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
2018/9/11 23:45:14 思想潮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作为当今评书四大家之一,单田芳以其独特的嗓音和表演方式备受听众欢迎,在全国拥有大量的粉丝。其代表作品《白眉大侠》、《三侠五义》、《童林传》等众多评书至今仍然在全国各个电台的广播里循环播放。

     9月11日下午3点30分,单田芳先生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2010年《新京报》曾采访过单田芳,相对完整地还原了先生的一生。文章标题系编者所拟。

     四海为家人生就一个“熬”字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 单田芳76岁,说了55年评书,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现在他出了本自传《言归正传》,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伪满洲国、民国,到新中国,民间艺人颠沛流离,四海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少年 乱世求生是学问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下不了一个好词: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现在人说,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就互相唠嗑,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这话有道理,也是众多道理之一,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

     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

     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妇,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不该你死你就没死。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

     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噩梦 四海为家苦漂泊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

     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辉煌 两世为人念故乡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以前说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不知道奴隶是啥样。经历一番苦难,噢,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就是奴隶,变相的奴隶。

     我人到中年,对党、对人生充满激情,感觉像个小孩,一切从头开始。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就是有奔头,心里头痛快。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

     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

     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

     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讲起过去的事儿,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

     回眸 言归正传话平生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

     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建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

     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

     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帮”迫害至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经历“文革”、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附《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前言

     我生于1934年农历11月11日,属狗的,后来在实行身份证的时候可能由于工作人员的马虎,竟变成了1935年11月11日,属猪的。

     为此我曾经找过他们,说他们写错了,工作人员却回答说:“我们换算过你就是属猪的,11月11日生,错不了。”

     我一想少了一岁就是年轻了一岁有何不可呢?这也算捡了个便宜吧!所以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我早就想写一本自传把我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如实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又有一种自卑感,充其量我是一个平民百姓、草根艺人,有什么值得写的呢?自传是属于英雄豪杰的,我既无丰功伟绩,又没有叱咤风云的事迹,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左思右想又放弃了写自传的念头。

     1978年我被落实政策之后重新回到曲艺团工作,京剧团的团长陈强(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的父亲)和一个姓万的编剧找到我说要把我的评书《三侠五义》改编成京剧连续剧,我欣然同意了。

     此后他们每天都到我家来,由我给他们讲述三侠五义的故事,他们边听边记。除了工作之外我们无话不谈,我向他们讲了许多我个人的经历,那个姓万的编剧非常感兴趣。

     他对我说:“你应该写本自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我说:“我没有时间写。”他说:“我可以给你帮忙。”

     1983年在公房分配时我跟万先生变成了邻居,这下机会来了。在业余时间万先生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口述他笔?,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有一点儿误会我和我老伴儿把万先生得罪了。

     当时鞍山曲艺团有两家安了电话,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私人安电话的极少极少,所以万先生经常到我家来打电话。说起万先生也是知情达理之人,但做事也欠考究,有时半夜敲门来打电话,有时午睡时来打电话,长此以往我老伴儿就不高兴了。

     有一次万先生又来打电话被我老伴儿拒之门外,为这件事我和我老伴儿还大吵了一顿,我说:“你这不是平白无故得罪人吗?”我老伴儿说:“安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天天搅得人心神不宁!”

     我想找万先生解释一下,可是万先生真的生气了。见着我的面连理也不理搭也不搭,我刚要说话他把脸一歪转身走了。当时我也很生气,我心想此人度量太窄小了,此后他见着我也不言语,我见着他也不言语,形同陌路互不理睬,写自传的事自然就泡汤了。

     时光到了1996年,我在北京红庙创办了单田芳艺术公司,我的邻居是个作家叫奚清汶,哈尔滨人,我们俩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男人和女人一样,处近了就无话不谈,我又自觉不自觉地谈了我的身世和经历,奚清汶听后大吃一惊如获至宝,他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自传,现在赵忠祥倪萍都在写自传,刘晓庆也写自传,我都看过,绝对没有你的经历这么精彩。”

     我说:“我天天给中央电视台录像给北京电台录音,哪有时间写啊!”

     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写。”

     我说:“我打算有了时间静下心来自己写,因为我的自传只有我最清楚。旁人写虽然好,无异于隔靴搔痒。”

     奚清汶说:“兄弟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写好。”就这样我俩达成了协议,有时间我就口述,他就用录音机录下来。

     到了1997年自传初步完成,题目是《单田芳说单田芳》(磨难篇),他给我读了一遍,我觉得不太满意又让他重新做了修改,修改稿我还是不太满意,虽然书是印出来了但没有发行,只留作馈赠朋友的礼物。

     我自己暗下决心,等几年之后还是由我自己写吧,还是那句话,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写出的东西才最真实。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十三年过去了,我已经七十有六,再不写恐怕就没这个机会了,虽然我现在依然很忙,我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部分时间写了这本真正的《单田芳说单田芳》。

     在没有写作之前我考虑了回忆了不下百余次,究竟从哪里下笔才合适呢?说书人讲究有始有终,水有源树有根,还是从头说起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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