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VS日本：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丨荣剑
2017/4/13 思想潮
2016年10月21日，著名学者荣剑先生就“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做了专题演讲，以下是他的主讲内容。作者授权思想潮发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参加活动，第一次讲的是“没有思想的中国”，稿子整理以后，在网上发表，点击量非常大。今天讲东亚问题。2014年受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邀请，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在三个月时间里，接触了日本各方人士有三十多个，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日关系三问》，怎么看中国？怎么看日本？怎么看中日关系？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最近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大家都有感受，政府、外交部门处理中日关系遇到了困难，正常民间学术交流也遇到了问题。为什么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在两国关系的历史缘由、理论上的考量、各自的立场、价值观、判断上都有很大差距。
今年我又到日本东京大学做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的访问学者，这次我是自费去的，感觉第一次去的时候对日本问题的研究还留在面上，这次去我做了许多准备，进一步观察中日关系。回来以后又做了一次短期考察，去看了日本参议院的选举。日本这些年的变化，还是常态性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量，它的民主制度也比较完善稳定。对中国人来讲，他们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回来以后，我准备了四个问题，有一个叫“就士游”的读书会，请我做了一次演讲，主要讲了四个大的问题，东亚问题、中日和战争的关系问题、古今东西冲突下的中日变局问题、中日关系重新建构问题。落实到文字，光东亚问题就是大文章，不可能把四个问题放在一起写，所以我专门就东亚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今天跟大家汇报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了领导者杂志，领导者杂志今年第八期发表了，而且是封面文章，刊物现在进不来，它在国内传播就遇到了问题。今天我是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东亚问题，谈谈东亚问题和东亚双峰政治，演讲从五个方面展开。
一、何谓东亚？
为什么叫东亚问题？东亚有很多问题，我在文章里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我要考察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东亚？东亚是使用率非常高的地域概念，在中国、日本、韩国有一个大致确定的地域范围叫东亚，现在很多外国大学都成立东亚研究所，或者东亚研究中心，东亚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
为什么提出东亚概念？我觉得需要考量，在阅读日本学者文献的时候，发现是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亚概念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没有东亚的概念，后来才提出来。我在文章里提到一位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教授，2014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我和他有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他写了一本书叫《东亚论》，我有关日本学者对东亚的认识，有许多是来源于他的这本著作。这本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
按照他的介绍，东亚概念是在1930年才被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是京都大学的校长滨田耕作——他是考古学家，写了一本书叫《东亚文明的黎明》，提出了“东亚”概念。滨田教授为什么不说日本文明的黎明，而是说东亚文明的黎明，概念的提出有他的潜在问题意识。
当时在日本学者的视野里，东亚概念的提出，首先是要表明在东亚地域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主体，既有中华文明，也有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也就是说在东亚范围里，存在着多元文化。第二，东亚概念的提出有取代中国概念的战略考量。
在我看来，日本学者提出的东亚概念具有三重性质：
一个是文化地缘的概念，滨田耕作承认东亚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京都学派最初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他这是从文化地缘上来理解这个概念，承认东亚是以中华文化为中心，日本和韩国由于自然的地理的因素而进入到同一个文化地缘的范畴里。
二是政治地缘的概念。现在说东亚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理解的。日本二战期间不仅是和中国处于对抗性关系中，而且也陷入了和英美世界的对抗性关系中，因此，东亚这个政治地缘概念，被日本进一步放大为大东亚的概念，所谓的大东亚共融圈、大东亚圣战就是东亚概念的放大。按照子安宣邦教授的介绍，日本的大东亚概念的范围曾经不断扩大，不光是指东北亚范围，甚至扩展到南亚，整个涵盖到了太平洋和南亚地区，成了一个很大的地缘政治的概念。
由于东亚概念的政治性，在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军占领，日本许多以东亚命名的组织都被取消了，不能讲东亚。这些情况表明，东亚概念的地缘政治考量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也针对英美世界。由于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了，使得这个概念原来具有的向西方挑战的含义弱化了，或者说被消解掉了，但面向中国的政治含义一直保留着。
三是哲学地缘的东亚。东亚概念还有它的哲学含义，我为此提出了作为哲学地缘的东亚。东亚不仅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区别于中国和英美的主体性，它还涵盖着一种哲学和文化上的更深层次的建构。比如说，东亚现代性的问题，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就涉及到一系列哲学上的建构。
在许多日本学者看来，东亚从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讲，和西方提供的普世化价值观，或者说和以西方史观所书写的世界史，是有区别的。日本学者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认为完全按照西方史观所建立起来的历史叙事模式，不能完全照搬到东亚，他们说这样不行，我们东亚还有自己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些看法对中国的新左派影响非常大。
还有关于儒教的价值问题，因为东亚模式和东亚四小龙崛起，成了世界重要的价值之维了。日本的发展模式，有了东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面相，甚至有人把它归入到儒教资本主义的范围里。从这个角度看，东亚概念实际上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因此，理解何谓东亚，需要有三重视角，即文化、政治和哲学，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二、东亚的中心在哪里？
提出东亚概念后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东亚中心在哪里？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明治维新以后一段时间，日本的学者毫无疑问地认为东亚中心是在中国，东亚的文明主体、东亚文化是来源于中国。德川幕府将朱子学视为日本的官学，包括王阳明在日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从日本圣德太子制定日本宪法以来，中国的思想史贯穿了日本一千年的思想史。我把中国称为日本文化的母土，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
但是到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把中国打败后，日本对东亚中心在哪里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用子安宣邦教授的话说，日本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消掉的实验过程。就是说，从甲午海战日本把中国打败以后，日本就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先进的文化体，也非常自然的不再把中国视为东亚的中心。这个源头应该是从福泽谕吉开始的，这个试验过程应该始之于福泽谕吉，他的文明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去中国化。
正是因为日本成为东亚新的胜利者的时候，它的问题意识就发生了很大转变，一百多年以来，日本似乎一直在问，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日本为中心？或者是以日本和中国为双中心？从更远的历史来看，日本对中国原来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是不满的。
这里有必要说到圣德太子这个历史人物，他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日本国民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偶像来崇拜，圣德太子无疑是第一人，他也是日本历史上挑战中国中心主义的第一人。作为日本古代立国的一个开创性人物，他当时遣隋使到隋朝拜访隋炀帝时说，我是日出处的天子，你是日落处的天子，我向你问好。
这个说法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说明日本国民认可这种说法，认为日本在古代和中国就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中国的朝贡体系对周边影响非常大，像韩国，明朝被灭亡的时候，他们仍然把明朝奉为他们国家的正宗。而日本则从来没进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中，虽然日本非常广泛持续的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和中国并没有藩属关系。
古代挑战中国中心的第一人是圣德太子，现代挑战中国中心的第一人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在日本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物，他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日本的货币印着福泽谕吉头像，表明日本国民也高度认可他。福泽谕吉在《文明论》里对中国怎么评价呢？他把中国评价为是日本的一个恶邻，这句话我现在都很难接受。当时日本看中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朝鲜就是中国的恶邻。在这种观念之下，把中国从东亚中心位置驱逐出去，用日本来取而代之，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东亚概念的提出，主要就是要消除中国中心主义。尤其是到了二战前，当日本面临着和西方世界的全面对抗时，日本自觉要承担起东亚的领导责任。二战爆发前，日本朝野，不光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在谈论着重新建构东亚的日本领导责任问题。按照日本的看法，中国衰败了，日本应该承担起重振东亚的职责，所谓中日联手，中日共同提携，打造大东亚共荣圈，都是在这个思路下提出来的。
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以前，在日本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主义过程中，必须提到京都学派的作用。日本有两个大的学派，一个是以东京大学为基地的东京学派，一个是以京都大学为基地的京都学派。京都学派最初是以中国中心主义为主的学者，比如滨田耕作，他提出东亚概念的时候，是把东亚建立在中国中心的前提下。还有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像内藤湖南，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他现在很多著作已经被翻译到中国来了，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被认为是对中国历史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民国初就到中国广泛考察，跟王国维、罗振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思想的治学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他原来是中国中心主义者，但是到了二战前，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应该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心。
京都学派本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学派，是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东京学派，最后却逐步变成了和日本军部紧密合作的学术机构，走向了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内藤湖南也成了日本军部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工具。
1943年，京都学派的部分学者，包括一些左翼作家，举行了三次研讨会，从研讨会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倾向，比如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按照京都学派的看法，“世界史”原来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书写，现在他们认为，东亚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叙事模式。当时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第三个主题叫总体战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日本左右思想泾渭分明的状态下，首先是日本左翼学者转向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就在于京都学派所倡导的东亚主义、或者东亚现代性，和日本军部所倡导的大东亚圣战，有共同的立足点和共同的思想基础。
按照这批学者的看法，通过日本大东亚圣战，可以建立起东亚主体性或者开拓出东亚现代性之路。这个变化表明，强调东亚主体性，强调东亚中心在日本，这套思想上的建构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转化为和西方对抗的力量。日本和英美的战争，是日本东亚主义高度膨胀后的必然结果。
三、日本东亚观对世界(西方)的态度
讲到这里，就涉及到了日本东亚观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主要就是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东亚在世界中的位置，实质是东亚和西方的关系。对日本来说，谁是世界的中心？原来认为世界中心应该在西方，当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崛起，日本参与世界事务，要求改变传统世界秩序的强烈诉求便自然而然产生了。日本要问的是：东亚和西方是不是平等？
日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面临着和英美老牌西方国家在利益上的冲突。在我看来，日本学者提出东亚概念，实际上具有双重的面向，一个面向是消解中国中心主义，这是最早提出东亚概念时所具有的一个价值倾向。它要挑战中国的中心主义，认为东亚中心应该在日本，不是在中国，原来在中国，现在日本强大了，东亚中心自然应该转向日本。随着日本国际诉求越来越强烈，东亚概念又有了一个面向，就是要抵抗西方，重新确立东亚在世界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所强调的脱亚入欧主张，一开始体现出全面拥抱西方的态势，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不分国中朝野，万事诸般取法西方近世文明。当时日本的全盘西化程度超乎我们现象，从服饰、生活起居、饮食结构都开始转向西方，原来日本人吃稻米，现在我们到日本发现他们对面食也特别感兴趣，面条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食品，在全盘西化过程中，饮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此可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全面拥抱西方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学习的程度。但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对西方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个全面学习，全面拥抱的立场转向了有所抵抗、有所批判，最后转向全面抵抗，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里又要提到京都学派，京都学派原来倡导中国中心主义，在转向东亚主义之后，主要批判对象就是西方。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京都学派是东方论，东京学派是西方论。
京都学派的一个历史学家说，如果对英美有所感谢的话，日本是被英美拖进近代世界的，近代世界是因为英国有了一个方向，日本是按照英国的模式打造它的国体，它的君主立宪是从英国那里学的。
日本通过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在十年时间里，连续打败了两个老大帝国，这充分证明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路线的巨大成功，日本由此进入世界大国序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胜利国，它认为有资格主张它的世界性权力，中国的山东问题，东北问题，都是在日本进入了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
日本东亚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在学理上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文明优先权，以此确立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改写东亚史，而且是日本通过这个概念来主张它的世界性权力和参与世界秩序重组的政治要求。因此，日本的东亚观在1930年代发生了大的转变。从脱亚入欧的路线，转变为脱欧返亚，从全面拥抱西方的态势，转变为全面抵抗西方的态势，要求建构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来挑战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
这个时候日本学界出来很多主张，比如北一辉提出国体论，要求建立纯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来根本改造日本的天皇体制，以暴力形式进行国家再造，以社会主义名义剥夺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和垄断社会一切资源，实现国家所有制。对外则公开主张诉诸战争，提出用战争来改变不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他的视野里主要有两大敌人，一个是大资本家的英国，一个是大地主的俄国，他要挑战这两个国家，明确主张日本必须通过战争来改变由英国和俄国所主宰的世界秩序。
北一辉理论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1936年日本军部少壮派发动的226兵变，把首相干掉，和北一辉的理论有直接关系。北一辉可谓是日本少壮派军人的精神领袖，事变被镇压后，北一辉作为罪犯被枪毙。现在有更多史料证明，1931年的东北事变，和日本学界这种东亚主义的鼓噪有非常大的关系。
京都学派虽然没有像北一辉这样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喧嚣，和军部合作的时候也有良心上的冲突，也是羞羞答答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和军部的合作。西田几多郎在京都学派里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时候，写了《新世界秩序原理》。战后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这个作品被公认为是他的一个大耻辱，一个大哲学家公开为日本军部提供学术上的支持，这无疑是人生当中非常大的污点。西田几多郎的学生，如田边元、和辻哲郎，是完全主动拥抱军部，为大东亚圣战的神圣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持。
子安宣邦教授在《东亚论》里记述了美国和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巨大冲击，这个冲击并不是震惊，而是感动，认为日本终于可以站起来对世界第一强国叫板了。当时日本整个民族就是处于疯狂的状态，不光跟英国人干，还要跟美国人干。
子安宣邦提到一个著名学者，是鲁迅的大崇拜者竹内好，他在1942年中国文学一月号发表头条文章，题目叫《大东亚的战争与我等的快意》，他说历史被创造出来的，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感动地发颤，他把1942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看成是日本国民的意志凝聚燃烧起来，心情无比的畅快。这个知名的左翼大作家这样的言论，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日本当时的知识界是普遍共识。
有一本书叫《近代的超克》，大量记述了日本左翼学者在二战期间所举行的各种辩论会议，要求对军国主义进行学术上支持。“超克”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超越和克服，日本所谓的超克就是要超越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用竹内好的话说，通过抵抗，东亚将自己近代化，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未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这话就像是中国现在很多人所主张的那样，中国非打一仗不可，中国不打一仗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大国。
在日本学者的喧嚣下，日本国民已经不再把英美作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们把英美划为鬼畜，这种粗俗不堪的用语大量出现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探讨日本新闻界的失控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当时日本新闻界已经放弃了对军国主义的批评，大量地充斥着大东亚圣战的喧嚣，形成了国民集体的情绪。
所以，在我看来，在战争机制下，日本东亚观的全面展开，必然会走向国家主义话语。原来强调的东亚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和东亚在世界体系中所应有的主体性，在国家主义的逻辑下，必然会蜕变为和西方全面对立的话语。从这个话语出发，日本要求重新书写世界史，和日本军部要求重新确立日本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在价值倾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确立东亚霸权，和英美争夺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为实现这个目标，当非一战不可时，鼓吹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成为日本哲学和历史学的主要使命。日本基于东亚概念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东亚的一系列哲学和历史学叙事，最后都成了国家主义的帮凶，他们共同促使日本同时陷入两场战争，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战争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本在二战期间所走的弯路，对日本是永久的教训，又何尝不是对中国的警醒？
四、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
从东亚现代性出发，要进一步谈一下中国现代性问题，这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改变了日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日本成为了一个西方制度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我们说日本是东方国家，是东亚国家，但从政治地缘概念讲，日本成了西方国家，这个变化也改变了一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看法。
在反省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历史教训时，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左翼学者又重新将视野投向中国。比如刚才提到的竹内好这样的人，他原来就对中国友好，这种偏爱是与生俱来的，经过二战日本失败以后，他们觉得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恐怕还不能承担起东亚的领导责任，所以他们又开始把视野投向中国，他们对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包括文革期间的一系列事件充满着同情和理解，甚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似乎从中国又重新看到了东亚新曙光，至少在他们看来，把中国从东亚中心位置中排除出去是个错误，中国理应和日本享有同样重要性，中国现代性之路又开辟出了东亚现代性的一个新路径。
竹内好在1960年发表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著名演讲，演讲里他认为后进国家的近代化之路，日本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外发的，是在英美世界影响下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又一个典型，他说：
“中国革命包含着挫折与成功，破坏与建设的全部过程，可以视为是对欧洲文明的挑战。所谓近代化，可以说是日本的近代化，但却难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假如说日本的近代化是没有抵抗而脱离亚洲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化则是通过抵抗实现了亚洲化。”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日本战败以后，脱离了亚洲，它并不是真正亚洲近代化的典型，而中国才是通过抵抗来实现亚洲化，中国才真正代表亚洲特征，日本因为全面拥抱了西方式的近代化而失去了亚洲的代表性。他把中国现代化看成是内生的，是在挑战西方格局中脱颖而出的。
在竹内好看来，这才真正代表了东亚现代化的路径——内生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是内生现代性概念。竹内好的看法在日本左翼学者里面有共鸣，沟口雄三在1989年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参照了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观察视角，进一步从亚洲转向了中国，明确认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能够独立于欧洲的要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日本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现代性期待又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4年，沟口雄三教授又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冲击》，该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他在该书序言中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必须从东亚的内部来重新审视来自外部的冲击，以前是西方的冲击，现在则必须面对中国的冲击。在该书中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认识是基于长期稳定的中华文明圈，把中国近代化视为内发应有的近代化历程。
他进一步把竹内好的观点提出来，认为中国近代化有自身逻辑，是自发按照自己特点提出来的。以这个观点出发，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被进一步发掘出来，不光受到日本学者重视，中国左翼学者也非常重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近代化在宋代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他说中国现代化不是从英美来的，不是从英国政治体系来的，比英国要早得多，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已经有中国近代化了。
沟口雄三教授还强烈批评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欧洲近代化为视角蔑视中国的思想倾向，认为日本人不是通过与欧洲的比较，而是通过与中国相比来测量自己的欧化程度，甚至可以说蔑视中国成了日本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改变日本长期对中国的蔑视态度，沟口雄三教授提出环中国圈概念，以取代他认为容易引起误解的中华文明圈概念。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我觉得中国的爱国主义青年会非常的兴奋。怎么说呢？这个概念涵盖的范围有多大？涵盖了北亚(俄罗斯和蒙古)，东北亚(朝鲜和西伯利亚)，东亚(日本和韩国)，东南亚(东盟诸国)和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也就是说，整个亚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他甚至说，明治以来持续近一百年的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感，也应该到猛醒时分了。这个话讲得多激动人心。
以竹内好、沟口雄三为代表日本左翼学者对中国现代性之路的高度期待，究竟对日本学术走向和国家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我判断现在这些学者讲得这么高，对中国的评价这么高，对中国的期待这么高，对现在的日本国家政策是没有大的影响，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我估计也不会有二战前那么大。但是他们的这些说法，对中国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内藤湖南到竹内好、到沟口雄三，以东亚史叙事为核心的学者，对东亚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包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显然对中国新左派展开其对中国现代性的全面构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学术资源。可以这么说，中国新左派有关中国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和日本二战前有关东亚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如出一辙。中国新左派的现代性方案，不过就是日本现代性的一个翻版。
在中国新左派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各类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京都学派以来各种东亚叙事的影子。比如讲中国现代性源头，上溯到中国的宋代，这是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直接引用，以此试图证明中国的现代性是内生自发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捧。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国自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政治变化，都被中国新左派描述成是中国现代性一个正常的展开过程。
日本学者关于建构东亚现代性，以抗衡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方案，也被他们改造成了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大纲。以此逻辑，毛泽东在中国新左派视野中，是一个现代性人物，毛的理论被定位于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
近十年来中国新左派积极参与到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建构中，把中国模式视为中国现代性的特有模式，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总结。以一言概之，中国新左派推崇备至的中国模式，实质就是充分体现了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中国的新左派跟日本左翼走到一起去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立场，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倡议建立一个中日之间的知识共同体。沟口雄三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汪辉的书被翻译成日文。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态势，他们有相同的问题意识：
一是强调中国和日本与西方的区别，东西之间的历史文化有区别，制度也有区别，现代性的模式不一样。
二是国家强大了，要求参与世界秩序重组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二战时日本强大了有这个要求，现在中国强大了也有这个要求。
三是强调中国现代性的路径和西方完全不一样，中国现代性是内生自发的，从宋代以来就有，用现在的说法，国家能力、法治的基因我们自古就有，我们不需要西方给我们提供方案。
这样，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学术探讨，演变为东西对立的现代性之争，而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则演变成一种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目前中国学界这样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中国要求重新改写世界史，中国话语要走出去，甚至提出中国现在的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胃口越来越大。这些理论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反省。
在我看来，在现代性路径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大失败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必须是在和西方现代性对抗的前提下展开吗？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是否会像日本在二战前那样激发出整个国家对西方的战略抵抗？中国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按照现在这么一个态势下去，理论界不断鼓噪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拿国家主义话语说事，配合底层的民粹主义，会形成强大的话语导向。领导人在这么一个话语导向下，也会不得不调整国家政策，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对此，我是有非常深的担忧，因为日本的殷鉴不远。
五、重构东亚的可能性
最后谈到的重构东亚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探讨，其实就是一个愿景性的展望。
日本在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催生出一个新的日本，一个不再是执迷于抵抗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东亚国家，而是在与英美共享现代制度资源下成为了“西方”国家。日本东亚观向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事实上已经彻底终结了。但是，日本东亚观面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是否也终结了呢？
从日本左翼学者观点看，似乎已经不存在中日之间的对抗，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深的，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法弥合。在中日两国政治家眼里，学者们的许多看法或许都是一厢情愿。这样，怎么重构东亚？现在有什么样的路径？作为一个学者，很难提出具体方案，我只是在方法论上或者一些观念上提出一些构想。
我提出重构东亚的五点看法，是基于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中日之间双峰政治局面是无法改变的，东亚既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也不是以日本为中心，而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东亚的双峰政治局面难以改变，必将长期存在。基于这个前提，我提出五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中日都必须意识到，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日已经不是明治维新直至二战前一强一弱的关系，而是两强关系。原来是中国弱，日本强，中日战争中，中国实力不如日本，军队组织化、军队装备和日本比有非常大的差距。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落后的状态，已经呈现出两强相争的关系，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重新架构，其实是非常好的契机。中国的强大，对日本国民影响很大，我们去日本，日本学者会问中国什么时候打过来，对中国有天然的恐惧感。在我看来，恰恰是两强相持的中日关系，比以往一弱一强的关系，更能有效地建立起东亚均衡的国际秩序。一弱一强反而导致了强者总是想把弱者吃掉。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恰恰有利于重新构造比较良性的、大致均衡的中日关系，创造出比较好的和平共处条件。
日本国民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我认为都没有必要。重构后的东亚肯定既不会以日本为中心，也不会以中国为中心，而一定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
其次，重构东亚中心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基于中日两国大致相同的制度文明而成为现实。中日之间由于三大问题，即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历史问题，关系始终不能正常化，深层的根源还是中日目前制度上的差异和冲突。所以，中国的制度转型对重构东亚的意义重大。
中国和日本现代化转型差不多是同时起步，明治维新和晚清变革是差不多的时间，一直有相同的目标，即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现代转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制度转型走了一半，二战前走入歧途，二战后又走向正轨。中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一直未能实现制度转型，现有的政治架构还有待于根本性的改造。所以，重构东亚只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里进行，必须植根于共同的政治文明。
第三，东亚区别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决定了东亚一定有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方式，不管是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强调中国或日本区别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殊性，这是正常的学术诉求，学术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
重构东亚不是说促使东亚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对抗，而是着眼于构造东亚经济、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提高东亚的国际竞争力。一个统一的东亚，如果基于相同的政治制度文明，按照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会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并将会对世界秩序发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日本和中国原来一直期待能够主导世界秩序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第四，东亚作为文化地缘的概念，是基于中日韩三国大致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诉求。东亚的价值导向是值得提倡的，原来讨论日本资本主义或者亚洲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时，都提到了东亚的特殊价值。东亚特殊价值无非就是儒教、佛教和日本神道教的价值观。日本神道教讲究天人合一，和中国文化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日本为什么环境保护这么好，就是来自于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感恩心理。
东亚的特殊价值是值得提倡的，这是东亚文明和文化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如果说东亚国家除了GDP、军事、航空母舰、科技力量能够代表国家实力以外，我觉得软实力就体现在价值观上，东亚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传播的可行性。
第五，重构东亚与其说是东亚国家的政治任务，还不如说是东亚民间交往的基本选项。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政府之间的交往有很大的阻碍，但是民间之间的交流非常广泛，热度越来越高。去年中国国民访问日本五百万，今年估计六百万，广泛的民间交往和交流所起到的作用会非常大。这种民间交往，学界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三年内，我三次往返日本，也有很深的认识。
只要通过交流交往，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许多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比如说和平、保护自然、发展要以人为本，中日之间是有广泛的共识。民间交往会给政府交往提供非常好的动力，重构东亚的希望在民间。
从何为东亚到谁是东亚的中心，从东亚的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再到重构东亚，我所描绘的东亚的历史图景和现实图景，均是为了展现东亚的未来图景。我深信文明和文化的力量，一定能够冲决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壁垒，在世界的东方，构造出一个和平、和谐和繁荣昌盛的东亚共同体。这是我的理想，希望能够成为现实。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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