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猎狗闻得出骨头，我们闻得出才华
2017/9/15 思想潮
人称“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的聂华苓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白先勇、林怀民、蒋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香港作家李怡、董启章、钟玲、潘耀明都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
现年八十七岁的聂华苓生于中国武汉，1949年与家人逃到台湾，后因编辑《自由中国》受白色恐怖牵连，之后赴美与丈夫PaulEngle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通过他们的“国际写作计划”，世界各地作家越过意识形态聚集一堂。197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
聂华苓曾自喻为“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本文收录在资深文化记者夏榆新著《在时代的痛点，沉默》一书。出版方新经典为思想潮供稿。
聂华苓：猎狗闻得出骨头，我们闻得出才华
1978年，聂华苓在阔别三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大陆。
离开大陆是1949年，回来的时候由先生保罗·安格尔和两个女儿一起跟随。
到北京聂华苓就问负责接待的作家协会：王蒙、萧乾、丁玲他们在哪里？但是别人都不知道。之前见到夏衍先生，她也打听丁玲、萧乾的下落，也被告知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还没平反。
聂华苓住在华侨大厦，有一天接到蔡其矫的电话说找到艾青了。约在景山脚下见面。聂华苓很高兴，跟安格尔讲，因为聂华苓翻译的艾青的诗歌他都看过，所以他也知道艾青。“我们全家人准备要去见艾青，第二天蔡又打电话来说今天有事情还不能见，我很失望。”聂华苓回忆当年的情景。到第三天有电话来，对方说：“我是艾青。”聂华苓就兴奋地大叫，感到很惊奇。那时候艾青还不能出门，还被限制。她就想看看艾青生活得怎么样。
约好三点半去艾青家，第二天聂华苓跟安格尔去了。艾青住在小胡同里面，很窄，车子进不去，他们就下车了，走到胡同看到有个人在张望，那人就是艾青，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到了艾青住的屋里，他们聊天的时候，艾青把一张破旧桌子的抽屉打开，里面都是稿纸，他说这是他写的诗，都还没发表的。
聂华苓请艾青夫妇吃饭，还有诗人蔡其矫作陪。到北海仿膳去，那时候找不到几家像样的餐馆。进了北海，正走着，迎面过来一个人，看见艾青就大叫他的名字，原来是艾青的老朋友，也二十几年不见。那时候艾青还是不能见人的。
艾青
1957年，艾青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1961年，“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但他作为诗人一直是沉默的。聂华苓在美国找到他30年代和40年代的诗来读，如《大堰河》《北方》。吃饭的时候艾青举杯说：我以为见不到你们了，但我相信我们会见到的。他的手有些颤抖。他们很高兴地在席间谈文学、谈诗，只是不敢太触及过去。
1979年中美建交，聂华苓和安格尔突发奇想，邀请两岸三地的中国作家聚在一起。
这一年大陆作家萧乾被邀请前往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是1949年之后三地作家第一次相聚。此后丁玲、艾青、王蒙、吴祖光、汪曾祺、张贤亮、冯骥才、邵燕祥、阿城、北岛等陆续受到邀请，参加国际写作中心计划。
▌两个营垒中的左翼作家
1981年的 “国际写作计划”中，有两位女性作家引人瞩目，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还有中国作家丁玲，当时你见到的丁玲是什么样的？
聂华苓：1981年我们请丁玲来爱荷华。当时她患有乳腺癌，刚做过手术。之前，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们到中国，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出想见丁玲，说丁玲正在医院。丁玲知道我们要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还在我家里——她说她等待这一天很久了，很高兴。去的那天我们给她买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花店。我们带了一篮花去医院，一见到丁玲，想到她受了那么多苦，我和安格尔都流泪了——那时候我们总是会流泪。
丁玲反而笑呵呵地说没有什么，那时她刚从“牛棚”解放出来，不需要再被隔离了。她的性格很天真，安格尔开个玩笑，她就大笑，我说一个美帝，一个共产党，都那么开心。她说有个愿望，想去看看美国。我们说好，一定要请她来。1981年她就受到邀请来到爱荷华。丁玲很好玩，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她之前获过斯大林文学奖，应该去过莫斯科，不过没有去过西方，西方世界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她住在“ 五月花”公寓，离我们家很近，没事的时候她跟陈明散步过来。她跟安格尔之间都很友好，我做他们的翻译，丁玲是真性情人，她很少防备什么，生活中完全是放松的状态。
丁玲
通常丁玲被描述成一个举止刻板思想僵化的文艺领导者的形象，苏珊·桑塔格被称为“美国的良心”，她们都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但是显然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分歧巨大，她们在爱荷华相处得好吗？
聂华苓：她们在一起就是吃饭、玩，也不讨论其他什么问题，“国际写作计划”也就是以文会友。苏珊·桑塔格和丁玲比较，因为她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苏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什么都可以谈。丁玲建国前就受到过批判，建国后她的处境本来好一些，后来“文革”中又受到打击。复出以后她可以讲话了，但是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比较起来，苏珊·桑塔格作为美国知识分子是很有思想，思考也很严谨的。
实际上桑塔格是很左派的，她也知道丁玲经历了什么，所以她对丁玲很感兴趣。不过她们的谈话并没有政治意味，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大家就是吃饭，聊天，玩儿，中国终于有作家能走出来，大家都为中国走向开放感到由衷的高兴。
跟她们在一起的还有美国诗人默温。很动人的一个情节是，丁玲见到默温的时候，我介绍他们认识，默温很年轻，也很漂亮，他对丁玲很尊敬，丁玲一见到默温就感叹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啊，默温说那是因为我正看着你，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很快乐。我说我给你们照个相吧，桑塔格和默温就站在丁玲的两边，他们两个人各自一边，紧握着丁玲的两只手，他们看上去没有一点隔阂。
▌哈维尔转到了地下
在国际写作计划40年的历史中，有没有计划邀请又没能到达的作家？
聂华苓：哈维尔是答应来但又没有来的作家之一，他不能长时间离开他的国家。我们的国际写作计划只有三个月，在东欧很有影响，尤其是1970—1980年代，东欧还在苏联控制之下，很多作家受到压制，作品不能发表，所以我们请到的东欧作家年纪都比较大。1987年，“国际写作计划”二十年庆祝的时候，当年许多来过爱荷华的作家又回到爱荷华，波兰裔美籍作家米沃什是我们的嘉宾，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60和70年代的波兰作家，多半是他推荐的。
哈维尔倡导“民权运动”，1968年，我们邀请哈维尔到爱荷华来。他接受了邀请，9月就可以到爱荷华了。8月间我和安格尔去纽约，一天晚上，我们在收音机上找古典音乐，碰巧听到晚间新闻：苏联坦克开向布拉格。我们立刻打电报给哈维尔，催他和家人立即到爱荷华，全家飞机票将寄往任何他指定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苏联进入布拉格之前他可以收到电报，先到维也纳或西德，再到美国。杳无音讯。捷克从此与外界隔绝。我们不断打听他的消息，哈维尔转到地下了，哈维尔戏剧被禁演了，他的书被禁止出版了，他被捕了等等。那年陈映真也是被邀请了又不能来，那年我们在五月花公寓为他们订好的两个房间就一直空着。
哈维尔
哈维尔是一个很好的剧作家，他的创作里面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思想。
聂华苓：他有一个作品很有意思，讲一个国家机关，机关里面的语言是不同于捷克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就是说官方有官方的语言，是不为人了解接受的，是这样戏剧性的情节，是有批判性的。
那时他已经有剧在美国上演了。后来我们一到捷克想见他，他那时在做民权运动的领袖。我们到捷克时，以前参加过计划的两个作家来火车站接我们，一下车就听说哈维尔被捕了，我们很着急，他们说不要着急，哈维尔被捕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我们走的前一天哈维尔就出来了，安格尔还在朗诵诗歌，在一家书店。那家书店的老板专门组织朗诵不能发表的作品。因为哈维尔被放出来头一天是不能出来见人的，于是他的弟弟就代替他来见我们了。我一直都没见到哈维尔。后来哈维尔当了总统，之后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走向社会》，还送了一本给我，签了名画了一颗心。
米沃什
在爱荷华写作计划的周围聚集着世界很多优秀作家，比如波兰裔美籍诗人米沃什，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
聂华苓：波兰诗人米沃什一直在国外，先在法国，后来又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他获奖之前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跟安格尔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一个很大的蛋糕来，很远，我们在爱荷华，他在加州。后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邀请他来领奖，其实他也不是用英文写作的，一直用波兰文。波兰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国家，经过多少患难，华沙也是在废墟中崛起的。他们的作家在极度封闭的情况下仍然自由地创作，他们保有欧洲文学创作的传统，有的作家有长达二十多年不能发表作品的情况，仍然坚持写作，我们就邀请这样的作家来爱荷华。
米沃什得奖就不简单，因为他不是用英文写作的。我刚到美国还要继续写作，就面临着是用英文写还是用中文写的问题，我决定用中文写，要是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用英文，就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是文化的结晶，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就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表现了。你要很深的、有根的、有感情、有经验的语言才能写出好的东西，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没有办法表达根深蒂固的、从土壤里出来的经验和感情的。我在美国有两年没有办法写作，就是面临两种语言选择的冲突，后来还是选择用中文写作了。
帕慕克
▌帕慕克很沉默，张贤亮害怕回不去了
当年参加 “国际写作计划”的有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还有大陆作家张贤亮和冯骥才。他们有什么令你难忘的表现吗？
聂华苓：帕慕克是1985年到的爱荷华，那时他还很年轻，刚刚33岁，已经出版两部小说。在那批被邀请去的作家里面他是最年轻的作家之一。有的作家习惯白天睡觉晚上写作，帕慕克很少参加我们组织的活动，就在那儿写作。那时他大概正在写《白色城堡》，生活日夜颠倒，写作通宵。我们的安排是不参加组织的活动也可以，自己写东西也很好，他到我家来过，可是我跟他接触并不多，那时候帕慕克还是一个新起的作家，名气还不是很大。
我对他的印象是人很深沉、很沉默，不像是很容易交往的样子。那一期大陆被邀请的作家是张贤亮、冯骥才，他们比较活跃，不过也只是在华人圈子里面活跃，因为他们英文不好，平时就吃喝玩乐，状态很轻松，他们经常会跑到我家，我跟他们接触很多。
张贤亮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文化会给作家留下什么特别的烙印吗？
聂华苓：烙印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表现方式不一样。张贤亮和冯骥才到爱荷华的时候，大陆正在开展政治运动，很多作家是批判的对象。大陆的作家政治警觉性比较高，有一天晚上张贤亮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说你也许回不去了，我们可以帮助你留下来，留在美国或者去台湾。张贤亮就很吃惊，也很害怕，他嘀咕说，这是什么人呢？搞不好我就回不去了。刚好这时候“国际写作计划”结束，他跟我说要在结束仪式上讲话，他要澄清，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不讲话可能就会回不去，他要避免回不去。
▌华语文学有一根脐带相联着
当年为什么没有邀请沈从文？
聂华苓：来不及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了，当然他是希望可以去的。他以前去过一趟美国看他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大陆也好、台湾也好，说到要拿诺贝尔奖，就会想到沈从文，他的小说不是随便能够比的。我还写过一本《沈从文评传》，他的文字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写乡下人就是沈从文了，还要看他的技巧、内容，别人是不能比的。沈从文在我心目中是现代文学中写小说最伟大的。鲁迅当然也伟大，但是他写的比较多的是思想的、论战的书，他的小说就两本，沈从文可是写了几十本呢。诺贝尔奖不是靠论战文章获得的，小说是艺术，论战是思想的形式，判断一个作家还是要靠作品和艺术的价值来看。沈从文的境遇是比较可惜的，新中国之后就基本上不写了。
汪曾祺也去过爱荷华，他的文字也好，不过他写小说不多，很有才华很有趣味。他喜欢喝酒，去我们家也知道我们家的威士忌放在哪里，就自己去倒，最后一次欢送会他在我们家喝到走不动了，其他作家把他抬回去了。在后来的作家里面能跟沈从文有一点延续的就是汪曾祺了，他的文字很像沈从文，一直以师生相称。
前排左起：孟京辉、迟子建、邵燕祥、聂华苓、董秀玉、莫言、姜杰，后排左起：胡旭东、娄烨、聂华苓女儿蓝蓝、毕飞宇、苏童、李锐、刘恒、蒋韵、廖一梅、西川
从1978年到现在，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华语文学的三十年。当初对作家的判断，对作品价值的判断在今天看还是准确的吗？
聂华苓：三十年之后看当年对作家的判断很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很难把这个时代的作家跟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相比较。张贤亮的《绿化树》写得很好，他的其他几部小说也都很好，文字的功力和思想的深度都很好，但他只能代表他的时代，王蒙也只能代表他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作家比如莫言、李锐、刘恒、苏童、余华、毕飞宇，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时代。后来的作家我接触的就不多了，需要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才能领略到现在作家的风格。
最近我到香港做“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审，从三万多部作品中初审出来的作品看，觉得大陆作品是有本土气息的，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经验在其中，台湾的文学是内向的，属于岛屿文学，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说真正好的作品都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系在那里。现在的作家已经没有以前那一代作家的经验深度、思想深度和文化深度了，这是今天的作家跟前辈作家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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