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福利国家为什么不会养懒人?
2017/10/17 思想潮

    

     编者按:北欧人还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当你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时,表现往往要好得多。所以,当一个社会支持你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而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时,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当你知道自己失业后会得到帮助,而不是扛着“懒人”的恶名时,你就不会誓死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已无竞争力的工作,而更愿意冒险去学习新的东西、寻找新的职业。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作者薛涌系旅美学者。

     福利国家为什么不会养懒人

     ▌摆脱美国式心态

     为什么会如此?要理解这样的现实,就必须摆脱美国式心态。在这次大衰退中,美国右翼电视网福克斯新闻制作了一个节目,主题就是福利养懒人。福克斯的记者先采访领福利救济的人:“你为什么要来领福利?”“因为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位回答者,脖子上还打着固定石膏,显然行动不便。接着,电视上用地图展示,就在这个救济站周围,有着许多工作。记者还去采访周边的饭馆,有位老板称需要九个人帮忙,但找不到人。记者甚至不愿意问一下那些排队的人:是否有残疾?是否是单亲母亲有几个孩子照顾无法脱身?记者马上采访《华尔街日报》的经济学家,大谈福利养懒人。难怪G.sta Esping-Andersen 指出,在美国这样的“市场模式”中,虽然也有福利,但领福利本身就成了人生的污点。福克斯新闻把一长队领福利的老百姓都当成好吃懒做的典型,公开在电视上展览了出来。

     这种做法,在北欧的“福利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不错,福利确实可能会养懒人,北欧人也不例外。一个经典的例子出现在瑞典。虽然瑞典人的健康和运动才能是有名的,但有相当多的瑞典人,包括一些年轻人,因为健康原因而工作缺勤。1992年,卫生部长修改了规则,让那些病休的人在缺勤的第一天不能领工资。顿时,许多人的病马上好了,缺勤率急跌。于是有人称:这位卫生部长实在应该得诺贝尔医学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针对“养懒人”、“搭便车”这样的问题。

     但是,北欧人还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当你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时,表现往往要好得多。所以,当一个社会支持你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而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时,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当你知道自己失业后会得到帮助,而不是扛着“懒人”的恶名时,你就不会誓死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已无竞争力的工作,而更愿意冒险去学习新的东西、寻找新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全民福利增强了公民之间的信赖感,而信赖创造效率。所以,尽管“福利国家”有着能“养懒人”的福利,失业率却很低。丹麦1990年失业率为7.2%,到199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时一度接近10%,但1995年就降到6.8%,2008年为3.4%,此时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5.8%。到2010年大衰退中,丹麦的失业率也不过7.5%,美国则为9.6%。

     从长时段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以前,失业率低一直是“福利国家”的特点。瑞典的失业率在1989年曾达到1.3%。这么低的水平几乎等于全民就业。只是到了90年代经济危机,失业率才扶摇直上。但经过痛苦的改革,这些国家都已经使失业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以下。从2012年9月所能获得的最新统计看,“福利国家”的失业率都比美国低。难怪一些分析家说,在失业率低的情况下,福利的慷慨并不会造成财政问题。毕竟很少人需要失业福利,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纳税。2005年,丹麦花在失业福利和再就业计划上的钱占GDP的4.2%,瑞典为2.5%,这是相当慷慨的开支。但是,只要GDP这张饼能做大,只要失业率能够降低,这样的开支就是值得的。

     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职工,并不是简单地在就业与失业两者间循环。一旦失业,他们往往进入再就业计划和终身教育体系进行培训,这就使继续教育或终身教育成为立国之本。在25~64岁的丹麦人中,有30%以上在过去的四周内接受过职业培训,而27个欧盟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9%。

     ▌安全不意味着呆在原地

     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北欧“福利国家”表现得格外有竞争力。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预测,全球化进程使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锐减,这将不成比例地冲击北欧这种小型发达国家。但事实恰恰相反,北欧“福利国家”面对中国、印度的崛起显得非常有竞争力,反而是美国一派风雨飘摇的景象。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福利国家”长期以贸易立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镶嵌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把劳动力素质作为竞争的本钱,而不死守具体的产业。所以,在产业结构转移的惊涛骇浪中,旧企业一个个倒下,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职工不断下岗,不断再就业。

     这样的动荡,对大多数国家的职工来说相当痛苦,但北欧特别是丹麦的职工则无所畏惧。在他们看来,失业意味着去上学,提升自己的技能,在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中找更好的工作。这就使北欧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全球化的竞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中都引起了恐慌,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北欧的选民则压倒性地支持全球化。几年前的民调显示,80%的瑞典人认为外贸增长有利于国家。2007年有70%的丹麦人把全球化视为“独特的经济机会”,而持同样态度的欧洲人仅为40%。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莫过于丹麦工会联盟主席2007年卸任时的致辞:

     我年轻的时候,安全意味着有一个好的、稳当的工作。这并不很令人兴奋,但很安全。这种安全,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涌现而消失了。安全不是绝望地试图把住一辈子唯一有的一份工作。安全意味着当你听到董事会要外包的谣言时仍然很淡定。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你有着非常牢靠的技能,如果旧的工作转移到别地,你很快能找到新的工作。安全并不意味着能够呆在原地,安全意味着能够前进。这恰恰是我们通过训练和教育而为每个职工所创造的新的安全观念。

     用两位学者Thomas Bredgaard 和 Arthur Daemmrich的话说,在这里,福利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有数据表明,在欧洲,丹麦、瑞典、芬兰的工人是最不怕失业的。事实上,80%的瑞典人和75%的丹麦人称换工作使自己受益。这个比例在欧盟仅为40%。“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更加进取、好学,更喜欢冒险,这就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更有适应力。举例而言,丹麦、芬兰和瑞典的贸易,上世纪60年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0%上下,到2000~2005年,则上涨到70%或接近90%的水平,经济变得开放得多。

     在七八十年代,瑞典的出口以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产品为主。但最近10年则变身为高科技的竞争者。瑞典汽车业的生成率,在90年代初期比日本低20%,进入21世纪则与日本并驾齐驱,并比美国高出5%。这一切,都说明了北欧国家对全球化的适应能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维京人的习俗上。维京人的传统对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来说,最多不过是个遥远的传说,很难产生深刻的塑造作用。新教改革的传统,恐怕具有更为真实的影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维京人的传统对于解释当今社会,仍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维京人的社会是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又是个极具冒险精神、以贸易为立身之本、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社会。

     当年阿拉伯人控制了地中海,切断了欧洲人在南部的传统贸易路线,是维京人自北而下,一路劫掠,同时打通了北路贸易,使欧洲免于彻底的封闭,甚至跨越大西洋,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到达了加拿大的纽芬兰。在轻舟远袭、与变幻不定的世界进行全球化的互动过程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同舟共济精神,就成了效率的基础。这种社会运行的逻辑不是赢者通吃、让强者凌驾于弱者,而是互相扶持,生死与共,群体成功是个人成功的基础。

     据说中世纪一位法兰克的使臣要求见维京人首领时,维京人的回答是:“我们都是首领。”今日的北欧社会,虽然跟维京人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是,“我们都在一起生存”的同舟共济精神仍然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所以,尽管北欧政治中也有自由派、保守派的左右之争,但双方都赞同通过政府削平贫富的政治哲学。而整个经济,也能够在这种政府参与创造的平等基础上产生令人生畏的效率。

     当然,北欧模式在目前的大衰退中也遇到了深重的危机。失业率的增高,使福利负担加重。移民、人口老化等,都是长期的严峻考验。但在当下,美国、欧洲、日本无处不是危机。相比之下,北欧的前景恐怕更乐观些。深陷困顿的欧盟,在改革主流“社会模式”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参照美国的“市场模式”和北欧的“福利模式”。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福利模式”似乎更有希望些。无怪乎一些学者根据北欧的经验,提出了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大政府的理论。至少,丹麦、荷兰“灵活安全”的原则,为我们思考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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