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父亲的革命与反革命
2016/12/25 思想潮
亚妮和她的父亲何守先，何守先曾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校长，中共宁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宁波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
编者按
亚妮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她是著名导演、主持人，也是年中我们曾分享推荐过的《没眼人》的作者。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是亚妮为其父亲遗著《女儿亚妮》所写的序言，她在文中回忆了其父何守先在“文革”中的遭遇，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一个时代。
原文19000余字，限于篇幅，此处仅摘选了其中8800余字内容，题目为编者所拟。特请诸君留意。
亚妮的话
一
1966年初夏。一天，在午饭桌上，我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了一个新名词：文化大革命。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沉郁到令人寒战的神情。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填满了彼时不谙世事的心。果然，不久时任市委党校副校长的父亲，就从上虞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工作队被揪回来。他因家庭出身，又一直在干校、党校、报社、市委调研室、市委办等领导决策部门从事文笔和领导工作，于是，他的讲课资料、为领导起草的文稿、调研所写的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都被搜罗出来审查。
有一年，他在宁波郊区的洪塘抗台，晚上与农民座谈如何做好防台抗台工作，有位老农谈抗台经验说：“台风来了不要把前后的门窗都关牢，要打开门窗，让风通过，这样房屋不会被刮倒……”他听了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抗台杂记，在报上发表。这下好，适逢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你“开门通风”？你是要“大陆在国民党反攻时门户开放，引敌深入”，那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紧接，林林总总“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动言论”被一一发现，批判!
来势凶猛到大小会议“批斗”、上街游斗，进出任何场合身上都得挂黑牌。那块黑牌是胶木黑板做的，一米见方，很重，用一根铁丝吊在他脖子上，天热，尽管隔着一层布，还是嵌进去肉里，不得不用更厚的布垫起来。父亲尽量挺直自己，但时间一长，顶不住，还是常常弯下腰去，于是，就很契合被彻底打倒，且“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形象。黑板上的内容会有更换，起初是“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走资派”、“黑笔杆”、“反动文人”，后来变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五花八门。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连外婆家的大门都被糊得丛林密布。
事情进展迅速，开始白天被批斗，而后升级到批斗之后扫厕所，又责令他回到原来搞四清的生产队去，边批斗边劳动。父亲在四清中得过肝炎，此时复发，耘地时昏倒在水田里，只得由农民抬回城来。接着，外调“证实”了父亲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个定论就相当严重了，有点像电影里被锄奸队盯上的叛徒。在一片打倒声中，他的辩解变成了“拒不认罪、百般狡辩、与人民为敌”。再升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工资停发，几个月后才有很少的生活补助费。
起初，父亲被关在位于市中心的冷静街机关幼儿园里。那是一座典型的宁波大户人家的宅院，一进套着一进，层层叠叠犹如迷宫。我和大妹从幼儿园小班上到大班，都是在那里度过。此时，幼时乐园已辟为牛棚。父亲的肝病，经冰雹砸来般的一番折腾，病情加剧，身体非常糟糕。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他送煎好的中药。一般是在下午，因为上午父亲都要挂着沉重的黑牌被押去批斗。
大概一年后，父亲被换到另一个牛棚——位于南大路的延庆寺。该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为天下讲宗五山之二。父亲曾告诉我，延庆寺不仅是宁波有影响的宗教建筑，还是名人流寓和学者讲学之所。元末书法家吴志淳曾在此以八分书法作千字文，由杨理学刻石以传；明末，“南湖诗社”则在寺内集会，吟诗论文，风华一时；到清康熙初，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在寺后殿设“证人讲会”，一度成为甬上学才重地。
这之前，我跟随外婆常去进香，那里的大雄宝殿、禅悦堂、塔院、能仁堂、罗云堂、大悲阁、育往堂、钟楼、山门等建筑，雄伟且精致无比，诸多玄妙佛像，巍峨又清丽。可到父亲关进去的那一年，延庆寺已被红卫兵砸烂，大殿里，菩萨东倒西歪，满地都是散落的玉石和菩萨身上的镶嵌物(现在想来，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唯有院子里参天的梧桐树依然故我地屹立，遮天蔽日。
延庆寺没有食堂，我送中药的时间提前到中午。外婆每天交给我的“杭州竹篮”里，除了父亲的两煎中药，还有一天的饭菜。
那时候，我听大人们说，父亲的病很重，可能活不过几年。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药活着的，药比饭菜还重要，所以按时把药送到父亲手上是天大的事。有一次，按点到了延庆寺门口，大门却紧关着，任我怎么呼叫捶门都无人应答。对一个视药为父亲生命的六岁孩子来说，当时天就塌了。除了坐在寺院门墩上哭，没有任何办法。哭到暮色压顶，有一老男人出来，认出我是何校长的孩子，才把我带了进去。父亲遗稿中有写：
那天见到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儿低着头，拂去满头落下的梧桐叶，钻过从天花板上拖下来的、密匝匝写着我“三反罪行”的大字报，偶尔撇上一眼那被划上粗粗红叉的“何守先”三个字，紧咬着嘴唇，拎着竹篮子向我走来，我的心就紧缩成一团，噙着眼泪接过用毛巾捂盖着的饭篮时，便连忙扭过头去，挥挥手叫她赶快离开……
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是浸泡在黄梅雨里的， 枯黄萧索。阳光，有，而云，总是斜进来。
由于每天持续的批斗和彻夜的隔离审查，没有营养补充，又不允许家人照顾，父亲的体力每况愈下，近乎不。终于有一天，他在水房打开水时，一阵眩晕袭来，装满开水的暖瓶砸在地上，右腿重度烫伤。于是，我的任务就从每天一次的送饭送药，变成了跟父亲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段跟父亲独处的日子。
父亲的腿怕感染，不能裹纱布，上面涂满了黑乎乎的药膏。每天，他拖着一条残腿被押去批斗时，我只能搀扶到门口，父亲从不允许我跟去现场。所以那时我不知道批斗是什么。在父亲诸多遗稿中，有一部名为《旁证》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他用张竹(张，为父亲的老家张地村；竹，乃父亲崇尚之物，也为父亲笔名)之名，写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写到那些时日：
“张竹不老实，打倒张竹!”口号来得太突然，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人跟着喊。胡光一看急了，跳上凳子，嗓子扯到撕裂：“打倒张竹!坚决打倒张竹!”“张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下有了声威，大厅四周立马发出一阵阵嗡嗡的回响。其实，批斗了一段时间，张竹已经有点神经质的习惯，稍有动静就闭上眼，皮肉苦会随时袭来，猝不及防，他等惯了。
那天，他正想着怎么能回家一趟，告诉岳母，让乡下的老婆姐上来帮衬一把，耳朵就灌进来雷声。他的身子哆嗦了几下，拿着检讨书站在那里目瞪口呆，烫伤的右腿也麻木起来。在一阵又一阵要他表态和对他表态不满的大轰大炸之后，苦笑着：“那要我怎么说呢？”他干咂了几下口水，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都要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没等念完，就有人吼着责问道：“你这坚持真理是什么意思，你还有资格讲真理吗？”
“同志，真理是普遍的，不是哪个人所特有的。”
“你放毒!”另一个造反派，手挥过头顶，一转，啪!一个耳光霹雳般扇在张竹的耳根上。张竹的脑袋倏然就有一百只蜜蜂飞进来，嗡!蜜蜂满眼飞舞，一个声音忽近忽远，好像是说，张竹公开宣扬《二月提纲》那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谬论，真是猖狂至极什么，末了，是一声断喝：“把头低下来!”随即就有几个别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冲上讲台抓住张竹的头发往下揪，有人还趁机往他的背上、腰上猛踢几脚。
坐在面前的教职员工，有的假装思考，或寻找什么，把眼睛移开去，有的低着头或翻着白眼望着窗外。乱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张竹呢，真是书生气十足，他整理好被抓乱了的头发，掸去裤腿上的尘埃之后，又规规矩矩地弯着腰站在那里。革命群众嘛，虽然难免发生一些过火的行动，但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不能与之闹对立。这就是他的信念，在当四清工作队长时，张竹向来就是这样要求工作队员的。
“你说，你是不是放毒？”
“我强调的是真理的客观性。”
“不要讲大道理，你回答，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话不是我说的。”
“什么，不是你说的，刚说过就赖，好啊，我叫你放屁……”一只手又举起来。
“放屁？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嘛!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不是我占有真理。”说完，张竹的嘴角浮出一丝微笑。那只高举的手停在半空，一转，变成了拳头，向上一杵，会场肃静，拳头再向上一杵，高呼出：“张竹不老实，绝没有好下场!”会场立马跟上，口号赶走了张竹耳边的蜜蜂，清清楚楚，最后是：“张竹滚出会场!”
我真不知道，若是这种场景展在那时的我跟前，会是什么状况，我会疯掉。
三
到了秋天，父亲腿脚稍好一些。他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尤其在傍晚，吃完晚饭，和我踩着满地的梧桐叶，讲他的故事。
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奶奶？父亲说，自他参加革命，就和家庭“划清界限”了。那时我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何谓“划清界限”，但至今记得父亲仰望梧桐树时脸上那种冷峻的表情。
后来我听母亲讲，爷爷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父亲参加革命跟爷爷不无关系。大饥荒的1960年，爷爷从山里逃出来，走了很多天，到城里找他儿子，我父亲竟不敢正大光明地接待自己的父亲，只是偷偷塞给几十斤粮票，就匆匆把老人打发走了。再后来陆续从老家亲戚那边传来关于爷爷奶奶的凄惨晚景。再再后来，听我姑姑说，到“文革”时，因受儿子牵连，爷爷被吊在村里的碓房里活活饿死……要知道，自那匆匆一面至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里，父亲竟然没有再见过我爷爷一面，也没有与我奶奶有任何联系。那是被硬生生隔绝的血脉，是对家园故土的彻底掩埋!而且一隔就是一生，一埋就到白头，谁都不知道父亲心头是一种怎样的痛楚。
父亲出生在浙西南山区一个家境殷实的富农家庭，祖父是满清秀才。父亲在县里的洋学堂读到高小毕业，自幼不仅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熏陶，也浸染了书香门第善良、刚正的处世品性。抗战时期，我祖父做着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乡长，暗地里却变卖地产，给共产党武装输送枪支和物资。
家庭的革命倾向和民众的疾苦现状，是父亲投身革命最初的催化剂。初中毕业的父亲，在当地已是响当当的“秀才相”了。因为宗派之争，我祖父被诬陷入狱，而他为共产党提供物资的秘情一旦暴露，就会招致一场杀身之祸。十六岁的父亲自己写诉讼状，准备上堂为父辩护。同时，又四处奔走筹措银两，准备实施搭救。就在此时，得到有人预谋追杀他的信息。于是，父亲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和几个同学绕道福建，行走了整整一个月，逃到杭州萧山。父亲在《旁证》中写有那段经历。
在延庆寺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革命故事，这也是我们兄妹引以为豪的荣耀。
父亲天资聪灵，儿时又习过拳术，拉得一手好二胡，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吃饭不要钱”的湘湖师范学校体育专科。父亲在学生自治会里担任过文娱干事，编撰墙报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甚至还在剧团当过剧务、演员，在伙食团担任过会计等，是学校很出挑的多面手，而他的“倔”更是有名。
当时，教授的体育理论和技术，不外乎美式要领和国军步兵操典，家父认为这些东西华而不实，内心有抵触，就常常鼓动学生闹事。他若闹事，往往响应者众多。有一次，在军事训练中，他因为扔了枪去小便，回来又顶嘴，被教官罚举枪跪操场，由此又多了个校方给予的名号——“捣蛋生”。就在他一度彷徨，想转学音乐之时，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加之阅读了大量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书籍，尤其是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激起他革命的热情，因此就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之中。
父亲在学生运动中，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讨饭”，后来成了他的绰号。渐渐，这个很具浪漫色彩和文人风度的“讨饭”，有了革命志向。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直接投身革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7年10月26日，在杭州大同旅馆，一个叫于子三的爱国青年被特务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要他供认共产党员身份和中共秘密组织名单，特别是要他供出恢复工作不久的全国学联情况，他宁死不从。10月29日，这名青年被秘密杀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年仅二十三岁，时称“于子三事件”。在与地下党的接触中，父亲也了解并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宗旨。此时，解放战争已经到决战时期，他就萌生了离校从军的念头。
由于他跟训导主任对着干，在墙报上写文章骂政府，期末操行仅得了五十九分，再加上不断领头闹学潮，训导主任建议开除这个“顽劣生”。这样，父亲终于做出了离校的决定。1949年初，他在地下党的接应下，秘密投奔到活动在四明山一带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四
一些彼时烙在我记忆中的事，经由岁月侵蚀，现在已经淡漠了，但有三件事却一直很清晰。
第一件事发生在秋天。一个晚上，我记不得是深夜还是黎明，一群年轻男女突然疯狂冲进外婆家。他们把柜子和床翻了个遍。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抄家。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从一个比我哥哥大不了多少、戴红袖章的男人嘴里听到，我父亲是个“反革命”。我不明白为了革命走出大山的父亲怎么会变成了“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群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对我们如此仇恨？世界被无边无际的恐惧笼罩了，打砸声响彻在无助的天空，不足三十平米的家里，顷刻间一片狼藉。
我们四个孩子全部由外婆养大。当时父母住在另一个地方，外婆和保姆像老母鸡护小鸡般护着我们。保姆来自农村，有一双大脚，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姓名，从来都叫她“大脚嬷嬷”。那天，大脚嬷嬷一直怒目斥骂抄家者。或许因为她是“劳动人民”之故，竟无人还嘴。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我就是大脚嬷嬷的女儿。抄家后没多久，大脚嬷嬷被责令回乡。临走，她抹着眼泪，用一种叫粘头树的叶子浸泡成浆，就像现在女人用的摩丝一样，给我和两个妹妹都梳了头，编了规规整整的小辫儿……我们哭得震天动地。
没几天，某天早上，大脚嬷嬷又站在了我家门口，还背着一袋米。外婆紧着摆手：“造反派已经不让我们请保姆了，我们也没有钱了，走吧。”大脚嬷嬷大声回答，她不是来做保姆的，她是来照看孩子的亲戚!然后放下米，说，早稻刚打下，新米。外婆抹泪收下了米，在大脚嬷嬷把米倒进米缸时，外婆一直在边上念阿弥陀佛。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吃饭就靠大脚嬷嬷从乡下背来米菜解决。我问过她，没有工钱了，你还一趟趟背米背菜到我们家，为什么？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少有的好人。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坚信，父亲是好人。
第二件事，就在大脚嬷嬷再次到我家不久，她在乡下的儿子生病，爸爸给了她十块钱，而且说不用还，那时的十块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到文革后期，爸爸“解放”了，大脚嬷嬷也老了，一天，她提出要告老还乡。我记得家里整了好多衣服，妈妈又塞了钱给她。大脚嬷嬷把每个孩子的头摸了一遍，好像在告别亲生的孩子，最后轻声跟我说：“照顾好你的爸爸，他是个少有的好人。”
大约两年后，爸爸已复出工作，在市委办公室当领导。有天早晨，外婆家的门被人敲得很响，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壮年男子，他说了一个名字，我们才知道他是大脚嬷嬷的儿子。他说，他娘两天前过世了，过世前专门让他来告诉一声，谢谢老何。这次她儿子又背来一袋刚打下的新米，还有一只甲鱼，外加十块钱。那时，父亲的肝硬化已经发展到几次腹水了，大脚嬷嬷听说甲鱼能治肝硬化，千叮咛万嘱咐，不仅让儿子一定要把甲鱼送到，而且要当场杀好了炖，不要过夜。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自从得了肝硬化后，吃了很多甲鱼，都是乡下各种各样的人送来的，有的是保姆，有的是他搞四清时蹲点的老乡，甚至是老乡的老乡。爸爸能活到八十四岁，我想跟那些甲鱼一定很有关系——所有送甲鱼的人都会说一句话：老何是个好人!
母亲也常说这句话。
第三件事。日期完全模糊，是我家惯有的家庭会议。一旦有重大的事，父母一定召开家庭会议，连保姆都要列席。那天的会我只记个大概，说有领导要母亲离婚，同事也轮番规劝。因为母亲的家，临近解放家境败落，成分就划为贫农，如果离婚，就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阵营里青云直上；如果不离，就是“与反革命为伍”，终身遭罪。母亲一意孤行，决然与父亲同行，她言辞凿凿地让我们记住：“你们的父亲，以前是革命者，现在是革命者，将来是革命者，绝不会是反革命。”外婆一直在念阿弥陀佛，大脚嬷嬷一直在抹泪，母亲很淡定，“我们全家必须同舟共济，我相信会等到他平反的一天。”
我人生第一次听到“离婚”两个字就在那天。从此对这两个字很敏感，长大后甚至对婚姻有一种莫名的抵触。
母亲用她所有的爱，支撑着父亲走过八十四年。父亲要走了，她几天几夜泪不能止，我听见她对我哥哥说：“我天天拉着他的手，我天天给他准备药，到那头谁照顾他……”父亲要火化了，她还拉着父亲的手，“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一家人啊。”我拉过母亲的手，帮她擦去满脸的泪：“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做你们的女儿!”
在这之前，母亲跟我讲过她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有段时间我想把它拍成电影。
五
1949年来临的这个当口，马上要晋升拿布王的王水花，却迎来了另一番的命运。
那些日子，从舟山飞过来的国军飞机，天天在头顶嗡嗡作响，炸弹落在甬江，溅起巨大的水花。她听人讲，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宁波马上就会解放，国军要炸了宁波的灵桥，以阻止解放军进城。她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但她知道当新四军的阿哥，就是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死的，所以她从心里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那几天，只要飞机一来，警报一响，工厂就停工了。准备让她穿红围裙的那个老板逃得无影无踪。
这一天来了。宁波在锣鼓喧天中迎来了解放。一天上午，太阳那么好，是红的。厂里所有的工人全部拥到门口，王水花跟着鼓掌。迎面走来六七个穿灰军装的解放军，全是男的，都很年轻，那么和蔼可亲。进了厂，很快召集工人开会，她才知道这些是驻厂的军代表。军代表说了两件事。一件要筹建工会，号召工人们当家做主；第二件，要生产自救，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王水花发现在一帮说北方话的解放军中，有一个最年轻、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说一口南方话，她印象很深。后来，工厂要物色工人积极分子，王水花是首选，因为她的初中水平在当时的纱厂女工中绝无仅有，又要求进步，工友们信任她。
那个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叫何守先，是常常组织积极分子开会的头。王水花虽然读过初中，但对革命的道理还是懵懵懂懂，何守先就借了她两本书，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本是《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这两本书启蒙了宁波小娘的革命意识。以后她又听何守先在课上讲“谁养活了谁”等诸多的革命道理，让她看到了一条陌生又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不知为什么，每每上课，何守先在台上的举动，每每他领着女工们搞各种活动时的身影，都会让她想到自己的革命阿哥，于是跟这个解放军有一种特别亲熟的感觉，于是，王水花和何守先经常在借书还书之间走动，在“谁养活了谁”的讨论中交流，关系在细雨润物般地变化着。
半年后，何守先接到上级调令，被调往另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一个傍晚，何守先在他的宿舍里赶一个汇报，没有吃晚饭，抽了满满一烟缸的烟。一只小手，轻轻地把那只烟缸移了出去，放上了一只很精致的三层叠加的方形竹篮。何守先回头一看，王水花的笑脸那么真诚，美得像朵花，他握着烟，烟灰烧到手指方醒过来。王水花不经意地一句：“我家阿姆送来的，新上市的油焖笋，你尝尝。”说完，走了。吃完饭，何守先去工人宿舍找她。他们第一次散步，在绕着纱厂的甬江边上。
那一晚的星空是蓝的，星星是铮亮铮亮的。何守先讲到他与三五支队的过往，王水花停了下来：“你是三五支队的？你认不认识我阿哥？”何守先当然不认识她的阿哥，但这不妨碍白太阳下监狱门口的那一幕呈现到他面前，不妨碍王水花视他为阿哥一样的家人。
何守先倏然发现，他爱上了这个宁波小娘。但他不敢明说。这个从山里走出来闹革命的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女孩子，这是他的初恋，这个宁波小娘简直就是神。他拉过她的手，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最后他们约定，以后一周见一次。这一周一次的约会，开启了他们爱情的征程。
1950年3月，王水花加入了共青团。到1951年底，组织上通知她去杭州，参加省总工会干校工人政治理论培训，脱产半年。但她的父母不同意，尤其是她的母亲，对共产党有很深的偏见。一周一次的约会又到了。王水花跟何守先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何守先就来到了白沙薛家弄的王水花家，做她父母的工作。一来二去，不仅做通了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差不多还做成了一个女婿。在这个过程中，这对恋人谈得最多的是未来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美景，何守先讲得最多的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希望她入党。
1952年6月28日，王水花在宁波延庆寺的工人干校礼堂宣誓入党，成了宁波市第一批女共产党员。十五年后，王水花曾经宣誓入党的地方，竟然不偏不倚地成了关押何守先的牛棚。
说回1952年。三个多月后，一纸调令，王水花被调往宁波市委组织部，任干事。纱厂的姐妹送她，那个求她写信的老姐妹哭得稀里哗啦。王水花从干事做到区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处长等，一直升任到宁波市总工会的教宣部长。无论王水花调往哪里，纱厂那个大姐，一干姐妹从没断了往来。
1954年，宁波小娘王水花嫁给了时任宁波市工人干部学校副校长的何守先。
那时候，适逢一批苏联专家到宁波帮助建设，除了工作上的往来，王水花还被点名常常去陪苏联专家跳舞，这也是一份荣耀的工作，按现在的话说，业绩是要纳入考评的。苏联专家也会带几个女眷，都是什么妮什么娜，于是，他们第二个出生的女儿就叫了“亚妮”。
《女儿亚妮》
何守先/著 亚妮/整理
新星出版社2017年1月
六
这个打游击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个内敛又隐忍的学者和官员，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每每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都有他的指引。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正直、磊落的职业坚韧；学到了对故土对家人的本份亲情；学到了对爱情持之以恒的濡沫相守。
进入电视台，紧接着考大学，毕业后又回台里担任导演、主持人，后又兼制片人，工作繁忙到不仅根本无暇顾及父母，还要烦劳他们为我抚养女儿。拍电影《没眼人》时，父亲已经迈过七十大门，本该到了享天伦之福的晚境，我却带走了本该属于他的最后十年，还有那辛劳笔耕所得的，二十万。我一千遍地假设，我一万遍地愧责——如果我有放弃，去陪伴父亲，应该会发现他身上潜伏的病灶；如果我全身心去照顾父亲，或许，他还在人间……
送父亲走的那天清晨，没眼人的队长七天给我电话，问我可好。我哭了。我说，如果还有选择，在没眼人和父亲之间，我一定选择父亲。七天没接茬。良久，说，他们十一个人，昨天，拿出所有的乐器，面向南方，为我父亲，唱了一天一夜，刚歇。七天又说，他们唱的是左权话，不知我父亲能不能听懂，但唱了，因为七十八岁的屎蛋说，能懂，天堂只通用一种话。
我至今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埋下这部文稿，难道他在等，等一种叫“通用”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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