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我这代人绝大部分都曾是毛主席的崇拜者
2017/5/13 思想潮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马勇为其新出版的晚清四书套装《马勇讲史》所撰写的长篇序言。这套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四本，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
感谢新星出版社供稿，上标题为编者所拟。全文约5100字。
几年前，为纪念邓小平诞辰，我应约为一家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主要从自己的经历，谈邓小平引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意义。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或许是为了对照，既然说走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不说毛泽东的问题。结果，一位网友在那篇文章后留下了七八篇批评文章，可惜我并没有在那个网站上注册，而且那篇文章是这家网站独家约稿，网站编辑也没有告诉我这些留言，所以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留言。
大约是我的不回应惹恼了这位网友，他毫不客气地向我的上级，乃至我的上级的上级写信举报，大意指责我反毛。这种举报过去几年确曾给我带来许多困扰，但我理解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网友。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按照过去的话说，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出生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红色江山、共产主义接班人，毛泽东的语录早已渗入我们这一代的骨髓。
假如不是后来的读书生涯，我一定也与现在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一样，不会有其他想法。一个例证就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并不正确，而是上大学建档案时选定的。我来自农村，使用记时都是农历，从来没有换算过阳历。那时也不是很好找“万年历”对照表，因而以为接近，就将毛泽东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
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反潮流”，绝大部分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顺着潮流走，发自内心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尽管这些人没有几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穷的濉溪，被当地稍有知识的人誉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小时候，濉溪属于宿县，就是现在的宿州；后来属于淮北市，也是淮北唯一一个市属县。
与同龄许多学者相比，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实在说来，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像同时代的城里人，有机会学习那么多古今中外名著。我们那时上学，毫无目标，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让孩子识点字，平安度过儿童时代；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升学压力。一个村庄想也不敢想会出个大学生。特别是“文革”开始，废止高考，成绩好坏，一律平等。即便后来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创意，我们村也有几个同龄的入学，但上大学基本上与学习成绩无关。
所以回想青少年时代，我没有后来从校门到校门一代学子的辛苦，我一直处于“快乐上学”阶段，没有任何人为压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底层社会出身，没有见过荣华富贵，并不知道艰辛是艰辛。
中学毕业，那时并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的户籍管制，不仅不存在外出打工，甚至遇到荒年要外出讨饭也很难被允许，必须开具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当然，我们那儿没有外出讨饭的习惯，我小时候倒是经常见到不远处的凤阳等县的职业乞讨者，只要秋收过后，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回来了。多年后，看到研究皖北乞讨者的书籍，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那儿，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高中毕业后第一年，我因为一个小小的毛病，体检不合格。我的很多同学那一年参军去了锦州，几年后参加唐山大地震救灾。我没有去成锦州，第二年，我参军去了杭州警备区。
这个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后来研究义和团来源时，以为义和团在那时能够闹起来，战后遣散，或解散，或逃亡的官兵应是一个因素。我的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在军营中的经历。
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军营就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个熔炉里一定会迅速改变。军营生活越久，越难以回到土地，自古以来的流民，其间总能看到军人，或退役军人的影子。
杭州城区三年多，我只是看见了杭州的繁华，并没有进入市民生活。但这个花花绿绿的杭州，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灵魂的震撼，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还有城市，还有世界，还有那么多好地方。
军营生活真正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运动。军队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那时，每天的工作除了完成站岗执勤任务，主要就两件事，一是连队的副食品生产，养猪、种田，支农“双抢”；另一件事就是学习，我们简直就是文化兵，几年时间，确实有很多军事训练，但很少真刀真枪，印象中，实弹射击并没有几次，大量时间就是理论学习。这是我们军队的优势，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痛苦不堪。
毕竟我那时算是高中毕业之后入伍的，虽然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相对而言，高中毕业在那时的军营就是不小的知识分子了，因为更多士兵小学都没有读完。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我愿意从军营开始说，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那几年军营生活，没有批林批孔运动，没有学理论，我的人生不会如此，更不会去读历史，研究历史。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理由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充分，至少林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将自己与孔子联系起来，并没有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思想自觉，自视为孔子道统传承者。林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精通，像那个时代许多好读书的军事将领一样，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其观察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对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太容易阅读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但是，毛泽东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厌恶，他到了晚年确实对儒家，对孔子，对传统，表现相当决绝。
据北京大学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提供的线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殒命温都尔汗后，北京林彪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被有关部门查抄过不止一次了。两年过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书籍字画。于是，1973年年末，有关部门派“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至于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时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外，此时还有一首毛泽东的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郝斌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头。至于“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疑是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罗登场”。[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2016年9月14日。]
这样的高层内幕我当年作为一个小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央文件下发后，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咒骂孔老二，以及他的孝子贤孙林彪。作为那个时代并不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我其实对孔子，对林彪，对孔孟之道，基本上不懂。好在那时的政治运动重在参与，并不真的要求懂。真懂的，估计也是麻烦，如后来我所知道的梁漱溟，他确实懂，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中听，因而也被边缘化。
政治运动就是一个学习运动，我们这些当兵的政治学习除了由指导员、排长、班长领读中央文件，更多时候就是由文化程度稍高的一些士兵读报纸，有时候也让我们写心得，写大字报。我记得我们连队那时驻防裟婆桥十四号，那里也是我们的营部，大字报最多时，简直将那个院子所有墙壁都贴满了，有大标语，有小字报，纸张主要是旧报纸，很少有新买的纸张，部队似乎也没有这笔开支。
至于大小字报，以及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稍后的说法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说实在的，几十年过去了，抄的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能记得，就是这个运动促使下，我开始接触了中国历史。印象中，我那时用津贴订阅了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以及极负盛名的《学习与批判》等，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但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至少应该算作职业生涯的准备期。
在批林批孔以及前后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中，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细读过张春桥、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至于《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之外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这代自诩为“小知识分子”的床头书，一读再读，尽管许多内容并不懂。
除了用津贴买书、订购刊物，我印象中那时让我最长见识的是弄了一个浙江省图书馆的借书证，每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这张借书证是与我一起当兵的高中同学弄来的，究竟是怎样弄来的，现在实在记不得了。这个借书证让我开拓了视野，弥补了中小学期间乡村学校的孤陋寡闻。直至我从杭州退伍回家，这张借书证也没有及时退回，我用这个借书证又借了一批书籍回家，又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在那时却成为一个普遍性运动。我的一位老乡分在团政治部，他那时就参与了章太炎作品整理，好像是《秦政记》《秦献记》。节假日老乡聚会，这位老乡向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当然我并没有听懂。不过，由于我那时也曾去余杭教导队训练，那儿是章太炎的家乡，有了这位老乡的介绍，我那时对章太炎多少有了一点直观认识。这对后来的职业生涯自然具有正面意义。
杭州军营生活留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对理论的追求。1975年春节前后，毛泽东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连负责杭州火车站外围警卫，主要是看守毛泽东的专列。很长一段时间，我主要看守一个固定道口，那个道口差不多总有与我同时值班的一位师傅，是杭州极负盛名的造反派领袖，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每次值班时，都在听他讲那些晦涩理论，我听得晕晕乎乎，他讲得津津有味。具体内容现在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时很陶醉的情形。我后来比较愿意进行一点理论思考，仔细想想，也有这位造反派师傅的影响在。
我应该算是军营理论学习不错的士兵，记得那时南京军区机关报的记者曾到我们连给我照过几张相，至于是否在南京军区机关报上发表过，我不记得了，但这位记者留给我的几张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现在能记得的几张确实都是“摆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铺上看书，而战友们统统睡觉，今天想想觉得好假，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似乎本就应该如此。
军营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假如没有这段生活，我无论如何不会踏入历史学的门槛。那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们并不懂，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轻人的直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
在我大约十岁时，一位在海军当军官的姨夫探亲时对我说过一番鼓励的话。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军官的料。我不知他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真实性，但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个年龄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我却一直惦记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成为职业军人，一辈子在部队。所以那时不论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或者日常生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我曾被推荐上大学，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并没有去上学，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内情的老乡告诉我，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
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毕竟人生的路还很远，机会还有。但这件事让我后来思考毛泽东时代许多问题时有了一个参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其实充满着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特别是邓小平重出后，推荐上大学成为历史，而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回“文革”前的高考，呼之欲出。这是我不得不放弃职业军人想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复出后，军队不再从士兵中提升军官。这个决定对于我们从农村来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击，当兵已没有进步台阶，我和许多准备一试高考机遇的同学、战友，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安排复员回家。
此外，由于历史突变，新政策让我这种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很不适应，毕竟先前也算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积极参加者，让我突然改变认识，确实有些为难。而且，我那时受《参考消息》等影响，对他们之前不断渲染的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局信以为真，像许多吃着地沟油的忧国忧民志士一样，非常投入地忧心毛泽东之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泽东去世消息时，我正在省委大院站岗，听到那个消息后确实像后来看到的朝鲜情形一样，一代伟人走了之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在此后的政治学习中，我也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忧心。
今天回想自己幼稚到了极点，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的底层人物，竟然操心根本不该操心的事情。我后来在从事研究时虽然一再强调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各司其职，让政治归政治家，让外交归外交家，让学者专心于学问，让学生专心于读书或花前月下。然而，性格即命运，想到的，说出的，并不一定能做到。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地关怀”，越位思考那些本该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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