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迫、急切与急进：中国人的百年焦虑与应变丨王奇生
2017/5/8 思想潮
话剧《战斗里成长》剧照
本文原刊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作者王奇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急迫、急切与急进：
中国人的百年焦虑与应变
今人难以想象，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一直被一种强烈而持续的焦虑所困扰。这一焦虑即是“亡国”。翻阅那一时期的刊，“亡国”“灭种”一类字词几乎随处可见。以“亡国史”“亡泪”“亡国痛”“亡国恨”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屡见不鲜，以“党争国”“军阀亡国”“外债亡国”“报纸亡国”“学生亡国”等各与“国”相组合的报刊言说，绵延不绝。
与之相关，各行各业都着“救亡”“救国”的旗号。除常见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外，如“铁路救国”“国货救国”“殖边救国”“理财救国”“公债救国”乃至“节欲救国”等主张亦层出不穷。
当时报刊言说固然有警觉、唤醒国民之意，但内忧外患交迫，尤其是列强的有形侵略与无形压迫所产生的强烈民族危机，无疑是真真切切的存在，而且持续而长久。
今人返观近现代史，必须高度重视当时中国人所濒临的“亡国”处境及其所产生的持续性焦虑。正是这样一种持续性的“亡国”焦虑和普遍性的“救亡”诉求，导致数代中国精英一直处于一种急迫、急切、急躁、急不可耐、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情绪与情境中。
与今天所倡导的“爱国”话语相比，“救国”“救亡”之“救”字甚能表达那时国人心绪之迫切。在那样一种非常的社会心态下，无法从容、无法闲适，容不得深长计虑，容不得三思而行。一种救亡方案未能立见实效，就赶紧另寻出路； 一种新的制度稍遇挫折，就认为行不通而迅速转换，寻求更新的路径。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人的危机感不断累积，亡国的焦虑日趋急迫，救亡情绪日益高涨，救亡手段日趋激进。遇挫即思变，愈变愈急进。如同大夫治病用药，前一药方不见效，后一药方就加大力度。药越下越急、越下越猛。
1904 年，《国民日日报》曾勾勒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思想剧变的轨迹说： “经外界内界无穷之激刺，而吾国之政海亦累生种种变幻之风云： 初坚持通商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制造； 坚持制造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游学； 坚持游学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变法； 坚持变法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保皇； 坚持保皇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立宪； 坚持立宪而不可又一个方案之被否决，这样一波一波不断推进的梯级式反应，完全是历史紧迫感驱使的结果。这一过程并非匀速，而是加速推进。从通商制造到变法保皇，用了约60 年的时间，而从变法保皇到革命，则只不过两三年时间。
比《国民日日报》的社论略早，梁启超对当时社会心态的演变亦有过相似的描述：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 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 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从“西学”“变法”，到“民权”“革命”，目标与手段日趋激烈，进程也日趋短促。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骇革命”者日见其少，而革命论迅速成为言论界最有力的主张。
从推翻帝制与清廷统治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对于辛亥革命的“速成”，当时不少人感到惊喜和庆幸。孙中山感慨“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梁启超也感慨： “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
但革命之后国人失望之速亦令人诧异。1912 年4月，孙中山即敏锐地察觉到： “在人民每谓共和不如专制，不知共和之结果，须在十年以后。譬如生子虽好，返哺必在廿年以后，若产下数月，即望食报可乎。”
从帝制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落实到政体层面，与代议政治有关的宪法、国会、内阁、选举、政党竞争等具体运作，对中国人而言均是陌生。此时俄国革命尚未发生，西方议会政制成为唯一的选择。1913 年4 月8 日，国会在中国正式开幕，但第一次国会只存在了8 个多月，1914 年1 月10 日即被袁世凯政府宣告解散。
学界对民初国会的研究，多聚焦于国民党对袁世凯的抗争与袁氏解散国会的专横。其实当时社会舆论对国会的态度，亦值得关注。
时任《宪法新闻》周刊主笔的王登乂，于第一次国会结束后撰文说，1913年4—11 月间，国民对于国会的心理，有一个从“国会神圣”到“国会厌弃”的大起大落。国会未开及初开之际，无论国民党派的舆论，还是非国民党派的舆论，均对于国会抱无穷之希望，国民多数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国会，主张政治实权操之于国会。但国会开会两三月后，舆论即对国会大表失望，“国人之所以仰望者，无一可以当其意，而日日捣乱，孜孜为利……于是议会内阁制之宪法，遂起根本上之动摇。”
过去学界一味谴责袁世凯解散国会，而较少关注当时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社会舆论对国会的观感和心理感受。国会被强权解散，尚可恢复； 而国民对国会信仰的幻灭，其影响要深远得多。就当时事实而言，国民对国会信仰幻灭在前，而袁世凯解散国会在后。袁世凯固然直接宣告国会解散，但知识阶层对国会的迅速“厌弃”，从观念层面间接摧折了代议政治在中国的实践。
民初舆论对国会态度之大起大落，若放在近代国人焦虑与应变的大情境下观察，即不足为异。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以后，国人的心态，太过焦虑，太想急于求成，太没有耐心。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对中国人而言是多么巨大的制度变革，岂能一蹴而就。但国人对国会寄予了太热切和太急功近利的期待。
清末开始，“国会为救亡之良药”“国会为救亡无上之良策”“国会为救亡最急最要之图”“国会为救亡不二法门”一类的声音，早已弥漫朝野。国人既将国会与“救亡”挂上钩，迫切期待立竿见影，一旦其救亡不见速效，国人对国会顿即失望。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重在权力制衡，对那时急待救亡的中国而言，以国会为表征的宪政民主未必是最佳良策。
1923年，梁启超撰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时，谈及辛亥革命之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一些人开始怀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并非根本解决之道，进而转向从“文化根本”上寻找原因。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寄希望于以废除儒教的伦理革命作为彻底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所谓“最后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之后又很快被新一轮革命大潮所取代。不仅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再起革命，陈独秀本人更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国共之外，中国青年党亦以“全民革命”相号召，并相继走向实践。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
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与此同时，“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
由于“救亡图存”始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革命不过是“救亡图存”的手段。无论是“前五四”的思想启蒙，还是“后五四”的社会革命，均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系谱中的一环。
五四知识界还流行一种看法： 法国革命是18 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 世纪的革命； 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 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
当时知识界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仁静即认为： “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美国比英国快，德国的进化更比美国快，日本更比德国快，现在俄国更快了。将来中国一定比俄国好，是可断言的。后来居上，是进化的好例。”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1920 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是转向“以俄为师”。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连续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国民革命颠覆了北洋，共产革命赶走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
1949 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救亡”的目标基本实现，革命本可终结。但在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目标，认为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永无止境的。所以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终结革命，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端。
不仅如此，革命还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朝“提前进入共主义”的目标奋进。“赶超”思想的背后，既体现了落后国家力图迎头赶上先进国家的豪迈意志，亦有来自美、苏等国际不同阵营的巨大压力。“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依然存在。
应该说，“亡国”的持续焦虑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是近百年中国走向自强独立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驱动力。但也不可否认，正是这种焦虑与紧迫感，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带有浓烈的急进与急于求成的色彩。这种交相错杂的正负效应，不仅在近百年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今仍可见其余绪，无疑值得历史学者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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