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这代中国人为何得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7/10/11 思想潮
10月9日，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是国内呼声颇高的诺奖竞争者。其实，林毅夫教授本人在2016年9月25日的第72期北大博雅讲坛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回应，面对主持人阿忆的提问，他表示，“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
以下是林毅夫回答全文，转载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林毅夫教授谈诺贝尔奖
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基本上是由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你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所以，我的学生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写，不太容易发表，即使能够发表，我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出五十个人？所以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方向，研究本土问题，用规范方法，写出来的成果，就是对经济学添砖加瓦的知识，就是推动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理论，应该就是前沿的理论，就是国际化的成果。
我也曾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当时的看法是，从亚当·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也有，但是很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出现时空的相对集中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一套简单逻辑，来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既然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够说哪个理论是伟大的贡献，哪个理论不是伟大的贡献？你不能从逻辑上来比较，实际上是根据你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贡献就大。那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
我们知道21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但是到你能够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那1500个人，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
所以我倒觉得年轻学者，如果能够沿着我前面所讲的本土化思路研究本土问题，而且用初生婴儿的眼光看问题，不用任何现有的，不管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是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而是自己看这种现象，了解这种现象，把它背后的理论总结出来，这样的理论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理论。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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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瑰丽人生》
(以下内容为编者根据该书前言删改)
本书摘录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3位经济学者的职业生涯自传，他们具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经济学家；第二，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都曾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在三一大学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个原创想法由萌芽到最终被同人接受，其过程是鲜为人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质内容，有多少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群体在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在探讨问题时，有多大程度是受到自身背景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到所处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影响？是哪些力量使他们获得了那么深刻的见解？简单地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能够发现某项研究内容，并且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的？把这一系列演讲编辑成书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帮助读者们解答这些问题。
对于许多获奖者来说，做这个演讲并不容易。有些人不愿意公开畅谈自己的思想成就，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知道发表这个演讲，是该矜持些还是可以海阔天空、夸夸其谈。这事儿还真有点儿压力。”此外，他们大部分人的专业研究领域技术性极高，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理解。可是他们又被要求，就自己的贡献向社会大众进行一场通俗易懂的讲座，这使一部分演讲变得更为困难。比如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的科学文稿，其中涉及大部分数理经济学领域的内容；劳伦斯·克莱因和詹姆斯·海克曼等人，则注重统计技术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些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习惯使用他们学科的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不过读者会发现，在每篇文章里，发言者都成功地传达了他在经济学领域所做贡献的性质和意义(本书的文章按照他们在三一大学系列讲座中的顺序编排)。真难以想象，要把握阿罗“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竟然是聆听(或者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想要学习有关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的概念，在哪儿还有比克莱因文章里阐述的更为明确？而乔治·斯蒂格勒精彩诠释的“信息论”，会让每一个对这项成果丰硕的创新感兴趣的人清楚领略其理论要旨。最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座也都如此。事实上，各个演讲者都能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内容说得清清楚楚。
回顾这些讲座的内容，人们会对存在于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分支纵横感到惊奇。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交错开去，观点截然不同的思想者往往师承同一位导师。运气、毅力加上辛勤工作，在科学知识的成功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重要地，特别敏锐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自传性文章还揭示了作者的某些人格特质，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这个系列讲座综合反映了美国当代经济思想的丰富多彩和深刻性。
在第3版出版之前，系列演讲中的两名获奖者已经离开了我们：在1984年系列演讲创办时发表演讲的亚瑟·刘易斯和乔治·斯蒂格勒，两人均于1991年去世。另外于第4版出版前，有3位获奖者也相继过世：约翰·萨尼(卒于2000年)、詹姆斯·托宾(卒于2002年)和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卒于2003年)。不幸的是，自上一版本出版后，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于2006年去世。(编者注：在此之后，保罗·萨谬尔森卒于2009年，罗纳德·科斯卒于2013年，肯尼斯·阿罗卒于2017年……)
谨以此书献给与世长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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