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胡适的遗产
2016/12/19 思想潮

    

     编者按

     12月17日是著名思想家胡适诞辰125周年的日子,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著名学者智效民先生近年来一直把“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认为,“在上个世纪,胡适对世界大势和中国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只要你不存偏见,认真读一读胡适,就会发现他的学术主张和政治思想是一份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宝贵财富”。

     纪念日当天,智效民先生与小编分享了一篇介绍胡适先生思想遗产的短文。通过他的这篇短文,我们可以一窥胡适的思想遗产。仅供读者诸君参阅。

     胡适的遗产

    

    


     智效民

     近年来,我一直把“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写了一些文章;但由于缺乏资料,始终没有涉及到毛子水先生,为此留下不小的遗憾。其实,在胡适的朋友中,毛子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是胡适的学生,并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一同创办了《新潮》杂志,成为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胡适在美国立下“遗嘱”,指定他与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为“遗嘱”执行人;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后,他又为胡适写了感人至深的墓志铭……

     2009年5月,我与傅国涌、邵建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参加了“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里拜谒了胡适墓。胡适墓座落在公园的小坡上,当我们进入公园,爬上山坡,来到胡适墓地的时候,首先看到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斜放在通往墓冢的石阶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子水所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默默地吟颂这篇碑文,不仅使我对胡适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认同,还为我解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要对胡适及其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胡适及其思想又会回归大陆,并受到大家的喜爱?

     其实,在1962年胡适去世以后,毛子水还写过许多纪念文章,其中有一篇《胡适之先生给我们的遗产》也非常感人。前不久傅国涌到北京讲学,为我复印了一些毛子水的资料,其中就有这篇文章。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胡先生留给家族的遗产,前几天一家报纸有一个报告,说是美金一百三十五元一角。这不见得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据我所知道的而言,胡先生固然不是一个积钱以遗子孙的人,但亦不是一个不顾虑到身后家计的人。他生平的正直、廉洁,明若丹青;所以这个遗产有多少,我们尽可不必讨论。

     紧接着毛子水将笔锋一转,谈到胡适为我们留下的另一种遗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说:如果说富翁捐款办一所大学可以帮助许多贫困学生的话,那么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则可以惠及国家、民族和整个社会。具体说来,这种贡献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对国民教育大有好处,而且还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学道路。

     第三、胡适介绍的实验主义教人要懂得怀疑,不要盲目迷信现成答案。也就是说,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第四、胡适提倡的“社会不朽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责任。

     第五、胡适提倡的理性,是指无论讨论或处理什么事情,都要依据事实或证据才能作决定。

     第六、胡适崇尚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胡适崇尚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我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实行民主、拥护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既然胡适留下如此丰富的遗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继承并利用这笔遗产呢?这也是文章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毛先生认为,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是无价的,也是无形的,所以要继承并利用这样一笔遗产,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能够静下心来,仔仔细细地了解胡适,特别是要了解他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他举例说:比如胡适倡导民主和自由,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主和自由不但是政治的最高成就,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知识道德的最佳表现。所以,尽管民主和自由是胡适的最大理想,但如果一时不能实现,他也从来不灰心失望。“因为他知道凡是人世间好的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好的东西需要大家以不懈的努力去争取。当然,这种争取,只能依靠和平的、说服的方法,而决不能凭借各种各样的暴力。

     写到这里,毛子水强调说:我希望不仅是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希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能够懂得这个意思。显而易见,毛子水强调的这个意思,也是胡适的希望。

     延伸阅读:

     胡适苏俄情结的变迁

     智效民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14期)

     去年上半年,收藏界的一位朋友从嘉德拍卖公司买到胡适致王世杰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48年1月23日,信中说:“前几天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故写了一封信,现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

     我注意到,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有“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王世杰字雪艇)”的记载,但是在已经出版的胡适资料中,却找不到这封信的踪影,因此这可能是一封从未面世迭信。信中所说的鲠生兄,就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胡适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王世杰,可能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而周鲠生的文章与胡适公开信,都是谈国际问题的;第二,王世杰曾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与胡、周二人关系密切,因此对“胡、周之争”能够做出应有的判断。胡适在这封信中还说:“此文是为一般读者写的,不是对鲠生说的。”可见胡适认为这封公开信关系重大,需要让全体国民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这次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还需要从头说起。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并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种局面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等原因,国际社会又迅速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于是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1948年年初,周鲠生发表《历史要重演吗?》的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该文指出:最近西方民主国家与德国、日本签订和约,“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于扶持和利用“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文章还说,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做法将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德政策的覆辙”,并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里所谓“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指的就是苏联。周鲠生认为,德国和日本仍然是潜在的危险,如果不严加防范,严厉制裁,就很可能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

     胡适不仅不同意上述看法,而且对这位老朋友的观点感到惊讶。为此,他在公开信中对周鲠生说: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怀着很大的热望,并曾经用“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自从1939年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以后,我虽然对苏俄产生怀疑,但还是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它。1941年美国政治学会举行年会,我甚至在会上表示:“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然而自从雅尔塔秘密协定被披露以后,我就“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了。

     雅尔塔秘密协定是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签订的一个秘密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来换取苏联对日本宣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长期占据我国的旅顺、大连,并将蒙古和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就是该条约造成的恶果,因此胡适才有这样的感受。

     2月6日,周鲠生在回信中补充了八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由于五、六十年来历史的教训,深感德、日已是本性难移的好战的侵略民族”;第二,苏联虽然是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势力,但它却不像德国日本那样好战,民主国家应付苏联的威胁和侵略,可以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另外,他还说为了避免战争在中苏之间爆发,“不可以在国内造成紧张的反苏空气。”

     胡适的公开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中央副刊》于2月下旬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来自北平、武汉和南京的11位学者,其中有两人支持周鲠生,有7人支持胡适,有两人采取折衷的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他们国家大事上可以直抒胸臆的环境,实在让人感动。

     王世杰收到胡适的信件之后,曾在日记中预言:“适之自此将开始其‘反苏’之论战。”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两年后,胡适用英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史达林(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文章开头写道:“在本文里面,我打算研讨在中国所能看得出的史达林征服世界的雄图——从试验阶段,修改阶段,经过许多成功和失败,一直到长期失败后而获得胜利的地步。”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后来由著名作家聂华苓译成中文,最后由胡适纪念馆于1967年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毛子水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胡适之先生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国‘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以忧时忧国的心情,写阴谋诡计的事实。……他于四十年一月对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的访问,尤能利用自己的声望替国家说话。这些文字和议论,都可做学人报国的模范。”

     不仅如此,胡适的一封迭信和一场争论,还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提供了难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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