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会觉得“最好的时代已然来临”
2017/9/28 思想潮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让企业家群体兴奋不已，甚至有企业家直言“企业家最好的时代已然来临”。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读罢或许能体味这份文件的意义，当然，关键看落实。节选自《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一书，是美国西方学院教授陈锦江撰写的《帝制晚期以来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限于篇幅删去了大部分注释。
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旨在介绍“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英文版出版于2010年，本文写作则更早，故大家在阅读时还需注意当下新变化。而今出台的《意见》如能有效落实，则对解决文中所提现象大有裨益。
中信出版社供稿。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尽管许多实业家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意识形态上的轻视，甚至被社会边缘化，但企业家精神向来都是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帝制晚期，企业家逐渐获得了社会的合理认可和接受。但企业家精神的地位依旧脆弱，政治因素仍像往常一样发挥着首要作用。
在当代中国，不能获得*官员的支持，仍是任何成功的企业运行所面临的巨大制度障碍。正如在传统时期，即使国家不干预商人的日常经营，但缺少某种国家控制和参与的大企业仍不被允许。这迫使企业家将企业维持在中等规模，以避开政府不必要的监督和干预，并保持企业的灵活性与自主性。借鉴西方法律体系并参与国际相关协议，虽已减轻了人们对国家肆意干预的担忧，但这种担忧在今天并未完全消失。
从中国企业家的特点看，他们并未迥异于熊彼特所定义的西方企业家，他们一样胆识过人、目光远大、创造性强，且善于重组各种生产要素。因此，当晋商发明了一种和公司经理分享利润的新形式时，它便迅速流传开来，形成一种标准，在不久后被北京瑞蚨祥等企业加以完善。经纪人，如那些专门从事于川盐经营的经纪人，在建立适合本行业特殊需求的各种合伙关系中，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独创性和广泛的市场网络。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或宗教制度，曾试图阻止这类活动。相反，官方和商会通过法庭判决和仲裁给企业家们提供支持。
中国企业家有别于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地方似乎在于，他们尤为注重建立人脉关系。由于中国人深受有关组织及个体和群体间关系的传统观念所影响，其管理风格和组织架构同西方仍有很大差别。但是，这似乎并未影响中国企业家一方面有效运用自身企业结构和战略，另一方面引进特定西方模式的能力。
无疑，企业家精神是积累财富过程中最具生产性的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官员的收入似乎超过了企业家的收入。但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的官员收入都必须被解释成分配性的企业家精神，它们大多是以非法或纯粹行政干预的形式获得的。
然而也应看到，官员作为促进者的角色，也能为个人企业家和社群带来新的财富，因此其净效应并不那么明确。有些官员利用其建立的关系网络，从事商业活动。这一点自帝制晚期以来似乎非常普遍。如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很可能是因为迅速扩张的经济为利用关系获取大量收益提供了更多机会。晚清至民国时期变得颇为重要的官僚企业家精神，对生产性的企业家而言，无疑是弊大于利。在目前的中国体制下，它很可能会导致类似的破坏性结果。
不管怎样，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仍将继续蓬勃发展。如果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他们应对未来前行路上遇到的各种挑战。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企业家
(一)企业家和官员的关系
当今中国商人群体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和执政党及其政治支持力量有关联。商人能够接近统治精英这一点在当前和以往同等重要。较容易接近政权的群体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但这些所谓的“红色后代”并未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的绝对规模和控制比例上形成大气候。例如，自1999年《福布斯》开始公布中国年度富豪榜以来，他们均未进入过前10名。相对而言，他们貌似还不够成功，最大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缺少企业家才能。由于国家领导人不支持他们从事创业活动，他们要获得成功可能会更难。
辞官经商的地方党政领导人构成了一个人数更为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和政治当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常见的情形是，由政府官员的家族成员(子女、配偶、姻亲或近亲)创业经商，在必要时求助于官员亲戚施以援手。其他仍保留公职的政府官员，则不仅能直接参与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能投资于私营企业。
“林村”以前是厦门市北郊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已被划入厦门市辖区，其村支书叶文德的例子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起初，叶书记在他的生产大队里创办了一家集体所有性质的砖厂。时值80年代初，厦门正兴起一波私人住房的建筑热潮，这一大好机遇期使叶文德开始专门从事砖块生产。到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叶文德凭借对市场潜在需求的敏锐嗅觉，充分施展为确保砖厂原料有效供给的人际交往技能，带领8位乡民一起投资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高质量红砖的砖厂。
这次投资给叶文德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因此在1990年，经过一番仔细的市场调查后，他创建了另一家合营企业。此后，他又在厦门市辖区管委会内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即厦门城市电力局，并且参照其他省的某家镀锌公司，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电镀锌工厂。
自1978年上任至2003年退休，叶文德当了25年的林村村支书，他一直兢兢业业，住在靠自己投资收益所建造的一栋大楼里。叶文德同其他辞官经商的前官员企业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全职企业家。他把所有公司的管理权都下放给了其他人，不管是私营还是集体性质的，只是由他参与创办；即使他仍密切关注这些公司的经营情况。那些辞去官职的企业家，则会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私营企业上。当然，他们也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维持与前在职同僚之间的人脉关系。
(二)创业之初同政府无关系的企业家
在企业家群体中，为数最多的仍是那些创业初期同执政党或政府之间没有关系的。他们通常只有非常少的启动资金，要么来自于家庭储蓄，要么来自于亲朋好友的慷慨相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好地克服了创业初期的各种不利条件，构成了当今商界领袖的绝大多数，许多人均跻身于《福布斯》中国企业家富豪榜的前10名。
2009年初，黄光裕被迫离职，并因渎职和受贿遭政府拘押。但他的垮台在《福布斯》上榜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算特例，许多上榜的企业家同样遭到了控诉，其财产也被政府没收。
我们有一些关于这类企业家群体的数据和资料，不管他们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根据一组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2004年末的数据，只有逾300万家私营企业在政府注册。这些公司中超过90%是家庭所有的，且绝大多数也由家庭负责管理。自90年代以来，每年新成立的企业约有15万家，同时，每年也有10万家左右企业倒闭。在所有注册的企业中，似乎有60%会在5年内破产，当代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9年。
但这些数据只涉及那些正规组建的企业，它们发行了股票并承担有限责任。若我们纳入街头小店、夫妻店及汽车维修和租赁店等小微企业——这些只需一张许可证便可经营的企业——则在2005年年末，全中国企业的估计总数约为2400万家，并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
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首先，当代中国企业2.9年的平均寿命通常是非常短的，这可能反映了绝大多数创办企业的中国人都比较缺少企业家才能。其次，尽管企业总量相对中国逾13亿人口并不算多，但考虑到差不多25年前政府才允许个人创办私营企业，这确实体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从这层意义上说，近30年来中国市场化创业浪潮似乎同16世纪和18世纪很相似。不管是以往还是当前，它们均以需寻求额外收入的家庭所创办的家族企业为主，且由干劲十足并敢于冒险的个人所引领。他们绝大多数都从事于所谓的“复制型创业活动”，某种程度上均遵循一种普遍模式，即以小规模经营开始，很可能把店铺开在人流密集的街角，销售如服装等特定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许多店铺一两年内便会倒闭，但更多的则会试图东山再起。其他店铺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壮大，然后搬到地段更好的位置去。一旦它们获得稳定的客户资源后，很多业主便会以此为生。
显然，在这些起步较小且一开始和政府没有关系的企业家群体中，也有一些敢于大胆创举、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和独到的眼界，他们不断开拓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市场，从而成了全国商界的领军者。曾是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公司——国美电器集团的前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光裕，无疑是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
黄光裕出身贫寒，就读高中时被迫辍学打工，随后他和兄长告别老家广东汕头，远去内蒙古做流动商贩。当时，他们辛苦一年只能积累区区4000元钱。靠着同某个共产党官员的朋友之谊，他们才得以在北京某小店里寻了一份工作。此时正值1986年，黄光裕才17岁。很可能也是在该官员的帮助下，兄弟俩获得了3万元担保贷款，凭借这笔启动资金，他们在1987年开办了一家家用电器零售店。
在那时，私营零售业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第一批企业主对优质消费服务或竞争性定价策略还不了解。不久后，黄光裕开始实施了一项经营策略，即尽最大可能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这使他赢得了良好的地方口碑，回头客大增，销售量也随之出现暴涨。1993年，为满足市场需求，他在北京不同城区开办了几家连锁店。随着收入不断增加，黄光裕把赚来的钱用于投资房地产市场。
90年代晚期，黄光裕发现一些以主导品牌为依托的国产家电在市场上表现很不错，于是便同各制造商开展谈判，试图说服后者以最低价格供应家电，作为交换条件，他在连锁店里给这些家电品牌提供最好展位，同时黄光裕减少了国外进口量。他的连锁门店也随之扩散到其他城市，国美品牌在全国迅速走红，成了价廉、真诚和贴心服务的代名词。2004年，他在香港开了第一家门店；2005年，他使连锁门店总数翻了一番，达到500余家，覆盖了中国600多个人口约在40万—50万间的多数中小城市。在2006年3月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黄光裕以17亿美元的资产居首位。
(三)作为保护人和促进者的官员角色
黄光裕的成功并不算特例，因为中国正从发展的初级阶段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他白手起家的故事、把握市场商机的超强能力和积累巨额个人财富的能力，都是其他社会经历类似发展阶段时所具有的创业元素。但是，对今天任何一名创业初期和政治精英尚无瓜葛的中国企业家(如黄光裕)来说，尤为关键的一点似乎是，为了开展哪怕是最小的商业经营，往往都需要政治保护人的帮助。只要执政党或国家政权控制或极大地影响着原料供给和融资的来源与分配，这似乎仍然是一条必经之路。
2005年夏季和秋末，我在珠三角对一些年业务收益在100万—600万美元之间的私营企业家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他们在辞去公职，从事小商贩或夫妻店以及从事更规范的商业经营前，都有官员作为保护人。
这引出了以下问题：党政官员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商业活动中是否发挥了促进者的作用。在我采访的两个案例中，官员均利用权力来确保企业经营所需的原材料供给：在一个案例中，官员确保两家成功企业获得建筑材料，其中一家是建筑企业，另一家是管道供应业；在另一个案例中，官员确保某家纸箱厂获得纸板。后来，前一个案例中的官员辞去了公职，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后一个案例中的官员则仍然保留公职，在双方没有明确协议的情况下，受其保护的工厂企业家承诺将在中国所有主要农历节日给官员送去大量礼金或贵重物品。 (本段内容根据作者在2005年11月3日对中国东莞两名企业家的采访整理所得。)
因此，这两名官员保护人都获得了很大的个人回报。在第一个案例中，官员通过给别人提供帮助为自己建立了一条通往企业家的桥梁；在第二个案例中，官员的庇护导致了一种在当今中国非常普遍的腐败形式。但是，这种礼物形式的贿赂并不只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再分配型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因为在政府保护人获得再分配性财富的时候，他也为企业家创造了新的财富。
为进一步研究这些支持者(political facilitator)所扮演的角色，不妨考虑一名中层党政官员的例子，这位官员被《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谑称为“叶大鬼”。
1995年，作为南京繁华地段鼓楼区的副区长，叶大鬼决定使破旧不堪的主街道恢复原貌。因此，他从那些旧店铺的店主处筹集到大量租金，开始整顿街头小贩，将其商品没收充公，竭尽所能“驱逐”他们。 他拓宽街道，在两旁装上许多街灯，以鼓励人们步行。被驱赶的小贩显然不甘心，他们多次试图回来，一些人甚至和城管发生了冲突，叶大鬼便依照市政管理条例将其抓进劳改所，关两年再释放出来。
这种严厉的惩罚通常很有效。在不到3年内，街道已变成了一个非常繁华的高端购物区，到处都是品牌经营店和豪华宾馆。它不仅提供了大量收入不错的就业岗位，而且为市政府创造了新的税收来源。当然，叶大鬼个人也受益匪浅，他被推选为鼓楼区区委书记，并收取了大量金钱，将儿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这无疑是政府官员凭一己之权为所辖社区和自身创造新财富的代表性例子。通过这种方式，叶大鬼和纸箱厂的政府保护人便将自身从再分配性的官僚支持者转型成了生产性的官僚企业家。
只要他们不至于变得过度贪婪，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有这类官僚企业家精神的生存之地。但是，任何缺乏问责和法治基本要求的体制，终有一天会摧毁整个体制。为减少甚或消除对官僚企业家的需求，政府改革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决定商品和服务流向的自由市场力量，也只有当政府不再掌控哪些人在什么时候获得经济资源的行政权力时，信贷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才能更加有效。但问题可能还要更为严重，即使信贷和资源配置的透明度已大大改善，各种各样新出现的腐败和合谋形式仍将持续蔓延，公司治理和国家监管在眼下的中国也要复杂得多。
除了对官方庇护的依赖(尤其是中小企业)日益增强外，当下的中国企业家和以往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他们的社会背景和个性特征、经商动因、奉行的价值观，以及对拓广社会关系网的注重都非常相似。他们早在民国时期便已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把“三个代表”的主要思想写入了党章，这意味着资本家和商界领袖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在党内已获得了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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