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官僚机构行为的一个极致案例
2018/1/30 思想潮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度是理性行政的表现，有利于国家机器的合理运作。而中国古代自秦以后便长期保持着一套庞大精细的官僚制度，正是这套官僚制度维系着皇权的统治，也引导整个社会的运行。可以说，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也塑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基本面貌。

     但在本文作者看来，官僚制度特别是依附其上的官僚机构，其运行逻辑在既定规则之外，还有一套不为外界所知悉的隐性算计。更可怕的是，在这种隐性算计的作用下，官僚机构极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庞然大物，肆意为恶。本文转载自“学经济家”微博，仅代表一家之言，欢迎读者留言参与讨论。

     官僚机构是社会和大型组织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骨架，也是招骂最多的，不分古今中外。不仅是外部人骂，身处其中的人也是满腹牢骚，连驾驭官僚体系的首脑也都头痛不已，但几百年来，似乎又都没什么好办法。

     药方开不对，除了原本寄望过多以外(本来就不能指望着骨架太有弹性)，也是因为极难梳理。官僚们的算盘并不亮在明处，而是在遵守法律、服从上级、考虑公共利益、顾忌舆论批评、尊重其他官僚机构的权限等种种夹缝中悄悄生长。他们绝不会公开说，上级和公众得到了好处，我们承担了辛苦和骂名而没有升迁、分红，这不公平；所以要盘算着扭曲战略规划、目标考核、文件规定，对某些命令加码执行或者拖延不理，其实是为了扩大预算和编制，方便升迁和寻租，减少工作量或者降低问责风险等，最终得到补偿。

     官僚的逻辑隐藏的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没有老同志提点，内部人摸索出每个团体每个层级的大概门道时，已蹉跎半生。那么外人，就更是难以系统化、条理化的研究和理解。

     不过，还真有这么一个极端案例，一个几百人的小群体，没有特别出众的理论家、英雄人物或者独裁者，从完全掌控了一个部门开始，逐次突破了法律、政府、政党、舆论以及其他官僚机构的大多数约束，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它的算法和后果，非常适合入门解读。

     先说案例的后果。他们扭转了一个正常国家的战略，控制了它的神经中枢，最终导致数千万人死于战火，改变了几亿人的历史进程。估计《权力的游戏》或者《哈利波特》的编剧，听到这里多半会说，扯什么呢，一群无名之辈就这么决定国民命运、历史进程？

     可惜，官僚机构的行为逻辑，往往真的是决定性的力量。流行的英雄传奇、忠奸善恶、历史规律、阶级斗争、一盘大棋，反倒类似于巫医瞎搅和。

     这个案例，就是旧日本陆军大学校。说的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模仿当时最牛的日不落帝国，包括海军体系。只有陆军体系例外，因为德国刚赢了普法战争，击败了原来陆上第一强国，很自然就选了德国陆军当老师。

     选了最好的老师，自然也得挑最好的学生。只允许毕业成绩前20%的士官生报考，前十几年招生都是十名左右，后来定在60人但经常只招四五十人，宁缺勿滥。

     既然是最优秀的毕业生模仿最先进的老师，那自然陆军所有的位子，参谋、军官、军令、军政、培训，全都要让出来给这些毕业生，只根据毕业成绩、年份、战功来升迁，务必把什么政治干预、任人唯亲、外行管理内行的漏洞，一开始都尽量堵上，连政府内阁也没多少权力过问和干预。

     起初这套系统运行很好，日本陆军的现代化没掉链子也没分裂成八旗、湘军、淮军、新军等派系。但有了20多期四五百个毕业生之后，问题出现了：每年还有四五十位要毕业，但陆军系统高层已经全部都是校友，没好位子可给了。

     但这些人又无处可去，日本大多数领域都追随模仿英国，这些留德派离开陆军毫无优势。组织行为学里，当成员缺少横向流动性时，每个人都更倾向于隐忍或者对抗，而不是另谋他就。

     既然无法外部流动，那也可以内部竞争倾轧。但问题又来了：太熟了不好下手。如果每届学生一两千人，那谁管谁啊。可是陆大前十几年总共只有100多学生，刚好一个邓巴数；后来每届四五十人，学制三年，刚好也是一个邓巴数，小团体非常团结。

     (注：邓巴数是指人们知根知底、新人协作的人数上限不超过150人，超过自动分开圈子。和同时能高效管理协调的下属副手不超过7位一样，都是人脑的生物算力限制。这两个数字在组织行为学中非常重要。)

     那怎么办？对小群体而言最佳策略，只能是想办法造更大的饼。陆军们就默会的集体鼓动扩军，编制报告，严密论证扩充陆军事关国运和全体国民的安危，足以打动和说服几乎所有人。但老练的政客们没那么容易蒙过去，他们知道日本毕竟是个岛国类似英美，只要保证海军实力远胜于中俄，就可以安全的闷声发财，陆军去预谋“满蒙生命线”独占更多中国利益，属于惹事放火乱花钱，还会招致列强杯葛甚至翻脸，就各种拖延和拒绝。

     拖到了1912年，这帮人终于耐不住，陆军大臣故意辞职，迫使内阁倒台换人，新内阁不得不增加亲陆军的势力。

     到一战时，盟友大哥英国吃紧，日本海军作为徒弟乐意前去帮忙，但陆军就不愿承认自己的德国老师会输，也不肯去拼命，理由当然也有的是，没必要白白流自己青年的血。政府高层也含混过去，盯着陆军更感兴趣的中国和苏联远东，谋取特别利益。这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认为日本贪利无义不可信，战后强烈要求英日同盟解散。

     如果，在1882年组建陆军大学校时，是师从英国，或者模仿美国西点军校，招收几百上千学生，且入学需要凭借议员的介绍信，以此把军人的忠诚和感激从统帅分流到议会呢？那么一战时陆军也会整体亲英，同一战壕流血奋战之后，英美日同盟几乎就顺水推舟而且很难击破了，德国和苏联也不敢贸然挑衅这个秩序。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一战后看似日本独得了许多亚太的利益，但维系也只能全靠它自己，这最终会拖垮它。

     可陆军官僚集团哪管这些。更多军官毕了业，像是皮球里充了更多的气，而战后裁军的压力又强行要压缩它，多年的压抑和不解，导致他们集体仇恨现实体制，寻求另一条路线，还用各种小动作扭转局面，比如抵制1925年裁军，或者陆军头脑带着300万日元(约等于现在300亿日元)经费，去拉拢最大的政党并成为党魁。

     缓慢的争夺和渗透拉锯几年后，议会政府一方又遭遇重击。1929年大萧条和美国的关税法案，导致日本的贸易和就业剧烈萎缩，农村大量出现吃不饱饭、卖儿卖女的情形，国民对宪制的信心跌倒冰点，绝望的期待着改变。

     正式的翻脸，就是我们熟悉的九一八事变。按照军法，陆军总部应当把策划事变的军官逮捕审判并枪毙。但军部官员们没有谁想这么做，有也不肯出声、出头，自己冒着哗变和镇压的风险去为国填坑，集体默默护短，把球踢给了政府。从组织行为学看，这是官僚集团已经正式“宣战”了，虽然是无声的。

     时任内阁只能辞职，新上台的首相拒绝承认关东军扶持的伪满洲国，还计划清理陆军中的桀骜之徒，结果惨遭刺杀。后一届内阁只能赶紧承认了事，其他机构的官僚也醒过神来，违逆会有血光之灾，顺从则能至少自保，卖力则有望加官进爵，演化树上点起了一座新的灯塔。到国联谴责日本时，外交官干脆声言退出，回国后被当作挑战国际霸权的全民英雄欢迎，没人在乎他们曾死亡几十万父兄才换来的大国地位摔成碎渣，沦落成街头混混。

     陆军大获全胜，唯一的问题是，上次没能执行军法，结果再也无法约束更年轻的军官们的冒险了。你们搞出事变来能加官进爵，要惩罚我们的话，谁惩罚你们？七七事变的“不扩大方针”几天就作废，淞沪抗战的“限定作战圈”也无人理睬；到美国制裁后，又拒不撤军– 其实已经没人敢命令撤军、启动和谈了，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背后都会有枪响，装作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唯求自保。

     而演化总是在约束条件下层层递进的展开。当唯求自保成为新的默认玩法时，无法无天的家伙们又获得了竞争优势，演出了一幕幕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剧、恐怖剧，即使每一篇都用爱国、必胜的大词罩着。原子弹轰炸后天皇宣读了投降公告，仍有一伙陆军杀进皇宫试图阻止播出。

     当然，上述说的只是最重要驱动线程的最粗略大概，其他组织比如皇室、海军、各派政客、媒体、国民情绪等的对抗、竞争、分化、妥协、附和等演化线程，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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