；同时，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97美元，如今为1.19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该为9.5:1。
尽管用M2/GDP的比值关系来推算理论汇率存在很大问题，却反映了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即过去20多年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GDP的规模来说，多得有点离谱，尤其在2009年之后货币增速继续高增长是有违常理的，因为经济增速与货币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不宜过大，不要因为CPI没有显著上升就以为提高M2增速问题不大，如前所述，通胀、资产泡沫和贬值都是货币过量投放的多种表现形式。
GDP作为产出指标，必须关注其背后的投入量究竟多少，是否合理。比如，2014年的GDP目标为7.5%，M2增速目标为13%；2015年GDP的目标为7%左右，M2的增速目标是12%；2016年GDP的目标为6.5%-7%。但M2的增速目标却提高至13%，显然是投入多产出少，目前，货币过量导致的问题至少在资产和汇率两个指标上都体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的现象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如美国次贷危机之后，M2增速也大幅上行，美国全部储户的基尼系数居然已经高达0.48，这或许也是导致川普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因为奥巴马在过去8年的执政期间过多利用了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去“占领华尔街“，川普则主张多用财政手段，通过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让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因此，无论从人民币国际化，从抑制资产泡沫的角度，还是从防通胀、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都应该严格控制货币规模，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完全吻合。相应地，我们可以预料，今后外汇管制会进一步加强，毕竟防风险是首位的，故人民币贬值还会是渐进式的，如果货币规模扩大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则贬值的幅度应该有限，尽管GDP增速会相应减慢；如果货币规模难以有效控制，则贬值之路还可能很漫长。
人民币贬值压力哪来的？如何应对？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新华网思客2016年11月8日
2015年中的股市暴跌以来，人民币持续承受着贬值的压力。最近一段时期，不少境外投资机构纷纷推出分析报告，预测人民币会继续贬值，有的甚至推算出了人民币被高估的精确比例。不少投资机构据此直接建议政府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这些分析又反馈于外汇市场，导致近期跨境资本流出有所加剧。
为什么人民币会有贬值压力？政策层面当如何应对？
贬值压力何在？众矢皆未中的!
对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源，市场上有各种分析。归纳来看，这些被认为可能的原因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是美元加息的风声趋紧。按照最近的预测，美联储在2016年12月加息的概率相当高。的确，美国经济近期利好不断呈现，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而通胀略有上升的苗头，美元有加息的空间。但即便是美元加息，由此带来的美元指数上升也不过在2%-3%左右，这不足以导致人民币出现市场所预测的大幅贬值。因此，美元加息不足以解释当前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
第二个可能原因是中国外贸面临的压力。2016年1-9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因此有人讲，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贬值来促进出口。但这个解释同样站不住脚。毕竟中国仍然是经常账户顺差国。如果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继续扩大顺差，那么中国政府在国际政策界会变成众矢之的。中国领导人经常参加双边或者多边的政策协商，反复承诺承担国际责任，因此目前不太可能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稳经济。况且，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相对经济危机之前已大幅下降，因此靠人民币贬值来稳经济、促出口，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项。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速度加快，带来了外汇市场上需求的上升。这值得更加仔细地追究。的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渐入高潮，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资本账户上也有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流入。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其长期的、基本的理由，包括获得国外的技术和品牌，获得与国内资产有协同效益的境外资产。但是毕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根本立足之点是能够整合境内外资产，而管理好境内外公司文化，让二者取得一致性，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企业这种基于基本面的并购能力，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迅速上升。因此，纯粹的基于基本面的对外投资加速，不能解释来自企业层面资本流出的高速度。
第四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房地产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新的一轮泡沫性上涨趋势。有人认为，国内房子贵，国外房子便宜，因此居民愿意转向国外买房，给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这是国内房产泡沫化的后果。这个理由也经不起推敲。首先，不同地区房价的高低很难直接比较。房产属于不动产，美国堪萨斯的便宜豪宅与北京、上海昂贵的高价房没有可比性。而且，国内大多数投资者对国外的房价状况不甚了解，离真正在国外买房的操作也相去甚远。即使那些真正着手海外置业者，也遭遇到不同的问题。比如，前期大量涌入伦敦的房地产投资者，有些因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导致房价下降，至今资产没法脱手；有些因房地产基金冻结，无法赎回。这种房地产投资的痛苦经历，很多人还记忆犹新，短时间难以褪去。
人民币汇率贬值的第五种解释是中国金融资产的整体回报率不高，因此资金纷纷出国寻找较高的金融投资回报，这种解释更经不起分析。今年年中，纽约等地股市已纷纷创下历史新高，中短期看，金融资产的价格很难持续上行，而下行的风险却很大。比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总统大选选情胶着，媒体的报道直接导致股价大跌。而相反，中国目前蓝筹股的市盈率低于美国。更不用说中国目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高于国外相应产品的投资收益。所以，金融资产的回报差异，也不能够解释资金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人民币贬值压力是市场预期作祟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呢？我的分析就是一条，市场预期本身在作祟。
市场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由于存在呆账坏账导致的银行盈利下滑、上市公司盈利不佳等问题，中国金融资产质量不高，导致资金外流与人民币贬值，而如果预期人民币贬值，则投资者在配置资产时就应该采取货币多元化的策略。
由于这类说法日益普遍，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贬值预期导致真实的资金流出，资金的流出又强化了外汇市场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以此循环往复。这种自我循环的逻辑在外汇市场屡见不鲜。事实上，各种国际金融理论都反复强调汇率是一种多余的价格，它既可以固定在某个点位不变，使得各国的资产、产品价格进行自发调整，也可以按任何一个速度升值、贬值，从而让资产价格和产品价格适应它。本质上讲，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无非是各国间的产品价格与资本价格长期看应该基本匹配，短期看汇率具有多重均衡的性质。
当前人民币的汇率正属于典型的多重均衡。如果大家预期人民币会贬值，那么投资者就会将大量人民币资金换成美元，造成资本的大量流出，导致汇率进一步贬值；如果大家预期人民币汇率稳定，则资本市场的跨境流动就会相对平稳，外汇市场就不会承压，汇率得到稳定。导致这一均衡的微妙之处是中国的流动性在全球最高。因此，只要有任何汇率预期上的风吹草动，这些人民币流动性都会迅速转为跨境资本流动的压力。
管理预期，启动进程调低货币存量
根据以上分析，政策层面的应对呼之欲出。
从短期来看，必须坚持管理好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让市场明白人民币不存在根本性贬值的动因，政策取向就是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基本稳定。具体而言，人民币每年的贬值幅度不应该超过3%，因为这是中美间无风险资产的利差，即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高于美元资产的3%。如果贬值超过3%，就将搅动资金外流风潮，导致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
从中长期来看，必须改变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将美元的现金和存款逐步转为其他金融资产，尤其是债券类金融资产。与现金和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相比，其他金融资产在人民币贬值的驱动下很难一下子流动到境外，因为这些资产的价格是随着人民币贬值和资金流出而下降的，投资者很难一下子蜂拥抛售。比如说，如果中国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资产有一半转为债券资产，当资金外流的时候，债券持有者将卖掉债券，债券的收益率将反向升高，自动形成反馈机制，导致那些抛售债券的投资者必须三思而行，减小资金流出压力。
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高质量的公司发行债券，同时适当增加国债的比例，让企业融资者逐渐通过举债而不是银行借款方式投资。同时，引导储户也将部分银行存款转为持有这些高质量的债券，银行也可以用一部分存款购买这些高质量的债券而不是直接放贷。
为什么中国减少流动性从而维持金融稳定的出路，并不在引导资金进入股市或新三板呢？因为中国股市，包括新三板，制度基础十分薄弱，一旦大量资金进入，股票的价格会上下波动，且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巨大影响，这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并不是好事。
总之，此轮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是自我实现的预期在起作用。应对这一现状，短期内必须坚定地管理投资者预期与资金流动。中长期来看，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切实措施，逐步调低中国的货币存量，从根子上稳定中国的金融，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基础。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并不是汇率的灵活性与资金流动的自由度，而是中国金融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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