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盛世”更需要“危言”
2018/8/26 1:12:47 思想潮
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经过长达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现了一个“盛世”。但他的思考是，怎样让这样的“盛世”长盛而不衰，怎样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为中国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
本文作者为马勇为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载于作者博客2014年10月27日。
“盛世”更需要“危言”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盛世”，但没有一次盛世持续百年，更不要说长盛不衰。相反的例子却是，每一次盛世都伴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盛世之后的衰落，往往就是那个朝代终结的开始。这或许是中国王朝政治“兴、盛、衰、亡”四部曲的规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规律，在农业文明——帝制时代似乎始终找不到出路。到了近代，商业文明渐渐兴起，人们开始从比较的眼光重新思索这个问题，方才渐渐悟出不一样的道理。这方面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例证，就是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
郑观应的一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又生在著名侨乡广东香山，病逝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或曰第二年)，他的一生几乎与近代前期相随始终，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错失”的二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洋务三十年的直接参与者。甲午战后，介入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国体变更，民国建立，郑观应逐渐淡出现实舞台，专注于教育。
纵观郑观应一生，就其职业定位，主要是一名从买办到洋务，到资本家的过程，是一名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范的成功商人。大约三十岁时，郑观应开始参与外资大企业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管理，又是国营大型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织布局等主要合伙人、参与者，他拥有丰富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深得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臣赏识、信赖，不断被委以重任，他渐渐由体制外买办、商人被吸纳至体制内，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红顶商人”之一，为近代中国洋务新政重要实践者、见证者。
与三十年洋务新政其他参与者稍有不同，郑观应一方面为中国踏上现代化道路感到庆幸，以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一定能将中国引领至与东西洋各国一致而又别致的现代化轨道。洋务三十年的成就前无古人，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的苦涩回应，也是大致合格的回应。不过，郑观应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中国的进步，一直对中国艰难、迟缓转身抱有一种惋惜。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郑观应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路说：“余经营商业五十年，究心当世之务，颇知其中利弊。素性愚憨，夙夜在公，艰辛备尝，于世无补。特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凡有关大局利病者，罔识忌讳，上书当道，尽所欲言。”(《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很显然，郑观应不仅是近代中国商业经营的实践者，而且对国家大事、世界潮流天生敏感，具有无穷的兴趣，是一个乐于表达、善于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人。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积极的政治发言让郑观应很快跨出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名流圈子，为他带来极高的社会声誉。这是郑观应政治著述换来的成就，也成为郑观应毕生持续著述不断、思考不停的精神动力。
▌“为时务切要之言”
据郑观应本人回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其二十几岁，其作品结集为《救时揭要》。《救时揭要》为郑观应作品系列中的第一种，对此作品的著述年代，现在的研究者并不认同郑观应的自述，以为郑观应有“倒填日期”自我标榜的嫌疑。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救时揭要》的文本，郑观应的说法大体可信，因为《救时揭要》只是一部短文集，其结集或许在1873年前后，但其中一些短文的写作、发表，肯定早于这个时期，约在郑观应进入上海商圈不久。
在《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分别讨论了贩卖华工问题、鸦片问题、救灾恤贫问题、慈善问题、航运问题、溺女婴问题等，无不切合当时社会实际，同时对症下药，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救时揭要》为郑观应赢得了商圈之外的名声，也激励他在此后几年持续思考，“盱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愁积愤”(王韬：《易言序》)。郑观应另著有《易言》一书，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组织，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在经济上，郑观应《盛世危言》并不讳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期待，以为一个健康的近代工业、商业无法由政府包办。自由贸易、商战都是资本、商业本身的较量，政府应该从重商主义立场给予保护、支持，但绝对不可以取而代之。
《盛世危言》的问题意识在“盛世”，在“危言”。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经过长达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现了一个“盛世”。但他的思考是，怎样让这样的“盛世”长盛而不衰，怎样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为中国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郑观应的结论不言而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一定要有容纳“危言”的雅量，一定要从“危言”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构体制。
1894年，《盛世危言》初版刊行。那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国不敌东邻小国日本。第二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中日讲和条约》在马关签订，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知耻而后勇，中国的变革由此重新起步。三天后，1895年4月20日(三月二十六日)，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郑重推荐给了光绪帝，以为《盛世危言》“广学校以造人才，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究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邓华熙：《为时事艰难亟宜补救谨陈管见敬录书籍进呈吁恳乾断实施建新猷以维积弱恭折仰企圣鉴事》，《盛世危言》卷首)
得读《盛世危言》的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也盛赞郑观应这部书“为时务切要之言”，“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盛世危言》彭序)
亡羊补牢，未为太晚。在此后数十年政治变革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无不受到郑观应思想的恩泽，无不从《盛世危言》中获得启迪。书比人长寿。知道郑观应的人或许越来越少，但《盛世危言》所表达的忧世情怀，却像屈原的《天问》一样传之久远，成为中国人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附：
《盛世危言》自序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亡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八卷本增：诚中的之论也。〕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十四卷本增：《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扭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八卷本增：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编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磬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END-
推荐★★★★★
晚清四书套装：觉醒+维新+国变+革命
马勇 著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思想潮小书店看看这本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思想潮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