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精神不死，北大长存
2017/7/11 思想潮
张曼菱，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天津作协做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北大回忆》；回忆录《中国布衣》；评论集《张曼菱点评〈红楼梦〉》；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
▌本文转载自光明网-《博览群书》(2016年第3期)，作者张曼菱。上标题为编者从原文提取。正文后附胡适在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仅供读者诸君参阅。
北大 我的“寒窗”
1978年9月，我走进北大校园。
在新生报到的那一排长条桌上，我查找到自己的宿舍：31楼427房间。
从此入住四年，直到毕业，没有挪过窝。
2014年秋，闻知北大要拆掉这批老楼，我专程前去探望。
四壁清理如野，莺歌燕舞寂寂。往事涌来，填充这旧旷空间。
当年，31楼可是全校男生盯着的最美女生楼。有男生写过诗：“啊，朋友，你到过31楼吗？”
427房间，推门进去，右边靠窗的高床，是我四年的栖息地。
那张床位置好，当时却没有安装攀登的木栏。先来的女同学，谁也不占。我到来，用手一撑，上去了。后来木匠师傅来过，宿舍里的人说：“不用了，她能上去。”于是那张高床就再也没有安装木栏。
系领导吕良来视察，很奇怪，问：“是谁睡在上面？”
大家说是我，他就见怪不怪了。
一次，他走过二教的楼时，仰头正看见我从阶梯教室的窗口跳出来。云南人，飞檐走壁。初入学，校园就流传我“躺在草地上唱歌”的段子。
在这张跳上跳下的高床上面，我酝酿着课外写作。
从前父亲对我讲过：为了寻找好句，晚唐诗人李贺出门就背着一个布囊，想到什么就写成纸条，放入。其母翻看布囊，叹道：“吾儿是要呕出心焉？”
李贺被称为“鬼才”，果然很早就死了。我一直琢磨，李贺是否也背着毛笔和砚台呢？古人写字的工具实在太不方便了。
我把一张稿纸裁成几块，零散文思随时写在纸片上，夹进上课用的笔记本里，回来再塞到褥子的下面去。
这种片断式写作，也形成我最初的风格。那时兴起“意识流”，我以为不稀奇。我的小说就是一段一段的，意象和情节之间没有过渡，没有多余的铺垫。
上课，去听那些传递新鲜思潮的讲座，在这徘徊的文思中独步。头一年，可以说是“寒窗无人问”。每天我都兴致勃勃而又无处可诉。直到我遇上了一位“红学”研究生，正在社科院读书的鹏。
与其说我们是谈恋爱的对象，不如说我们是“谈文学”的对手。
从未名湖的石舫，到图书馆前的草地，无论是积雪的临湖轩还是夏荷田田的后湖，无论是知音相伴，还是独来独往；伴随着燕子和秋蝉来来去去，我更新自己、寻觅文学。
北大校园，催生与包容了我稚嫩时期的文学探索。
桀骜不驯的“愤青”写作
在北大的第一个冬天，宿舍里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我留下。
那时我们屋里住满八人，总嫌拥挤。同学来路各异，初来相聚，难免“隔涩”。某些人对我不能相容。一下子人去屋空，我却感觉“失落”。
醒过来，很静，看对面那些空空的床，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难道我已经被送进云南省监狱的4号牢房？
窗外面的那些树枝，秃秃的，天色灰蒙蒙。
传来一声“老北京人”喊孩子的声音。那时候31楼的一层还住着校工。
原来，我在北大。
时代的转换如此神速，还来不及驱散我刚刚离开的那个时代的黑暗，就在不知所措中开始新的生活。
李后主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他是不幸的。而我刚好反过来，梦里不知在燕园，醒来恐是囚徒身。
写了一篇《除夕之夜》：一个人留在学校过年，被敲门声惊醒，以为是来执行逮捕的人。其实是来投宿的人。小说发表于我和经济系76级的老乡马军一起自创的手抄刊物《思索》，贴在大饭厅里。
寒假结束，中文系收到云南寄来的“平反书”，宣布为我的“四五反革命案”平反。一式两份，中文系收取一份入档，给我一份。
我曾在昆明医学院后勤片当工人，是团支书。1976年4月5日我率领全院举办“周总理追悼大会”，把花圈送到昆明的检阅台广场。一些老干部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其中包括后来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
同年4月8日我被打成“反革命”，所写的大幅挽联被定为“反标”。我被看押过，被送到农场劳动过。有人扬言云南监狱已经为我腾出4号牢房。
77年我参加“高考”，名居榜首，复旦大学因为“政审”顾虑，没有录取我。本地的“走读”不敢要我。78年我再考，北大来了，老师们想要我，到昆明医学院调查。一位同情我的李处长说：“为了纪念总理这点事，把一个年轻人逼得无路可走。”招生组赵钰国、王树棣老师毅然录取我。
回到宿舍，我正打算把“平反书”收进木箱，那是奶奶留下来的遗物。有人嘲讽道：“快收好了，以后好证明你是个好人。”
我一听，不收了，跳下高床，当着众人面，将“平反书”几下撕成粉碎，扔进纸篓，转身而去。后来听到林庚先生的话：“我本来就没有接受过你们的罪名，现在也不接受你们的平反。”甚合吾意。
班上支书尚新找我谈话，他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反‘四人帮’英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觉悟。”我被邀请参加班里党员们的组织生活。还有潘维民。
“西单民主墙”出来了，上面通知“不要去看”。但我还是骑着自行车去看。
支部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写得很“二”。我说：希望党能取消户籍制度。
宿舍里不断地有人到系上去告我这个那个，从系主任到班支书都找我谈过话。我发了一通言论：“你们成天盯着我穿戴什么，跟谁散步，我又不是茅盾郭沫若，我的穿戴也成不了文学史料。我若有才，你们也灭不了我。我要没才，你们也吹捧不出来。大家来上学都不容易，何苦浪费时间来盯着我？”
《未名湖》复刊第一期有我的诗歌《最后的夜》，写一个即将入狱的青年遥望恋人的窗户。从很小的时候，从父辈和师长们的身上，我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一生都要准备失去很多。
《未名湖》刊登我的小说《踏着世上不平路》。这标题源自俄罗斯歌曲《伏尔加河纤夫》里的歌词。一个女知青在赶街的日子里到镇上饭馆吃饭，因为被诬陷是“小偷”而出手打了洗碗工。当“革委会”的军代表来解决问题时，又因为对女知青好感，而开除了那个洗碗工。可是女知青并没有得到胜利的快感。镇上的人们对她避而远之。人们因为洗碗工失去工作，孩子失学而指责于她。而一位男知青指责她：“利用自己的性别与年轻。”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父亲曾评：“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这使我明白：当你受到压迫的时候，不应该向更底层的人去发泄。
我们一人一小捆《未名湖》，驮在自行车上，戴着明晃晃的北京大学的校徽，到街上去卖，很是兴奋。我带了一期《思索》去陈荒煤家，送给他看。
他问，“现在大学里学生自己办刊物的多不多？”大概他想起了他当文学青年的时代。他推荐我的一篇短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有一天荒煤说：“你叫人家打开闸门，你的东西又在哪儿呢？”我就赌气不再去找他。
在我还是一个被迫害的小工人时，荒煤来到云南，从一个记者那儿看到我在乡下茅屋里写的《驳李希凡》、《驳郭沫若》两篇文章。我谈《红楼梦》、谈《李白与杜甫》。他留下信给我。那只能算是“意气文章”吧。凭着一股子对传统文学的热爱，凭着记忆，我赤手空拳地写这种大文，向权威挑战。
插队的岁月里我写的长诗《春城恋歌》、散文《我之爱情观》等，被知青们传抄：
“清晨我在池塘洗脸/池塘水荡起细细的涟漪/就象少女脸上的细纹。”
“华灯初上/我却逃亡在家乡的土地上。”
“愿做水手同舟的伴侣，不做权贵门内的侍妾。”
“滇池的水还是那么清吗/故乡的月还是那么明/那个热情的影子，她的骄傲和勇敢还记在你的心里吗？”
这是最真诚的写作，它从边土茅屋的油灯下流出，在劳作之后的静夜里，如此坦率。那些暗中在知青中传递的书籍，和这写作，是我心灵的寄托。
当时我写的心情，并没有想要别人读。
记得第一次拿到那本刊登着我处女作的《当代》杂志时，我拉开抽屉拿出原稿，感觉那些印刷出来的字体已经把我的文章变样。我还没有学会“妥协”，对于更改我的每一个字，每一段细节，我都在内心里抗拒着，非常痛苦。
成功的反映和热情从四面传递而来。很快我学会了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会了必须的格式和注意修饰与回避的“潜规则”。不管是“削足适履”，还是训练有素，总之我成为一个“作家”，交出可以“用”的，有光彩的稿子。
回顾初衷，惘然若失。一种要完成一件什么“成品”的使命似乎绑架了我。
当我获得职业创作的自由时，我却在失去另一种更深层更内在的自由。文章在“驯”“雅”之后，会失去某种“达”，不透彻。很多年后，北大同窗京宁批评我的《北大回忆》：“写得‘太正’了”，她不满意我失去的狂野。
某种对“潜规则”的熟练，使写作变得平庸。这正如《红楼梦》里的晴雯，如果失去了个性，她可以活下来，可却变成了“袭人”。晴雯没有了。
所谓“成功之作”，是冰山一角。而冰山如果没有了，这一角也会消失。
大潮下的疑云
1979年寒假，清新而安静的北大31楼，周围是卷起铺盖的高低床。427房间只剩我一个人了。
每天，早晨我到未名湖上溜冰，下午伏案写小说。
这篇故事，在上课的时间里我已经写出片断，纸片都塞在褥子下面了。假期我取出这些纸片，已经是一大迭，连缀起来，差不多都有了。
小说《云》是一个走出黑暗的故事。女主人公一帆在环境与政治迫害的逼压下，毅然割舍青梅竹马的权门初恋，以“高考”作为跳板走出困境。这是我的影子。
写完，窗外暗夜中雪地皑皑。走廊上寂静出奇。我去敲对面“汉语专业”的宿舍门，有个南国的女生明露也没有回去。每天我们都会见面点头。
她忙着来给我开门，打碎一只玻璃杯。地上在冒热气。我说：“我来告诉你，刚才一篇划时代的作品诞生了。”
她一面收拾玻璃渣，一面说：“小心，别让时代把你给‘划’了。”
在食堂里吃饭碰见同班的高贤均。他也没有回家。我给他看这篇稿子。他还给我的时候，说：“当代简爱。”
高贤均兼备中西学养，后来他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我感激他将我的初作与名著并列。但从他的评语中，我预见到人们将对小说的主人公不妥协的个性留下强烈的印象，而对于背景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特征却没有太在意。一个依靠知识崛起的阶层与豪门的对峙正在来临。社会的发展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
当年，高是班上唯一订有《苏联文学》的男生。每期来到，他都会借给我看。我们热烈地讨论着苏联那段“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其中从束缚到解放的过程，与中国正在发生的人们的精神现状如此相似。
艾特玛托夫的《红苹果》《查密莉雅》都是激动人心的新意小说。一个专心工作的人，在秋天的果园里忽然发现，他丢失了人生中最大的红苹果。一位美慧的农妇，没有等待她那成为英雄的丈夫，却与一个残废军人私奔了。
个人的感情显出了重要性，社会性的价值观再也不能约束人们。
抒写真实阅历与自我的时机也许来临，时代的文学大潮已来势汹涌。
《北京晚报》开始刊登《晚霞消失的时候》，每天报栏那里都人头攒动。这样唯美的风格、敢于表现消沉与失落，怀疑意识的小说，也能够一章一章地堂而皇之连载。太过瘾了!
这篇小说的完整风格和美学趣味，都高于过去我们秘密阅读的那些地下手抄本。在文化层次上，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过的优美的文学风格传承。甚至它带有一种西方与东方混杂的美学情调。
陈昊苏带着团中央的人来北大开讨论会，当时我不知道，他与作者都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是具有特殊经历的一批人。那时还没有“红二代”这个词。
我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太贵族化太悲观了。在艺术上，它是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过的“封资修”教育的最高美学修养。书中人物，在幻灭中是否对他们的“‘文革’壮举”有所忏悔？也不得而知。
中文系给我们揽来了一批活，给电影局看来稿，写评语，就可以获得“内部电影”的票。于是，我看到了《罗生门》《辩护词》《拿破仑》《飘》这样一批优秀的世界著名电影。《罗生门》对人性虚荣的揭示，《辩护词》对爱情的更新阐释都令我豁然开朗。
我们与生俱来地被教会要回避很多东西，即使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视野中，触及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依然被习惯训练得巧舌如簧。在中国文学中，很长时期来，文字与心灵总是有一种“隔”。中国文学已经背离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优秀传统，所以离世界级的水平日远。
我不喜欢“伤痕文学”，一时也来得太多了。看着那些亲情厮杀的回忆，人很痛苦，仿佛失去思考的能力，痛苦得都麻木了。“伤痕文学”承担了时代急迫的“控诉”任务，列举出很多的社会案例，但是多数缺乏文学的意趣，其实讲的都是一些常态和常识。
面对中国社会的病态畸形，“伤痕文学”有“拨乱反正”的功效。然而作者与社会来不及思考更加深刻的东西，所以整体“伤痕文学”的深度与对人类的价值，无法与陀斯妥耶夫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著相提并论。
班上吴德安同学写了一篇《回声》，很有境界。当一切平静以后，劫后的人们痛定思痛。但后来吴却没有继续写小说。
在校园跳舞的风潮中，京宁同学写了一篇《舞会之后》，描写一位女生开始反对跳舞，继而对别人跳舞产生强烈的忌妒心，最后发现自己被冷落的局面。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校园里的风光，却被人告到系里，专门开班会，说是“影射了某位同学”。直到今天，再没有看到京宁写小说。
《读书》复刊了。印象最深的是在封底有丁聪的漫画和陈四益的小文。每期到来，首先就要看这个，一种智慧包裹下的尖锐，可谓是“大解朵颐”。没想到多年以后，会与陈四益先生成为朋友。
因为我研究《红楼梦》，红学研究生鹏走近了我。在看完《云》的初稿后，他向我表示祝贺，还帮我修订了一稿。他勉励我，日后要“一唱雄鸡天下白”。
《云》是秘密的内心独白：
那个美丽公主与英俊王子在绿草地相遇的童话，不属于我。
爱情永远是单枪匹马夺得的果实，离受宠者很远，可能离我却近。
别了，我的多云的小城，多云的青春岁月。我的归宿不是爱情。
我不是在飞来，也不是在飞去，也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了要在云层间飞。
那个年代，说不上是“博弈”，只能说是下睹注。一切都太迷茫，无章法，新旧交替，希望迫切，又不着边际。《云》的前途，就是“下注”。
在一次下课时，我很冒昧地把《云》的稿子给了洪子诚老师。第二次他来上课的时候，带稿子来还我。
教室门口，他上下地打量我，说了一句：“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说这小说好，还是说不好。
《十月》登出了《公开的情书》。这个层次的东西，我喜欢。它表述了我们在黑夜里的那一份迷茫与求索。我寄出了《云》，被《十月》退稿了。
文艺理论课提到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我觉得他会理解我这篇写眼前故事的小说，到北大邮局买一个信封把稿子寄出去了。
秦兆阳回信说我“不懂小说的章法”。我反唇相讥，我说“你懂什么是意识流吧？”不料他很快来信，他约我到北池子他家里见面。
他很和颜悦色，从我这儿了解当代大学生们的情况。对小说没有再提一个字。我知道，他的理念和判断还是那样。
后来我们在《当代》的颁奖大会上相遇，秦兆阳先生祝贺我，说：“你赢了!”
1980年冬，沉浸在恋爱中，在小说的运筹帷幄中的我，突然在一夜之间改变轨迹。一幕壮观的历史大戏突兀上演，北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新的潮流吸引了我。我成为第一个“女竞选者”。
鹏表示“大跌眼镜”，我们分手。
次年春天，外文所陈焜先生到北大来讲弗洛伊德，他是我昆明老乡。我到中关村去找他，把《云》的稿子给他看。他非常赞赏，并拿给文学所的张烱看。他说，张烱评价很好，说等“有机会”帮我推荐。
人们对《云》隐约地表现出一种担心。《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责编章仲锷直接表达过，“《云》太阴暗了。你不怕别人说你自恋吗？”
《云》的发表是曲折的，韦君宜很喜欢它，但她叫我不要将其作为处女作，放一放再发。在《美丽的地方》发表之后，北大老师孙玉石将它推荐给他的同学吴泰昌。《云》发表在《收获》1982年第4期。
在中国写作，你不能直接瞄准“奥运会”，你必须在“地方运动会”上按本土标准比赛，否则成绩无效。我以为，《云》在艺术品味和人文追思上，正是对“世界名著”的一个向往，它具有“跨文化传通”的某些信息。
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们千方百计地回避“自我”，假装“无我”，动辄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一个“我”出现了，就会触犯众怒。
按父亲的嘱咐，我一进北大就去读《胡适文存》。胡适讲到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是那个年代不能提胡适。
中文系谢冕老师开创了“朦胧诗”的大课，听众如云。那时我们都爱读舒婷的《致橡树》。这正是“自我”的解放与张扬。可是谢冕不久被迫停课了。
那种听凭着思绪、回忆挟裹着“我”的积累与文学滋养，个体流露的自由之路，多年之后，我在写作《中国布衣》的过程中终于找回了它。
这是当初我写《云》的路子。有一句话：“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边地”人文、异军突起
1981年夏，校园刚刚经历了一个动荡之年。
带着竞选之后的压抑和失恋，我考完最后一门功课。
上午出考场，回到宿舍，把一块肥皂裹在几件脏衣服里，放进帆布包。吃过中饭，我出校门去天津港，从那里上船到大连、青岛。南蛮子要看海去。
上了海船，我拿出衣服来洗。两位海军学院的学员帮我登上船长室，居高临下，一碧万顷。蓝白条的裙子挂在旗杆上迎风招展。
我高声吟唱：“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80年代的人们服装单调。上了火车，人们都在啃大苹果。大学生们凭着校徽认同，在火车上喧哗。他们聚集在一个车厢里，大谈传闻中的“北大竞选”。
我把北大校徽收到书包里，坐在百姓堆去。
听他们说到“北大学生打碎了玻璃窗，罢课竞选”时，我站了起来，大声说：“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亮了一下校徽。他们一时哑了。改了话题。旁边的陌生人递给我一个苹果。
出门来“见世面”，我的感觉千篇一律。
在大平原上，人们在假日乘坐火车奔来奔去，为了那一刻的拥挤的海滩。
一位法国作家说：“所有大城市的居民都是相似的。”
外面的人们并非见多识广。这里的人们从小到大，没有想象过有傣寨那样的地方，那样别出一格的说话，生活，和追求美、爱美如同生命的地方。
在傣寨，老乡们鼓励我“小姑娘，要穿花花裙”。而在北大校园里，因为我戴了一顶与众不同的皮帽子就引发轩然大波。
谁更先进和接近人性？谁更落后与愚昧？
在刚刚结束的北大竞选中，我在班里受到很多不正常的攻击。“与人奋斗”的哲学使人们迷失了快乐生活的路径。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发出的启蒙却已经恍若隔世。
我的云南边地虽处偏僻，但质朴的内心是自然和包容的。云南的生活样式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在这个时代有一股生命力和价值。“高考”使我到达“象牙塔”，这是神奇之旅。我的任务就是要讲出这别样的一番话。
那些蜗居市井的人们，他们没有理由进行“地域歧视”。从方言的口音歧视到人身贬斥。当年在大学宿舍和教室里，除了北京和上海的女孩子，其他地方来的女生都要竭力地掩饰自己的本色。
带着东海礁石、贝壳和海水留下的鳞伤，回到人迹稀淡的北大校园。偶尔遇到几个同学，还在为考试“对答案”。
暑假还剩下二十多天，我要把傣寨的故事写出来。
遥远的时空距离，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青春旺盛的民族。
爱美是最突出的性格。少女们在赶街天花钱去照镜子。浙江人扛了面大镜子来。摆在街上，用布蒙着，交一毛钱就撩开布，让你照一下自己。于是傣族的小姑娘们就有了过节一样的热闹。她们穿上最得意的花裙，排队去“照镜子”。
在《外国名歌二百首》里有一首好听的歌就叫《照镜子》：“看我长得多么漂亮，谁能说我不漂亮啊？”这是青春的自我意识。
可是当年除了傣家少女，像我们这样“有文化”的女知青，可没有这样的胆量去排队交钱，看看自己的身段。记得我曾在小河边上照出自己的影子。
在我们生产队里，谁长得好看，评工分时可以多记。
当知青们思乡而难以入眠，原野上响起他们呼唤爱情的歌声。
很多年后，人们评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篇小说不像是“写‘文革’”的，而是一篇歌颂大自然和人性美的作品。它被翻拍成电影后走出国门，至今得到青年人的喜爱。
在人类的精神趋于病态时，应该向大自然求助。
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年，我正在高床上折腾，舍友莉莎进门来，递给我一封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快看看吧，是不是你久盼的？”
那是韦君宜的信，字迹有些潦草。信封上的红字很醒目。
打开看信，我坐在高床上，垂着双腿，泪如雨下。
她认可我的作品，并赞美我的才华“在闪闪发光”。
莉莎说：“哭吧，哭吧!幸福的泪。别忘了，是我给你带回来的这封信。”
这封信开启了我的大门。我一口气在《当代》发表过八个中篇。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于《当代》1982年第3期，我被南北几个大电影厂紧追，后由青年电影制片厂张暖昕拍成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
以前的电影，以云南为背景的不少，主题都是歌颂政策与工作队，或表现边境“反特”。我这篇小说，是以汉族知青少女作为切入点和观察视角，真正的舞台是傣寨，是大自然，真正的主角是追求爱与美的傣家男女。
所以在改编电影时，我不愿意失去“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个名字。
我带着这期《当代》到陈荒煤家去，他说：“知道你要来。”他给我看他书桌上的《当代》，我的小说已经被他划上红道。他说：“我的孩子当年插队，老乡们对她也很好。”这真是“仁者见仁”了。
在拍电影《青春祭》的过程中，荒煤为我操不少心。
对边地人文价值的重新发现，使我异军突起。从“知青”生涯跨入“高考”的这一批人是幸运的。我们得以沐浴新时代的风雨，求学延长了我们的青春期。我们借黑暗而识光明，化腐朽为神奇。
《红楼梦》一开头说，天地之间有正邪二气，搏击掀发，风雷兴之，人得其气，故各有秉性。我进入北大的年月，正是中国风云“搏击掀发”的大时代。北大就是一个承接天露的大托盘。一代学子们得其气而成长。
毕业前，我们77、78级集资建造了未名湖畔的蔡元培铜像。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昔在红楼，今往燕园。精神不死，北大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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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胡适：在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这是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的通讯报导。原在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日、2曰、3曰连载。其中记录了胡适校长在北京大学1946年复员后10月10曰在北平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三十五年双十节的上午，国会街北大第四院里面聚集了二千多学生，有些在看北大复员学生所贴的标语和《复员通讯·开学特刊》，像《拥护胡校长发扬北大传统精神一一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不分临大舆联大，北大同学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宣泄千年以来积压在统治阶级下的苦情与怨恨》，《纪念双十节要加倍努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开学特刊》是贴在六张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的柳荫下。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这新的日子》，对学风问题有深刻的讨论，《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中国的黎明》，《欢迎胡校长》，《双十节感言》。读者之中以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北大的同学最多。他们以期望的心情读着民主战士的墙报。他们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上说：“我们等待着你们，……严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们带着温暖来了，你们更带着勇敢，带着坚毅，带着自由的精神来了。……是你们给这古城的垂危心脏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你们使它年青，使它的脉搏活跃，……现在我们谨以青年人的热情和正直欢迎你们，追随你们……”
九点五十五分钟，记者随着铃声进入礼堂。那是旧众议院的会议厅。讲台上已经坐有胡适校长和法学院长周炳琳，白发苍苍的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训导长陈雪屏，教务长郑华炽，长胡子的越乃搏先生(经济系主任)，杨振声教授，闻家驷教授等三十多位。正厅，楼厅和楼厢上坐满了二千多位同学。胡先生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全丝眼镜。他对着扩音机说：“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一一开学简单。”
这时先生关了扩音机说：如果听不见再用上吧!于是继续着说：“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戍到民国五年，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文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时期是革新时期，自蔡先生民国五年来北大，到国民革命时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蔡先生的言论诗文，你们都已读过。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带情感的，不善于说话和呐喊，写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长章。我们和他同事过，知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致力为学术的目标。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作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民国五年到十六年，包括五四时代、文学运动、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誉。但是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在蔡先生领导之下，人才并不够多。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我们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学生，以教育家的资格来长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军人的猜忌，常以蒋先生的帮助，渡过很大的难关。北大从此被确认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中心，然而，当事者亦感觉人才不够，到国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职员学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线，牺牲在军阀之下的颇有人在。
“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时有志整顿北大，但是政客们不容许这样做，他们想将北大掌握过去，将北大作为政治的工具。结果北大从十七年起等于没有了，变成北平大学区中的一个学院。旧同学奔走呼号恢复北大，那时我们在上海。我说学校不能够永远不死，一个学校的名字虽然没有了，然而既有一段历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历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样。一定要恢复的话，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时候的复校运动并不对学校员责人感到兴趣。这是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差不多没有了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北大的中兴时期，蒋先生辞去了教育部长来任北大校长。我那时正因办编译委员会的事情北上，在浦口听到蒋先生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学者朋友都觉得应该请先生回来，大家协力助整北京大学。那时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蒋先生来了，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大，利用中华教育基全，设廿二研究讲座，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这不能不说是蒋先生的伟大领导。不知者不能了解，当事者知道北大的中兴时期是蒋先生和现任文法各院长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种，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不要忘记前校长在中兴时期的伟大贡献和伟大领导。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候起到七七事变的民国二十六年，这七年是北大的中兴期，也是北大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在座诸位旧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热河、长城，离北平朝阳门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机关纷纷将东西南迁。蒋校长坚决地主张北大不应该搬，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不然北大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不搬而得偷来时间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时候省下钱来，盖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质馆、新宿舍、新图书馆，但并没有向政府增一钱的预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们以为蒋先生一定是有内线的，非但不迁而且添盖房子，大概局势是不要紧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蒋先生给的时间，因此北大进步得很快。
“第五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局面变化得太大，北大放弃了北平，在南京筹备第一个临时大学，这可说是流亡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成立联合临时大学。起初迁长沙，一年以后要迁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一时期，在座许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学从昆明来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一时期，我从外面看去觉得至少有两点伟大值得提的。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极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国外听到教授洗马桶、抱孩子、煮饭，甚至于教授太太摆小摊卖东西以补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现实，不配来谈这段北大重要的历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蒋先生说合作是不容易的，要办只有北大老大哥让清华南开去出锋头。所以选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对外就是联大校长。八年抗战和二年的复员，凡是可以出锋头的地方，都是让他们去的，这种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凭着这，我相信能够建立新的基础。
“我们现在不敢说，‘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为抗战时期北大已经消纳于联大中，除了在精神上还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北大人。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七百五十九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九十二人，全国七区招术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医学院试读生七人，总计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学院南京区新生、涛旸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读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记者纷纷上前摄影)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今天我们觉得困难还很多，可是我们的财产，精神的财产，物质的财产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蒋二位先生的传统，三十年来蔡先生的仪风，自由讲争独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战八年之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更不要忘记教员在沦陷期间的奋斗，如军事教官白雄给敌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挠，敌人亦无可如何，的确是北大精神的表现，我现在代表北大来谢谢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声中坐下)。还有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画像回来说，他在多年困难中收藏了这张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泪。还有一位秘书冒极大的危险将研究所有的古物带到上海香港转运美国。又如沈兼士在辅仁大学作地下工作，后来隐藏不住冒险到内地。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至于物质遗产，北大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之中是最有点基础的。这里第四院的十一万册图书，一本都没有损失，北大图书馆五十万卷国书亦未毁坏。仪器方面，虽毁去一些，但大体上还很有基础。农学院是新设的，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贡献吾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梦想。
“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
一、提倡学术研究：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这‘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到。人家说我作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它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掌声四起)
胡先生请台上各位师长发言，大家都辞谢了，这时先生已经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因向同学道歉，并宣告开学典礼告成。(掌声)
大家在礼堂外面，排成圆形摄影留念。
于是各位教授乘着汽车出了北大四院的铁门，临大补习班的同学也纷纷在取脚踏车，有些聚集在柳荫下读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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