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福利国家为什么不会养懒人？
2017/10/17 思想潮
编者按：北欧人还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当你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时，表现往往要好得多。所以，当一个社会支持你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而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时，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当你知道自己失业后会得到帮助，而不是扛着“懒人”的恶名时，你就不会誓死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已无竞争力的工作，而更愿意冒险去学习新的东西、寻找新的职业。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作者薛涌系旅美学者。
福利国家为什么不会养懒人
▌摆脱美国式心态
为什么会如此？要理解这样的现实，就必须摆脱美国式心态。在这次大衰退中，美国右翼电视网福克斯新闻制作了一个节目，主题就是福利养懒人。福克斯的记者先采访领福利救济的人：“你为什么要来领福利？”“因为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位回答者，脖子上还打着固定石膏，显然行动不便。接着，电视上用地图展示，就在这个救济站周围，有着许多工作。记者还去采访周边的饭馆，有位老板称需要九个人帮忙，但找不到人。记者甚至不愿意问一下那些排队的人：是否有残疾？是否是单亲母亲有几个孩子照顾无法脱身？记者马上采访《华尔街日报》的经济学家，大谈福利养懒人。难怪G.sta Esping-Andersen 指出，在美国这样的“市场模式”中，虽然也有福利，但领福利本身就成了人生的污点。福克斯新闻把一长队领福利的老百姓都当成好吃懒做的典型，公开在电视上展览了出来。
这种做法，在北欧的“福利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不错，福利确实可能会养懒人，北欧人也不例外。一个经典的例子出现在瑞典。虽然瑞典人的健康和运动才能是有名的，但有相当多的瑞典人，包括一些年轻人，因为健康原因而工作缺勤。1992年，卫生部长修改了规则，让那些病休的人在缺勤的第一天不能领工资。顿时，许多人的病马上好了，缺勤率急跌。于是有人称：这位卫生部长实在应该得诺贝尔医学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针对“养懒人”、“搭便车”这样的问题。
但是，北欧人还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当你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时，表现往往要好得多。所以，当一个社会支持你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而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时，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当你知道自己失业后会得到帮助，而不是扛着“懒人”的恶名时，你就不会誓死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已无竞争力的工作，而更愿意冒险去学习新的东西、寻找新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全民福利增强了公民之间的信赖感，而信赖创造效率。所以，尽管“福利国家”有着能“养懒人”的福利，失业率却很低。丹麦1990年失业率为7.2%，到199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时一度接近10%，但1995年就降到6.8%，2008年为3.4%，此时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5.8%。到2010年大衰退中，丹麦的失业率也不过7.5%，美国则为9.6%。
从长时段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以前，失业率低一直是“福利国家”的特点。瑞典的失业率在1989年曾达到1.3%。这么低的水平几乎等于全民就业。只是到了90年代经济危机，失业率才扶摇直上。但经过痛苦的改革，这些国家都已经使失业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以下。从2012年9月所能获得的最新统计看，“福利国家”的失业率都比美国低。难怪一些分析家说，在失业率低的情况下，福利的慷慨并不会造成财政问题。毕竟很少人需要失业福利，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纳税。2005年，丹麦花在失业福利和再就业计划上的钱占GDP的4.2%，瑞典为2.5%，这是相当慷慨的开支。但是，只要GDP这张饼能做大，只要失业率能够降低，这样的开支就是值得的。
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职工，并不是简单地在就业与失业两者间循环。一旦失业，他们往往进入再就业计划和终身教育体系进行培训，这就使继续教育或终身教育成为立国之本。在25～64岁的丹麦人中，有30%以上在过去的四周内接受过职业培训，而27个欧盟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9%。
▌安全不意味着呆在原地
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北欧“福利国家”表现得格外有竞争力。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预测，全球化进程使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锐减，这将不成比例地冲击北欧这种小型发达国家。但事实恰恰相反，北欧“福利国家”面对中国、印度的崛起显得非常有竞争力，反而是美国一派风雨飘摇的景象。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福利国家”长期以贸易立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镶嵌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把劳动力素质作为竞争的本钱，而不死守具体的产业。所以，在产业结构转移的惊涛骇浪中，旧企业一个个倒下，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职工不断下岗，不断再就业。
这样的动荡，对大多数国家的职工来说相当痛苦，但北欧特别是丹麦的职工则无所畏惧。在他们看来，失业意味着去上学，提升自己的技能，在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中找更好的工作。这就使北欧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全球化的竞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中都引起了恐慌，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北欧的选民则压倒性地支持全球化。几年前的民调显示，80%的瑞典人认为外贸增长有利于国家。2007年有70%的丹麦人把全球化视为“独特的经济机会”，而持同样态度的欧洲人仅为40%。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莫过于丹麦工会联盟主席2007年卸任时的致辞：
我年轻的时候，安全意味着有一个好的、稳当的工作。这并不很令人兴奋，但很安全。这种安全，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涌现而消失了。安全不是绝望地试图把住一辈子唯一有的一份工作。安全意味着当你听到董事会要外包的谣言时仍然很淡定。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你有着非常牢靠的技能，如果旧的工作转移到别地，你很快能找到新的工作。安全并不意味着能够呆在原地，安全意味着能够前进。这恰恰是我们通过训练和教育而为每个职工所创造的新的安全观念。
用两位学者Thomas Bredgaard 和 Arthur Daemmrich的话说，在这里，福利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有数据表明，在欧洲，丹麦、瑞典、芬兰的工人是最不怕失业的。事实上，80%的瑞典人和75%的丹麦人称换工作使自己受益。这个比例在欧盟仅为40%。“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更加进取、好学，更喜欢冒险，这就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更有适应力。举例而言，丹麦、芬兰和瑞典的贸易，上世纪60年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0%上下，到2000～2005年，则上涨到70%或接近90%的水平，经济变得开放得多。
在七八十年代，瑞典的出口以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产品为主。但最近10年则变身为高科技的竞争者。瑞典汽车业的生成率，在90年代初期比日本低20%，进入21世纪则与日本并驾齐驱，并比美国高出5%。这一切，都说明了北欧国家对全球化的适应能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维京人的习俗上。维京人的传统对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来说，最多不过是个遥远的传说，很难产生深刻的塑造作用。新教改革的传统，恐怕具有更为真实的影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维京人的传统对于解释当今社会，仍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维京人的社会是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又是个极具冒险精神、以贸易为立身之本、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社会。
当年阿拉伯人控制了地中海，切断了欧洲人在南部的传统贸易路线，是维京人自北而下，一路劫掠，同时打通了北路贸易，使欧洲免于彻底的封闭，甚至跨越大西洋，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到达了加拿大的纽芬兰。在轻舟远袭、与变幻不定的世界进行全球化的互动过程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同舟共济精神，就成了效率的基础。这种社会运行的逻辑不是赢者通吃、让强者凌驾于弱者，而是互相扶持，生死与共，群体成功是个人成功的基础。
据说中世纪一位法兰克的使臣要求见维京人首领时，维京人的回答是：“我们都是首领。”今日的北欧社会，虽然跟维京人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是，“我们都在一起生存”的同舟共济精神仍然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所以，尽管北欧政治中也有自由派、保守派的左右之争，但双方都赞同通过政府削平贫富的政治哲学。而整个经济，也能够在这种政府参与创造的平等基础上产生令人生畏的效率。
当然，北欧模式在目前的大衰退中也遇到了深重的危机。失业率的增高，使福利负担加重。移民、人口老化等，都是长期的严峻考验。但在当下，美国、欧洲、日本无处不是危机。相比之下，北欧的前景恐怕更乐观些。深陷困顿的欧盟，在改革主流“社会模式”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参照美国的“市场模式”和北欧的“福利模式”。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福利模式”似乎更有希望些。无怪乎一些学者根据北欧的经验，提出了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大政府的理论。至少，丹麦、荷兰“灵活安全”的原则，为我们思考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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