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谈改革40年(上):一个人走对了,一群人就对了
2018/9/12 22:05:06 思想潮
9月11日,第三届民企盛典第二天下午,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先生来到现场,并发表题为《从十岁到五十岁:我与改革四十年》演讲。
60分钟的演讲,从自身经历出发,见微知著,以中国名嘴的时代感悟,聆听时代声音,新闻人的犀利洞察,描绘改革四十年的沧桑变化。
文章转自微信公号“博商同学会”,下边系文章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参见今日次条文章,标题系编者所拟。
从十岁到五十岁:我与改革四十年(上)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来过多少次深圳了,我可能跟深圳比较有缘,深圳1980年8月份正式出生,属猴,我一样,我也属猴,也8月份出生,跟深圳缘分很近,但是我比深圳大12岁,我是1968年生人。由此也看得出来,我跟改革开放40年蛮有整数缘分的,因为1978年拉开改革大幕的时候我50岁。
今年改革开放40年,恰恰是由于我大10岁,所以大的这10岁让我知道,改革开放有多么重要,大的这10岁,也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我要是比改革开放大20岁,那我很可能就要吃更多的苦,甚至要耽误很多事。但是由于只比改革开放大10岁,相比60后的这批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讲我的几次来深圳,和整个改革开放40年之间的那种缘分,或者说其中的一些关系。但是讲这个之前,我觉得先要讲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北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元年我们国家的首都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起点上出发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相当大比例的人是比改革开放小,但是也有很多比改革开放要大一些的,但是大多少,决定了你的记忆有多深。
一、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北京的样子
1978年,因为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从呼伦贝尔到深圳可以说是从中国的最北方到最南方了,当然那时候还不叫深圳,绝大多数人看过去会念成“深川”。
当时内蒙古的东部三个部分切割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1978年因为我父亲要平反,那时候要回到内蒙给我父亲举办追悼会,所以那是第一次跟着我的妈妈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
当时的路途太遥远了,仅仅从呼伦贝尔到北京就要30多个小时,到达北京,一个10岁的孩子突然在他面前呈现一个巨大的世界,就像龙永图部长说的,65年他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时候,刚到北京的那一天他的心怦怦跳,觉得用不着几天就能亲自看到毛主席。
我知道我78年到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主席已经睡了。但是你依然记得到北京时候的冲动感,但很快现实会打破很多东西。比如说当时北京的供给是极其贫乏的,首先体现在住宿上,一也是我们缺钱,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没有各种级别的旅馆、便捷酒店等等,我跟我妈、我哥住哪呢?北京当时解决外地来客相当重要的地点是澡堂子,白天开放,到晚上9点左右把所有的洗澡的人赶走,让游客和住客进去住,第二天早上8点前必须走人。我跟我哥住这边,我妈住在女宾部,第二天会合。
这是78年北京的住,78年北京的吃,去吃饭的饭店不多,个体的饭店几乎谈不上,北京的第一个饭店叫悦宾饭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去东风市场吃饭,每个人吃饭的凳子要站两到三个人,其中一到两个人,我们是在等座,因为匮乏,我们要等一个小时左右的座,才可能等到前面的人吃完坐那。那剩下的那个人是谁呢?是乞丐,是等着上一波人吃完,到那去吐一口唾沫,然后那一盘就归他了,假如有剩的东西的话,这是吃。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时的人民大会堂不开放,英雄纪念碑是随便进的,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得到处都是人民币,一块两块,地上都辅着地毯,要给周恩来总理建纪念堂。
行,当时北京只有一条地铁线,我们坐上去仅仅是为了体验一次,舍不得下车,恨不得来回坐一两趟,这是行。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候北京的样子。
二、第一次与深圳结缘
那么,80年有了深圳特区,我跟深圳的缘分并不是那么早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从我第一次来深圳开始的,是1993年的5月。
90年代《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开创,是中国媒体界甚至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因为中国的开放不仅仅包括经济的开放,尤其重要的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
1993年5月1号,《东方时空》正式开播,标志着媒体评论社会时代的开始,舆论监督正式走上前台,以前是没有舆论监督的。因此,《东方时空》开播之后,我们第一趟出差就是到海南和深圳,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深圳,而之所以有《东方时空》的开播,包括第一次出差到达深圳,背后也与深圳紧密相关。
为什么我说深圳这个城市属猴,有中国人对孙悟空72变很多的缘分在里面,是另一个猴年深圳所发生的故事,改变了我这个猴和我这个人的命运,因为1992年是猴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使中国再一次改革开放。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成几个梯队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是1978年,第二次助推是像火箭助推一样,再次打破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第三次改革的助推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
现在我们期待第四次的助推,特朗普也帮着中国进行更大力度的第四次的改革,这是后话。
正是因为有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沉闷封闭的中国重新获得了活力。很多东西重新去看,都是从92、93年出发诞生的。《东方时空》舆论监督的出现,就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背景下,我有幸赶上了第一班车,因此第一次出就来到了深圳和海南。
我印象很深的是到深圳,强烈的感受到了物质开始成为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到了深圳,觉得要去中英街看一看,但是所有的这些细节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1993年5月来了深圳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深圳开了中国第一家佐丹奴,于是我们剧组的很多人都跑到了这家店,兴奋得不得了,一人买了N件。隔了几个月,我获得《东方时空》的第一届最佳主持人,穿的就是佐丹奴的衣服领的奖。25年过去,大家知道,它兄弟一样的品牌,我不说具体名字,也三个字,已经几乎要宣布倒闭退市。
为什么回忆这个小细节感慨颇深呢?那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品牌物质时代开始。在这样的品牌之前,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大品牌,比如说皮尔卡丹、金利来,但是那时候对于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来说,有点太高端了,以佐丹奴、真维斯等等所代表的这些,成为中国物质消费时代开始有廉价一点品牌的开始。
之前是没有品牌意识的,大家买只是叫买件衣服,买条裤子,但是到那个时候,到了深圳,93年我们受到了强大的刺激,有品牌的穿上觉得特有面子,我觉得身高从179变成了183,当然这是一个幻觉。
没几年这个时代就被抛离了,但是请注意,深圳的改革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给了人们机会的梦,物质的梦,因为蛇口的那个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社会主义中国居然出现了把“金钱”直接成为标语的一个时代,这几乎让所有人感到惊呆了,原来我们是可以大庭广众,正大光明的面对“金钱”二字,所以我第一次来到深圳,感受到了一个人们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谁也躲不开。
三、再临深圳,“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我第二次来深圳是什么时候呢?这可能要重点阐述一下,我相信也是机缘巧合。1997年我在广州,大约凌晨六点,当时我们正在拍摄广东足球,因为过去广东足球和辽宁足球是中国最牛的两股力量,但是改革开放很多年之后,广东足球似乎有点走下坡路,当时我们来拍广东足球。
我们的编导叫刘春,当时我们都在央视,早晨六点他把我晃醒,我懵懵懂懂的,他说,小平去世了。
作为新闻人的职业敏感,第一个反应赶紧跳起来穿衣服就冲出去,看看有没有报纸卖,果真已经有很多报纸卖,都是头版。
我第一反应是坏了,今天早上约的采访还能正常进行吗?因为我的脑袋中有一个闪回,毛主席去世的那天,那天下午大喇叭通知,今天下午三点有重要的广播请注意收听,我们都人心惶惶觉得不太对。
后来说主席去世了,我当时只是念小学,我们全班的人都要趴在哭,一边哭还要斜着眼睛看其他小孩有没有不哭。但是“舵手”走了,“船”将驶向何方?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还能如期正常进行吗?结果打电话说,人家没问题,都可以正常采访。结果正常上午采访之后,我跟刘春做了决定,私下里去深圳。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就赶到了深圳,为什么?
到了深圳之后,我们就到了深南大道京都(音译)饭店,我们买了鲜花去给邓小平画像献花,拉走的花一辆接一辆。请注意,这是完全自发的一种行为,因为那一天我的自觉、情感告诉我,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自身命运的改变。
我们家的命运就因为我跟我哥这两个大学生被彻底改变,因此发自内心的,我在北京连一个人都不认识,最后一路分到中央广播电视台,最后到电视台,因为我的工作,没有给别人送过一分钱礼,所以有的时候要去相信一些东西。
所以那天给邓小平献花,后来我们又跑去植物园给邓小平种的树又献花,然后恋恋不舍终止采访回北京,因为我们俩都说要去为邓小平送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送行是1976年总理去世十里长街,老百姓为他送行。
结果,我赶上了为邓小平送行,是长安街的延长线,在永定路的街口,我一直站在路边目送邓小平的灵车到八宝山。为什么这么做?有一个感慨非常深,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四、40年前,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你必须得感慨这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我们不管当时有没有出生,何尝不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一员呢?因此感恩之心到今天,我觉得都是饱满的。接下来就要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这是我觉得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格外要关注的问题。
1. 邓小平顺人性,透彻的了解人性,顺势而为,而不是逆人性而动
想想看,建国之后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在疯狂强调无私的过程中,这个国家濒临走向倒闭。人性是有他私的这一面的,经济学作为一个重大学科,其中一个重大定义,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就是研究对人如何进行激励的一种学问。
因此各位不管是大企业家,中企业家还是小企业的企业家,这点我要加一个括号,并不是在大企业里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大企业家,也不是小企业里当一把手的就是小企业家,有时候一个很小的企业里,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他是大企业家,他会慢慢做大。
但是在大企业里头,你会发现他是个小企业家,用不了多久他会倒闭。因此大企业家和小企业家要换个角度去衡量。企业家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我认为就是如何去激励人,然后让你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个人创造财富,激励是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之所以要激励,就是因为你在跟人打交道,要读懂人性。邓小平的伟大就是,不是逆势而动。
改革开放两个重要的标志起点,一个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个是土地承包摁手印,为什么要摁手印?很简单,你干得多,就能多分一点。五年时间,中国农业就由于连年欠收变成连年丰收,基本解决了吃饱的问题,没用几年取消了粮票。
这背后是邓小平读懂人性,顺应人性的结果,然后土地承包现在知道全国一盘棋,接下来走向股份制。股份制就是对人进行激励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在,我们都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是企业的主人,但是没有制度保障的话不可能,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人,其实在为人民币服务。所以有人说“公仆来了,人民让路”。
但是股份制,有一定比例让你和企业有关系,企业做好了,蛋糕做大了,你也分得多,这是对人性的激励制度建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邓小平的电视剧,有一个细节,刚刚改革开放去大庆,有一个工人说,能不能多说两句吗?邓小平鼓励他说。于是他说,奖金太低了能不能提高一点?领导很生气,说你怎么能提钱?邓小平说,我们就是要从此开始解决多劳多得的问题,电视剧里专门有这个细节。
现在的中国,现在站在2018年基石上的中国,想要有更好的未来,必须是从上到下,从政治家到企业家都要认真地去做好激励机制,让各个岗位上的人都能焕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和动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请问,如果多干和少干一样,如果干比不干风险更大,谁会干呢?而中国要不干,怎么对得起总书记说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动力才是干的油,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第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顺应人性,改革的核心改了什么?改革的核心就是由讲口号,意识形态挂帅,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性,没有任何核心的内在的动力,变成了顺应人性,激励机制的建立,让人们有干劲,有冲动,务实了,务实到了每个人上。
2. 战略判断
我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对未来世界的判断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想想看,14个沿海开放的城市,过去在干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是中国战略战备的第一线,岁数大一点的人知道我们有“三线”,为什么要有“三线”?一切都是为打仗做准备的,沿海的这一个基本上是准备当炮灰,因此不会建任何的大企业,更不要说改革开放抓经济,您这是战场第一线,然后是中部,然后是云贵川深山老林,把企业搬到那去。
但是那是因为那时候的决策判断要打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打起来,但是邓小平做了一个伟大的判断,打不起来,为了打不起来,我先把越南给打了。打出了20年的和平环境,何止20年,到现在40年了。就是因为他的预判将来打不起来,一定是和平的,他才敢把战略战备的第一线开放了,包括深圳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是这种战略的结果。
接下来84年他宣布裁军100万,伟大,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做得伟大的事情是战略判断。
3. 第三个伟大的事情就是“发展就是硬道理”
虽然这是1992年他在顺德民营企业里头,各位是民营企业,他三次问,顺德的那家民营企业,因为那个订单极高,是民营企业吗?是民营企业吗?是民营企业吗?最后是,邓小平脱口而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就是在与民营企业打交道过程中诞生出来的,是猴年的1992年,“发展就是硬道理”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是灵魂所在,影响了中国40年。
我觉得未来40年也好,100年也好,中国人应该牢牢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任何其他道理都是软道理。老祖宗的训诫,先人的训诫,改革开放设计师的训诫如果不记住,必吃其苦。所以我觉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老人家的第三个贡献。
4. 第四个伟大在于“不争论”的智慧
改革哪一个不是从最开始甚至有点违法的事情开始的?我可没说现在要去违法,现在是依法治国,现在的法律要适应改革开放的环境。
但是在40年前,我们相当多的法律法规是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势,因此最初的很多探索都是要有点违法的意思。你们是否知道连中国跳交谊舞跳了几年,到80年代中期都被禁掉,也就是跳舞都是违规的。那时候的浙江,有人开玩笑说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做汇报,三楼在讲经验。
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这种在不争论智慧的背后的智慧是什么?宽容、自由和对人性的解放。因此表面上说是不争论的智慧,其实是一个宽松的改革环境,因此这同样是邓小平伟大的地方。所以才有了我第二次来深圳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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