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忽悠”最常见？
2018/3/31 思想潮
2017年12月，总 书 记就新华社一篇文章作出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其中，官场“大忽悠”就是形式主义最典型的表现，也是危害极其严重的现象。
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不干实事，但是特别会吹会拍”(70.02%)、“嘴上功夫远远强于动手能力”(68.46%)、“有一套缜密的忽悠话语体系，总能自圆其说”(67.07%)，是公众认为官场“大忽悠”的主要特征。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 2018年2月上，上篇作者刘俊生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下篇作者张鸣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导。
什么样的官场“忽悠”最常见
刘俊生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忽悠”文化在当代官场上有种种表现。就“忽悠”对象而言，不外乎对外“忽悠”民众，对内“忽悠”政府“自己人”，包括“忽悠”上级、“忽悠”下级和“忽悠”同级，或者兼而有之。就“忽悠”内容而言，则花样繁多。有人总结出十种典型官场政治秀：
一是诸如“面子工程”之类的政绩秀；
二是逢“听”必涨的形式主义听证秀；
三是政绩宣传的承诺秀；
四是华而不实的制度秀；
五是明批腐败暗捞财的清廉秀；
六是身在心不在的微博秀；
七是仅把人民挂在嘴上的亲民秀；
八是可以与古代帝王将相玩蛐蛐儿相媲美的才艺秀；
九是修改年龄、扭曲干部年轻化政策的年龄秀；
十是用公款交学费、由秘书代写论文的学位秀。
而官场“大忽悠”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
弄虚作假型，即靠假数字充成绩、以假材料欺上级、造假成果盗荣誉；
浮夸包装型，即把纸上当成行动、把规划当作完成；
造势“忽悠”型，即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自夸，吹一当十、吹小变大、吹点成面。
群众因此讥讽：“会做的不如会说的，会干的不如会写的，会抓的不如会吹的。”“忽悠”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当代官场文化。
“数字忽悠”是一种最常见的“忽悠”方式，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
在众多官场“忽悠”方式中，最常见的就是“数字忽悠”。“数字忽悠”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也最令人痛心。“数字忽悠”是一种最全面的“忽悠”方式，既可以“忽悠”全国人民，也可以“忽悠”各级政府及领导人。
“数字忽悠”的内容不胜枚举：有经济数据造假，如GDP造假、物价指数造假等；也有环境指数造假，如一氧化碳指数造假、二氧化硫指数造假等；更有甚者造假事故死亡人数，如火灾死亡人数造假、矿难死亡人数造假、洪灾死亡人数造假、地震死亡人数造假等。
典型事例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发生的特大透水事故。当时有81名矿工遇难，然而事故发生后，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矿主与当地腐败官员勾结，隐瞒事故真相长达半个月之久。当时，南丹县委书记、县长、主管安全生产的副书记、副县长作为当地领导干部，没有到现场组织抢救遇难矿工，而是躲在办公室里与事故企业里应外合、密谋策划隐瞒事故，不上报、不公开、封锁消息。
他们一边“忽悠”民众说矿上很安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一边“忽悠”市、省、国务院，数次上报市、省、国务院安全生产部门说该县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更没有导致人员伤亡。
在透水事故发生半个月后，经过《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获得真实情况并上报后，人们才知道真相，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即便此时，县委书记仍然在说：“今天我到现场看了，很平静，没有一点发生事故的迹象，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接到任何事故的文字汇报，自治区、地区和县里反复组织调查，也是这个结果。”
可见，造假“忽悠”百姓和政府已经到了愚蠢的地步。
会议成为官场“大忽悠”“忽悠”民众的主要场所
在众多官场“忽悠”方式中，“会议忽悠”是一大“特色”。会议本来是集体沟通的一种方式，但一些会议不是为了讨论问题，不是为了协调工作，而成为了党政官员的政绩秀场或演说秀场，成为“忽悠”民众的“忽悠场”。
个别党政官员会上大谈工作成就，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言或者一语带过；会上大谈政府战略构想，彰显自己为官一任的雄心壮志，却没有任何具体实际措施；会上大谈应该做什么，但却不讲如何去做；会上大谈社会主义民主，私下却独断专行；会上大谈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私下却视法律为空物；会上大谈人人平等，私下却对弱势群体不闻不问；会上大谈反腐倡廉，私下却收受贿赂；会上大谈人民至上，私下却视百姓为草芥；会上大谈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私下却设租寻租，等等。
举例而言，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内设机构领导梁家禄严重违纪，北海市纪委在该局召开全体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水产畜牧兽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全彪在会上连连表示“歉意”，“梁家禄出事，我作为一把手有责任，没管好干部、带好队伍”，并痛斥腐败现象，说腐败不得人心，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破坏了党的形象，表示局里今后要将反腐倡廉教育摆在工作的首位。但就在这次为梁家禄而开的会议中，北海市纪委工作人员宣布，陈全彪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陈全彪在这次“请君入瓮”会议上的讲话，成为了他结局的最大讽刺。
一些党政官员在会上讲空话、套话、废话习以为常，既“忽悠”百姓，也自欺欺人。清代小说《镜花缘》讲述了一个“两面国”的故事，那里的人长着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一张是慈眉善目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凶狠阴险的恶脸。官场“大忽悠”就是这样的“两面人”，当面慈眉善目，背后凶狠阴险。
优良作风要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彰显在久久为功的行动里
官场“大忽悠”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究其根源，无非是官员个人利益或单位利益在作祟，其背后反映的是思想不纯、信仰不在、品德不善、作风不良。无论是官员通过花瓶似的“形象工程”“忽悠”民众、用歌舞升平假象隐瞒重大责任事故，还是通过大唱赞歌“忽悠”上级、用“踢皮球绕道走”“忽悠”同事或同级部门、找人代填巡视调查问卷“忽悠”上级巡视组等，都是如此。官场“大忽悠”，败坏党风政风，损坏政府形象，耽误工作落实，损害群众利益，害人害己，影响极坏。
身为政府官员，要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要将职责使命铭记于心，行使公权要如履薄冰，不能心存侥幸、企图瞒天过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心中总有一杆秤，“大忽悠”自以为演得成功，因“忽悠”了他人而洋洋得意，实际上最终可能只是“忽悠”了自己。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不能靠“忽悠”，必须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作风实起来、袖子撸起来、身子扑下来，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解难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打铁必须自身硬。政府官员唯有固本培元、坚定信仰、牢记使命，尊重法律、敬重人民、求真务实，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敢于担当，方是为官正道。
优良的作风不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而应该内化于心、见之于行，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彰显在久久为功的行动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
谁在“忽悠”领导干部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导
官场“大忽悠”的四层包围者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广东人所谓的“猛人”，即既有权势、也有本事的能人。有“猛人”，就一定会有包围“猛人”的人，“猛人”要什么，就给什么。包围者在“猛人”面前呈现一副老实乖巧的面目，一个“猛人”垮了，再去包围另一个。可以说，今天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都是“猛人”，而是“猛人”，自然就会有包围者。只要发现了目标，包围者就会从各个方面涌过来，“任你是钢筋铁骨，也不愁融化不了”。
第一层包围者是领导干部的同级和下级。官场不正之风的形成，已非一日。一些“老虎”“苍蝇”已锒铛入狱，但他们养成的阿谀奉承的风气，却依旧在腐烂发臭。自古以来，凡是阿谀奉承之徒，都是有所图的。阿谀奉承的人多了，就很容易把他们逢迎的对象带到沟里去。
第二层包围者是领导干部的亲戚朋友。之所以排在第二层，是因为这些人的“忽悠”程度远没有第一层那么强，但是由于关系密切，这群人的“忽悠”往往很到位。一般人亲戚朋友、同乡同学都不少，只要亲友圈子里哪个发迹了，大家都会围上去。而事实上，很多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都与管不住家人、管不住亲友有关。有些亲友甚至打着领导干部的名义进行“忽悠”，而领导干部由于对亲友心存“不忍”，从纵容到默许，最终害了自己。
第三层包围者是商人。商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商人的“忽悠”也是非常厉害的。自古以来，真正擅长“忽悠”的，恰恰都是商人。典型的例子就是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走私案——“远华案”的大走私犯赖昌星。赖昌星常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熟悉赖昌星的人说，他很注意揣摩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好，“只要领导有‘爱好’，他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
由此可以看出商人“忽悠”的影响力。现在的商人，好多都是读书人，而且很多都是读书人中的精英。他们不仅了解领导干部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更知道领导干部的个人爱好。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敏感，说出的话句句打到你的“痛处”，不由得让你点头。不可否认，老实商人是占大多数的，但奸商也是有的。
第四层包围者是专家学者。现在跟古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古代的“猛人”遇到大事有可以咨询的对象，基本上除了朋友，就是幕僚。而现在的社会，讲究用“外脑”，比如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教授。一些专家学者喜欢揣摩领导的意图，领导咨询，就按照领导的意思来讲，即使相关政策有瑕疵，也绝口不提。这些专家学者也是典型的“大忽悠”。
治理官场“大忽悠”需要领导干部善于接受批评意见
官场“大忽悠”之所以大行其道，最关键的就是四个字：上有所好。近些年来，有的领导喜欢溜须拍马的人，专门提拔一些这样的人在周围，导致官场“大忽悠”产生、泛滥。而也有一些领导，原本对“大忽悠”是有所警惕的，清楚阿谀奉承的坏处，也明白什么叫做“忽悠”，但是在“忽悠”的氛围下，不知不觉间便走上了歧路。
近些年开始流行一个概念，即“正能量”。中国人为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标签。事实上，说成绩，说正面人物，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把一些明显溜须拍马、夸大其词的歌功颂德也说成是“正能量”，那就有问题了。有正也有负，在“正能量”流行的同时，“负能量”也在流行。可怕的是，一些批评意见也都被划入“负能量”的范围。如果召开专家咨询会，所有人讲的都是领导干部爱听的，那么这种咨询会有什么效用呢？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在领导人民长期革命、建设与发展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党获得取之不竭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习 总 书记强调，“对中国 共 产 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国 共 产 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有提倡接受批评意见的指示。
作为人，喜欢听好听的、喜欢人家恭维，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但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要克服这种人性的弱点，要主动接受批评建议。虽然说有些批评意见的确动机不明，但如果把批评意见按照动机来加以分别，动机良好的接受，动机恶劣的封杀，那么就会封杀所有的意见。因为人的动机很难凭自己的主观印象判断，为了更好地改善工作，接受批评意见、容忍一点恶意，其实无伤大雅。事实上，有时候公开提出意见，总比背后搞事情要好。
当然，逆耳的不仅是忠言，也有恶言恶语。但是，如果连恶言恶语都能容忍，就会换来更多的忠言、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历史证明，真正的建设性意见有时也会存在于刺耳的批评之中。最关键的是，对于一个负有历史责任的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善于接受批评意见，才是阻止和抑制“忽悠”的利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善于接受批评建议，才能不断加以改正和改进，才能促进自身的进步。总而言之，官场“忽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传染病，治疗这种病的良药，就是善于接受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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