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我那“不成熟”的老师乐黛云先生
2017/8/27 思想潮
80年代，90年代。幕落幕起之间，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在那份密集、滞重里，身边的人们纷纷去国，一时间风流云散。80年代铺陈开的、那个巨大而热络的舞台陡然一片寂寥。此时，乐黛云老师却与汤先生相携归国。问及老师，老师仍笑得爽朗：“人文学者，不想滞留国外。多少人劝，我们还是决定回。”
原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18日，作者戴锦华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后附乐黛云教授一回忆文章。
印象乐黛云先生
文丨戴锦华
在中国，大约没有哪个人文学科的建立，曾如比较文学那般起始分明、风生水起；或如比较文学那样，挟携着、铭写着一个时代的梦想与欲求，同时反身书写、形塑着自己的时代。
一个激情盈溢的年代，一段悲情对决的岁月，一份因理想而青春勃发的记忆。那时节，西来且新鲜的“比较文学”，便如同某种时代的微型肖像与文化印鉴。
在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和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乐黛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着、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的时日。我的求学岁月，在彼时的北大，乐先生于我，于我的同学们，是一则“传奇”、一个偶像。那时的北大课堂里突然多了一些新鲜却沧桑的面孔，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与激情的标识形象。乐老师则不然。当她再次出现在文学课堂上，迸发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骤然喷发的意气与才情。要很久以后，她传奇般的青年时代，她的落难，她和汤先生间的世纪爱情……才会在学院内外流传。
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大革命”时代的“动摇、幻灭、追求”，在西来的光束下，陡然呈现了迥异的色调与意蕴。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你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
不久后，这位令我们这些年少轻狂、桀骜不驯的学生折服的“新”老师暂且离开了我们的视野；那时，没多少人知道，乐老师是最早接受美方学术邀请、负笈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文学者。及至她与汤先生相携归来之时，她已然成了校园偶像。
犹记彼时宿舍里熄灯后的倾谈。乐老师是其中的主角。其时，带着激情和饥渴、羡慕(些许嫉妒)，同学们谈得最多的，是与乐老师伉俪同回的，不是当年的令人羡慕的“归国人员”特权物：日本电器，而是十几箱书——“国外最新学术著作”!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我们的心中，那不啻是一座阿里巴巴的神秘宝藏。再以后，同学中的勇敢者登门求教，为师长热情接纳，便俨然成了乐老师的座上客。
倾谈里便多了亲历者的细节：乐老师的豪爽，汤老师的儒雅，那一对出色的儿女；乐老师家独有的“壁纸”：四壁上顶天立地的书柜，满满的古籍与新书。新年夜，乐老师开门纳客，宾客如云，其中不乏师者，但多有学生。亲历者特别描绘了屋中的一道风景：十字拉起的挂绳上密密匝匝地悬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贺卡。师生们一起包饺子、度新年……我不在其中。
那时，对我所倾慕和折服的人或事，我只会远远地注视，默默地关注和倾听，不愿近前半步，生怕唐突、亵渎，生怕被拒绝或轻看。
渐渐地，乐老师不再仅仅是北大校园中的一个身影、学生们口中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幕启时分最响亮的名字之一，而且这名字与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眼的学科之名重叠在一起：比较文学。似懂非懂、知之不详地体认到：那是全新的学科与方法，那是豁然洞开的视野与路径，那是新的可能与未来；甚至，那就是新的十年、新的世代的号角和召唤。悄然清晰起来的是，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那是大学、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
我可以想见乐老师当时所置身的风云际会之处，所肩负的重压与冲击。她事实上树立并执掌着“比较文学”这面旗帜，至诚、谦和地站在前辈至尊的后面，积聚起那时节无数激情张扬的一代青年学子。一个学科的建立。一个时代的开启。
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在乐老师麾下，西渡大洋彼岸，才购到乐老师赴美时出版的自传。捧读之时，在那题名：To the Storm(《走向暴风雨》)，显影出更长的时段，更丰满的意味——乐老师的一生充满了疾风暴雨，但她始终并非受困或失陷，而是迎向风暴。
那时节，比较文学是一方沃土，一隙蓝天；继而是一场悄然的飓风；到它成就为一处异常热烈的论域、最终成就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它已在乐老师的预期与自觉之间，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然而，即使彼时，乐老师已棋高数筹：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老师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乐老师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
乐黛云(右)与戴锦华。 朱蒂尼/摄
作为暴风雨时代的女儿，乐老师始终保持着批判、自我批判的犀利、锐敏与勇气，因此绝不会陷囿于“国学”“国故”的窠臼。于我，于我的时代，乐老师一边不断拓宽、延展着理论，尤其是西方新锐理论的天际线；一边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展示、开启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的宝藏。
彼时，我也于懵懂之中热切地向往着“比较文学”。然而毕业了，我终于与比较文学擦肩而过，无可选择地去了电影学院任教。但我学术生涯的起步、立足之初，仍是受惠于乐老师的、于她也许是无心之举的点拨。将结束学生生活时，乐老师第N次访美归来，在办公楼礼堂讲座。人头攒动、一立足地难求。我早早到场，也只得有幸跨在窗台上听讲。
那次，老师讲“西方新思潮”，洋洋洒洒间论及“结构主义”，寥寥数语清晰勾勒出这个其时闻所未闻的“主义”。那是我与结构主义的首度相遇。惊闻之时，若有所得。依着老师的路标，我在彼时新理论的热络与荒芜中搜寻着结构主义的断篇残简、只言片语，自那里启程我电影学术生涯，自那里理解了为师者的意义和快乐。就是这样，乐老师出演着时代的启门者。在彼时狭小却珍稀的一隙间，欧美世界悄然涌入，中国正起步登场。她获知、她指认、她引领、她助推。她呼唤风暴，也细雨润物。
到我得以面对面结识乐老师之时，比较文学已蔚然成壮观。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历经艰辛，开始确立。中国文化书院揭幕，我曾是无数学生中的无名的自费学员。在台下听乐先生、汤先生及列位“武林至尊”侃侃而谈，真是人生快事。那时，乐老师麾下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的长街短巷上的各类青年志愿者，如今早已是各大学、各学科的领头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不仅是其时最壮大的学术团体，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理论、新学科的发祥地与庇护所。
今天，已很难想象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可以具有那样的体量和影响：不仅拥有数千会众，而且下辖百余个二级学会；中国之“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意指跨学科、理论建构与批判的功能和角色，是其时人们对乐老师的团队、对学会的期许。这一切，固然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奇迹，但无疑清晰刻写着乐老师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
如今，我身历半个世纪，不能说阅人无数，也可说交往颇广，但乐老师的胸襟、气量、风度与胆识，仍是我至今所未见。“和而不同”，是人们间或挂在嘴边的说法或引用，但作为一种可望难及的境界，却是乐老师为人、治学的基本。乐老师自己做人坦坦荡荡、毫不苟且，但待人、用人却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绝无苛求。因此，麾下诸众，千人千面，路数所思各异，却能一呼百应。此间，偌大舞台的台上台下，固然少不了明枪暗箭、明攻暗算，乐老师自也免不了“中招”；也见过她愤懑、无奈，但永远只是一瞬，挥之而去，从不挂心。自彼时至今日，乐老师一以贯之的，便是倾全力知人善任、珍爱人才、提携后进。不仅我辈，及至我辈之弟子，乐老师几乎是有求必应，助之不遗余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自己正和年轻的朋友们一道在电影学这片昔日中国学术的处女地上撒欢儿。经由身边年轻朋友的自荐，乐老师开始关注我们这个团体及我们狂妄而微末的努力，自那时起，我、我们也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追随者。
记得第一次应乐老师亲自邀请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我等一干人惯于电影圈的无行，短裤T恤地闯去会场，惊见到人群环绕之间我所未曾得见的乐老师一袭长裙，与谈者亦颇有衣香鬓影、优雅鸿儒之像。我辈顿觉自惭，落荒而逃。幸而又幸的是，我居然在街边买到了裙装，尽管不甚雅致，但勉强配上了盛会的氛围。
此间另一则记忆犹新的花絮，是与众友坐等开幕式之时，仰望主席台上黑压压地满坐着男性学者。但见乐老师与饶芃子老师相携登台，从容坐上主位。轮到我斗嘴：“女人无须多，坐中间就是了。”一干女学者乐不可支，强忍笑声。犹清晰记得老师的开幕致辞，在中西古今的坐标框架内，再度言说中国、图绘世界。其间的问题意识与张力，其间的文采与情感，至今仍不时萦回。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身处的时代将陡然落幕，一个全新的“世纪”行将开启；那时我还无从想象，我将在新“世纪”舍弃我深爱的电影学院、追随在老师的左右，由此揭开我个人生命全新的一页；那时我还尚未认可：老师——乐先生，将是我毕生仰望、难于抵达的高山。
80年代，90年代。幕落幕起之间，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在那份密集、滞重里，身边的人们纷纷去国，一时间风流云散。80年代铺陈开的、那个巨大而热络的舞台陡然一片寂寥。此时，乐老师却与汤先生相携归国。与友人结伴去拜望。问及老师，老师仍笑得爽朗：“人文学者，不想滞留国外。多少人劝，我们还是决定回。”这件事对那时关于去留问题意马心猿的我说来，那种感受与其说是震动，不如说是漾起暖意的感悟：何谓承担，何谓勇者，何谓抉择……
乐黛云与汤一介伉俪
1990年，在种种的不确定之间，少数快乐的时刻之一，是乐老师亲口邀我回母校客座——站上母校的讲台，大约是每个大学生，尤其是北大学生们最热切而隐秘的心愿吧。电影课，在南门旁的电教楼上，于我，更是意外之喜。乐老师大约不知的是，她的邀约，不只为我圆梦，也满足了我内心狂悖的奢望。
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一天，中午时分暴雨如注，上课前却已是浓云褪尽，碧空如洗。兴奋却忐忑地走上阶梯教室的讲台时，竟看到乐老师满面笑容地坐在第一排。那时刻涌起的感动、狂喜与恐慌，宛如昨日。如今，我也已过知天命之年，晚辈弟子也多有教授、副教授。我尽管也自视提携后进，称“扶上马送一程”，却从未能如老师这般礼贤下士、亲力亲为。况且彼时的乐老师是何等身份，而我却只是来自电影学院的一个无名小讲师……
为了这个时刻，也为了与乐老师最新招聘的人文科系的第一个旅美归来的博士张京媛的友情，我与乐老师的交往开始绵密。窃以为这已是我与北大的圆满的故事。但不久，京媛告知了老师有邀我调往比较所任教的意向。初闻时的大喜，不可为外人道的、跃跃欲出的虚荣满足，自不待言；但心底坦言，我却几乎没有真正考量老师的提议。那是由于一则我自视于电影学院根扎已深；二则是对电影早已一往情深；而彼时彼地，电影人自成一“国”，观片谈影，均是“电影国”公民特权，其身份获取难于入籍美利坚；而我自恃已“绿卡变公民”，要舍弃万万不能。纵是母校也不予考虑。
在百般无助与辛酸之间，京媛转告了乐老师的再次邀约，并加上她的即兴发挥：赶快决定!你以为你是谁？乐老师攥着大把求职的洋博士、土博士，等你三年了……某夜，泪流面满地自为流沙掩埋的噩梦中惊醒之后，痛下了决心。尽管做好了鸡头凤尾、从零开始的准备，但仍向乐老师尽言我的顾虑：北大庙高神多，水静流深，盘根错节，而我才疏学浅、粗狂散漫……老师一一作答，耐心开解的同时竟给出承诺：只管专心教学科研。
1997年，我以37岁的“幼齿”，本科毕业的学历，获取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资格。为此，乐老师殚心竭虑，尽管我近旁，便是东洋、西洋博士的竞争。甚至当我在学术委员会高票，而非全票通过时，乐老师竟怒而拍案。日后忆起这一幕，汤先生笑而叹息：你几时成熟啊？不错，返归母校，我是乐老师的“爱将”；但比较所全体诸君哪个不是？身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在授课与写作之间，在极度密集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互访之间，乐老师永远精神矍铄、举重若轻地为我们料理着原本应当事人自理的一切。
是的，1993年夏天，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一如别去之时，我再次跨入了当时北京大学五院背后的半截矮墙，返回母校任教，成为乐老师麾下的一员。
的确，在乐老师身边，深切知晓先生的“不成熟”。历经坎坷、叛卖，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她始终打开着她的房门，开敞了她的心，接纳所有仰慕、投奔而来的人，援手于所有落难、困窘的人——对所有的同行、同事，对所有的年轻人，甚至对北大校园内比比皆是、我辈不屑一顾的各种流连者。她拒绝去分辨他们怀抱的动机、他们大大小小的私欲与图谋，只要他们有几分长处，有些许向学、向好之心足矣。
我等也敢在老师面前打趣她的，便是她对哪怕最通俗版本的“苦情戏”“悲情牌”的免疫力缺失。于是，对上门求教、求告者，乐老师赠书作序、贴补送物，倾己所有，从不推拒。正是这种“不拒绝”，让茶余饭后多了种种的受骗上当笑谈，乃至农夫和蛇的故事。但直到某日，我才真正体认到，这绝非书生、学人的意气天真，这是我永远只能仰视的胸襟，这是大时代之女特有的高尚，这是成大事，而非蝇营狗苟、追逐小利者的品格。
那一日，乐老师把我唤到家中，耳提面命地告知“知人”与“用人”的区别，直指我自恃“知人”而难于容人、不懂“用人”的死穴。她娓娓道来、鞭辟入里，众生相、人世情，纤毫毕现、洞若观火。我在无地自容间顿然了悟了自己的狭隘粗狂，获知了先生的睿智气度。她无不知，但无不容，用人不疑，以此成大事。赤子之心，不谓天真，只谓至诚。为了文化的事业——中国的、世界的，她只是在真正践行着“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记得那时的自惭。是啊，遭遇天堂到地狱的坠落，历经23年炼狱的羁押，以先生之阅历、之智慧，岂可……但先生确有“弱点”：世事沧桑，但她始终无法对不公不动容、对不义不发声，始终无法无视弱者的诉求。
时有人问及我的师传，我便回答，野狐禅，谈不到师传。那是实话。但我在人前，在心底，会在最虔诚、最素朴的意义上，称乐先生为老师。不曾有幸入室，习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但私心里毕生奉之为精神领袖与导师。面对众人，我会说乐老师是我的“偶像”，但一个老旧的字眼远为真实：那是我生命的“榜样”。
始终，仍然，踏在乐老师的脚印上……仍在追随与追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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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成了“极右派”——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文丨乐黛云
本部分节选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教授2015年12月出版的著作《何处是归程》(中央编译出版社)。
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是幸运还是不幸？北京大学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风标，一切冲突都首先在这尖端放电。总之是阶级斗争不断：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镇压反革命，镇压胡风集团，接着又是肃清反革命……
记得1955年夏，我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实在绷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溃了。我不顾一切，在未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回到贵阳老家。再见花溪的绿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为人，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动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锦荣归”，总希望带我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惫，我太厌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从此，领导不再让我去做什么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则十分乐于有时间再来念书。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奋，向科学进军的一年。我竭尽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的老师曾劝告过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死人写的东西。至少他对你的分析不会跳起来说：不对，我不是那样想!现代文学可难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着的人就会为维护个人声誉而说东道西。但我没有听他的话。
1956年，是我在教学研究方面都大有收获的一年，我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极力想法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不切实际地追索思想意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我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我自以为终于走上了正轨，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当时，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注下，学校当局提倡读书，我还当选了“向科学进军”的模范、“读书标兵”。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知识分子更是为此激动不已。
1952年，我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我也以此自豪，决心作出一番事业。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十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
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以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后来又在刊物名称上讨论了很久，有的说叫“八仙过海”取其并无指导思想，只重“各显其能”之意；有的说叫“当代英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所赏识的“当代英雄”别却林在大学年轻人中正是风靡一时。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这时，已是1957年5月。
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我们立即停办。我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
▌我不“认罪”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诡计，这一场“千古大手笔”的“阳谋”伤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想摆脱领导，就是反党!况且我们设计的刊物选题中还有两篇大逆不道的东西：
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拟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逻辑，这当然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
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十六岁就给一位将军当勤务员的军队来的学生。这位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很想写出这一步步堕落的过程，以资他人借鉴。按反右逻辑，这也是诬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个成了右派。右派者，敌人也，非人也!一句话，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月十六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在北京远郊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尽全力工作，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除了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可以什么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我越来越感到和体力劳动亲近，对脑力劳动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和厌倦，尤其是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
这几年，正值全国范围内无边无际的大饥饿，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后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却很健康。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会享受那种劳动中的舒心和单纯，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是女性。
男右派们有很多，他们只能群居在一间又阴又黑的农民存放工具的冷房里；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杂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们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贫农翻身户，老大爷大半辈子给地主赶牲口，五十多岁，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财，才有可能娶一个老大娘过日子。
遗憾的是老贫农却划不清界限，老两口竟把我当亲女儿般看待，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两个受苦的人。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山上到处都有核桃树，树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几个核桃，有时也捡回几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几天，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这些难得的珍品。老大娘还养了三只鸡，除了应卖的销售定额，总还有剩余让我们一个月来上一两次鸡蛋宴，一人吃三个鸡蛋!
由于我不“认罪”，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亲，虽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儿子!
直到1961年初，大跃进的劲头已过，饥饿逐渐缓解，水库被证明根本蓄不了水，猪回到了各家各户，集体猪圈也白修了，农村一下子轻松下来。我也被分配了较轻松的工作，赶着四只小猪满山遍野寻食，领导者意在创造一个奇迹，不买粮食也能把猪养肥。从此，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早赶着小猪，迎着太阳，往核桃树成林的深山里走去。
我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不思考可就很难做到了。思前想后，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着实厌恶了。特别是那些为保自己而对他人的出卖，那些加油加醋、居心叵测的揭发……
我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从事体力劳动，自食其力。然而没有粮票，没有户口，到哪里去隐居呢？寺庙、教堂早已破败，连当“出家人”也无处可去。人的生活各种各样，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们虽然贫苦，但容易满足。他们像大自然中的树，叶长叶落，最后是返回自然，落叶归根。我又何必一定要执著于过去的生活，或者说过去为将来设计的生活？
转念一想，难道我真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吗？在中国，谁又能逃脱“螺丝钉”的命运？还不是把你摁到哪里就是哪里!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史无前例”
我于1962年底，奉命返回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数据员。据说为避免再向纯洁的学生“放毒”，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直接接触了。我的任务是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对我来说，倒真是因祸得福。一来我可以躲在数据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二来我必得一字一句，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这是硬功夫，大大增强了我的古汉语功底；三来这些极美的诗唤起了我儿时的回忆，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遨游的世界。
可惜好景不长，据说经过考验，我的“毒性”已过，不到一年，又让我“重返神圣的讲台”。分配给我的课程是政治系的“政论文写作”。如此具有崇高政治性的课程，怎么让一个“摘帽右派”去承担？我真的受到了惊吓!后来我逐渐懂得了其中奥妙。中文系的人原来就不喜欢教写作课，因为要花很多时间改作文，自己没有提高，不能写书，提升就成了问题。况且“政论文写作”是新课，谁也不知如何开，加之一碰到政治，大家都心惊胆战，怕“犯错误”，于是这一光荣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果然中了圈套。
1964年夏，学生们暑假后从家乡回来，我给的作文题目是就自己的耳闻目睹发一些议论。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颂德，唯独班上的共青团书记写的却是家乡大跃进和共产风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并从理论上讨论了杜绝这种危害的办法。文章写得文情并茂，入情入理，而且与我在农村的经历全然相合。我当然给了高分，并让他在全班朗读，得到了同学一致好评。
这时，正值全国全面大反右倾翻案风，我一下子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煽动学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头号“典型”，我的例子还说明右派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准备“翻天”!我从此再度被逐出讲台，并被“监督”起来。
最使我难过的是那位团支部书记本来可以飞黄腾达的，却被开除了团籍，毕业分配大受影响，分到了一个穷山恶水的异乡(他做得很出色，八十年代当了那里的县长)；更遗憾的是他班上的一位同学拿了这篇文章到其他系的同学中去宣读，于是有了“聚众煽动”的嫌疑，又听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背景”，不久就被抓进监牢，后来不知所终。
就这样，迎来了1966年“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折辱、受屈，都不必细说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头号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后来回忆的：“他们把我置于高台‘批斗’，群情激昂，但我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来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老庄、佛道思想确实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渡过了难关。
说来别人也许难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资派黑帮，我们转瞬之间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查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挨斗，但是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尤其是得知这次大革命的伟大统帅下令从上到下撤销各级党组织，并且说，你们压了老百姓那么多年，老百姓起来放把火，烧你们一下，有何不可？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了。
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幌子，和以往一样，我们又受骗了。我们付出了极高代价，但是，一无所获，倒是国家大大伤了元气!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当权派的路就没有走绝，就不会有对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的平反，不会有“四人帮”的倒台，不会有人们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因此，从物极必反的意义来说，如果真有人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大概也不会全然反对。
1969年刚过元旦，林彪公布了他的第一号令：为了备战，实行全民疏散。北京大学已经三年没有招生，在校学生(红卫兵一代)几乎全部发配到军垦农场和边远地区。现在，绝大部分教员也被命令在一周内全家一起搬迁到江西南昌远郊的鲤鱼洲。这样，除极少数领导信任的心腹，学校就完全空了。
鲤鱼洲是在鄱阳湖边围湖造田的产物，也就是筑一道堤挡住湖水，在堤这边种田。这与湖水一堤相隔的湖底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我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芦苇和竹子造屋，在湖底种田。从湖底看鄱阳湖上时点点白帆，就像白天鹅在蓝天上航行。
我俩带着十一岁的儿子，在这个因血吸虫肆虐而被农民遗弃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我们虽然分住在不同的连队，但两周一次的假期总可以一家人一起沿着湖滨散步，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如果没有什么急行军、紧急集合、“深挖细找阶级敌人”之类的干扰，日子过得也还挺平静，比起以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总算松了一口气。既然前途渺茫，连猜测也难，人们倒也不再多想，我又做起归隐田园的好梦，幻想有一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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