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
2018/9/11 23:45:14 思想潮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作为当今评书四大家之一，单田芳以其独特的嗓音和表演方式备受听众欢迎，在全国拥有大量的粉丝。其代表作品《白眉大侠》、《三侠五义》、《童林传》等众多评书至今仍然在全国各个电台的广播里循环播放。
9月11日下午3点30分，单田芳先生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2010年《新京报》曾采访过单田芳，相对完整地还原了先生的一生。文章标题系编者所拟。
四海为家人生就一个“熬”字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 单田芳76岁，说了55年评书，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现在他出了本自传《言归正传》，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伪满洲国、民国，到新中国，民间艺人颠沛流离，四海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少年 乱世求生是学问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下不了一个好词：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现在人说，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就互相唠嗑，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这话有道理，也是众多道理之一，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
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
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妇，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不该你死你就没死。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
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噩梦 四海为家苦漂泊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
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辉煌 两世为人念故乡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以前说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不知道奴隶是啥样。经历一番苦难，噢，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就是奴隶，变相的奴隶。
我人到中年，对党、对人生充满激情，感觉像个小孩，一切从头开始。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就是有奔头，心里头痛快。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
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
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
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讲起过去的事儿，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
回眸 言归正传话平生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
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建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
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
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帮”迫害至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经历“文革”、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附《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前言
我生于1934年农历11月11日，属狗的，后来在实行身份证的时候可能由于工作人员的马虎，竟变成了1935年11月11日，属猪的。
为此我曾经找过他们，说他们写错了，工作人员却回答说：“我们换算过你就是属猪的，11月11日生，错不了。”
我一想少了一岁就是年轻了一岁有何不可呢？这也算捡了个便宜吧!所以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我早就想写一本自传把我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如实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又有一种自卑感，充其量我是一个平民百姓、草根艺人，有什么值得写的呢？自传是属于英雄豪杰的，我既无丰功伟绩，又没有叱咤风云的事迹，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左思右想又放弃了写自传的念头。
1978年我被落实政策之后重新回到曲艺团工作,京剧团的团长陈强(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的父亲)和一个姓万的编剧找到我说要把我的评书《三侠五义》改编成京剧连续剧，我欣然同意了。
此后他们每天都到我家来，由我给他们讲述三侠五义的故事，他们边听边记。除了工作之外我们无话不谈，我向他们讲了许多我个人的经历，那个姓万的编剧非常感兴趣。
他对我说：“你应该写本自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我说：“我没有时间写。”他说：“我可以给你帮忙。”
1983年在公房分配时我跟万先生变成了邻居，这下机会来了。在业余时间万先生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口述他笔?，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有一点儿误会我和我老伴儿把万先生得罪了。
当时鞍山曲艺团有两家安了电话，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私人安电话的极少极少，所以万先生经常到我家来打电话。说起万先生也是知情达理之人，但做事也欠考究，有时半夜敲门来打电话，有时午睡时来打电话，长此以往我老伴儿就不高兴了。
有一次万先生又来打电话被我老伴儿拒之门外，为这件事我和我老伴儿还大吵了一顿，我说：“你这不是平白无故得罪人吗？”我老伴儿说：“安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天天搅得人心神不宁!”
我想找万先生解释一下，可是万先生真的生气了。见着我的面连理也不理搭也不搭，我刚要说话他把脸一歪转身走了。当时我也很生气，我心想此人度量太窄小了，此后他见着我也不言语，我见着他也不言语，形同陌路互不理睬，写自传的事自然就泡汤了。
时光到了1996年，我在北京红庙创办了单田芳艺术公司，我的邻居是个作家叫奚清汶，哈尔滨人，我们俩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男人和女人一样，处近了就无话不谈，我又自觉不自觉地谈了我的身世和经历，奚清汶听后大吃一惊如获至宝，他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自传，现在赵忠祥倪萍都在写自传，刘晓庆也写自传，我都看过，绝对没有你的经历这么精彩。”
我说：“我天天给中央电视台录像给北京电台录音，哪有时间写啊!”
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写。”
我说：“我打算有了时间静下心来自己写，因为我的自传只有我最清楚。旁人写虽然好，无异于隔靴搔痒。”
奚清汶说：“兄弟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写好。”就这样我俩达成了协议，有时间我就口述，他就用录音机录下来。
到了1997年自传初步完成，题目是《单田芳说单田芳》(磨难篇)，他给我读了一遍，我觉得不太满意又让他重新做了修改，修改稿我还是不太满意，虽然书是印出来了但没有发行，只留作馈赠朋友的礼物。
我自己暗下决心，等几年之后还是由我自己写吧，还是那句话，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写出的东西才最真实。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十三年过去了，我已经七十有六，再不写恐怕就没这个机会了，虽然我现在依然很忙，我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部分时间写了这本真正的《单田芳说单田芳》。
在没有写作之前我考虑了回忆了不下百余次，究竟从哪里下笔才合适呢？说书人讲究有始有终，水有源树有根，还是从头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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