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谈改革40年（上）：一个人走对了，一群人就对了
2018/9/12 22:05:06 思想潮
9月11日，第三届民企盛典第二天下午，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先生来到现场，并发表题为《从十岁到五十岁：我与改革四十年》演讲。
60分钟的演讲，从自身经历出发，见微知著，以中国名嘴的时代感悟，聆听时代声音，新闻人的犀利洞察，描绘改革四十年的沧桑变化。
文章转自微信公号“博商同学会”，下边系文章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参见今日次条文章，标题系编者所拟。
从十岁到五十岁：我与改革四十年(上)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来过多少次深圳了，我可能跟深圳比较有缘，深圳1980年8月份正式出生，属猴，我一样，我也属猴，也8月份出生，跟深圳缘分很近，但是我比深圳大12岁，我是1968年生人。由此也看得出来，我跟改革开放40年蛮有整数缘分的，因为1978年拉开改革大幕的时候我50岁。
今年改革开放40年，恰恰是由于我大10岁，所以大的这10岁让我知道，改革开放有多么重要，大的这10岁，也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我要是比改革开放大20岁，那我很可能就要吃更多的苦，甚至要耽误很多事。但是由于只比改革开放大10岁，相比60后的这批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讲我的几次来深圳，和整个改革开放40年之间的那种缘分，或者说其中的一些关系。但是讲这个之前，我觉得先要讲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北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元年我们国家的首都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起点上出发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相当大比例的人是比改革开放小，但是也有很多比改革开放要大一些的，但是大多少，决定了你的记忆有多深。
一、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北京的样子
1978年，因为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从呼伦贝尔到深圳可以说是从中国的最北方到最南方了，当然那时候还不叫深圳，绝大多数人看过去会念成“深川”。
当时内蒙古的东部三个部分切割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1978年因为我父亲要平反，那时候要回到内蒙给我父亲举办追悼会，所以那是第一次跟着我的妈妈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
当时的路途太遥远了，仅仅从呼伦贝尔到北京就要30多个小时，到达北京，一个10岁的孩子突然在他面前呈现一个巨大的世界，就像龙永图部长说的，65年他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时候，刚到北京的那一天他的心怦怦跳，觉得用不着几天就能亲自看到毛主席。
我知道我78年到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主席已经睡了。但是你依然记得到北京时候的冲动感，但很快现实会打破很多东西。比如说当时北京的供给是极其贫乏的，首先体现在住宿上，一也是我们缺钱，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没有各种级别的旅馆、便捷酒店等等，我跟我妈、我哥住哪呢？北京当时解决外地来客相当重要的地点是澡堂子，白天开放，到晚上9点左右把所有的洗澡的人赶走，让游客和住客进去住，第二天早上8点前必须走人。我跟我哥住这边，我妈住在女宾部，第二天会合。
这是78年北京的住，78年北京的吃，去吃饭的饭店不多，个体的饭店几乎谈不上，北京的第一个饭店叫悦宾饭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去东风市场吃饭，每个人吃饭的凳子要站两到三个人，其中一到两个人，我们是在等座，因为匮乏，我们要等一个小时左右的座，才可能等到前面的人吃完坐那。那剩下的那个人是谁呢？是乞丐，是等着上一波人吃完，到那去吐一口唾沫，然后那一盘就归他了，假如有剩的东西的话，这是吃。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时的人民大会堂不开放，英雄纪念碑是随便进的，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得到处都是人民币，一块两块，地上都辅着地毯，要给周恩来总理建纪念堂。
行，当时北京只有一条地铁线，我们坐上去仅仅是为了体验一次，舍不得下车，恨不得来回坐一两趟，这是行。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候北京的样子。
二、第一次与深圳结缘
那么，80年有了深圳特区，我跟深圳的缘分并不是那么早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从我第一次来深圳开始的，是1993年的5月。
90年代《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开创，是中国媒体界甚至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因为中国的开放不仅仅包括经济的开放，尤其重要的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
1993年5月1号，《东方时空》正式开播，标志着媒体评论社会时代的开始，舆论监督正式走上前台，以前是没有舆论监督的。因此，《东方时空》开播之后，我们第一趟出差就是到海南和深圳，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深圳，而之所以有《东方时空》的开播，包括第一次出差到达深圳，背后也与深圳紧密相关。
为什么我说深圳这个城市属猴，有中国人对孙悟空72变很多的缘分在里面，是另一个猴年深圳所发生的故事，改变了我这个猴和我这个人的命运，因为1992年是猴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使中国再一次改革开放。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成几个梯队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是1978年，第二次助推是像火箭助推一样，再次打破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第三次改革的助推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
现在我们期待第四次的助推，特朗普也帮着中国进行更大力度的第四次的改革，这是后话。
正是因为有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沉闷封闭的中国重新获得了活力。很多东西重新去看，都是从92、93年出发诞生的。《东方时空》舆论监督的出现，就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背景下，我有幸赶上了第一班车，因此第一次出就来到了深圳和海南。
我印象很深的是到深圳，强烈的感受到了物质开始成为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到了深圳，觉得要去中英街看一看，但是所有的这些细节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1993年5月来了深圳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深圳开了中国第一家佐丹奴，于是我们剧组的很多人都跑到了这家店，兴奋得不得了，一人买了N件。隔了几个月，我获得《东方时空》的第一届最佳主持人，穿的就是佐丹奴的衣服领的奖。25年过去，大家知道，它兄弟一样的品牌，我不说具体名字，也三个字，已经几乎要宣布倒闭退市。
为什么回忆这个小细节感慨颇深呢？那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品牌物质时代开始。在这样的品牌之前，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大品牌，比如说皮尔卡丹、金利来，但是那时候对于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来说，有点太高端了，以佐丹奴、真维斯等等所代表的这些，成为中国物质消费时代开始有廉价一点品牌的开始。
之前是没有品牌意识的，大家买只是叫买件衣服，买条裤子，但是到那个时候，到了深圳，93年我们受到了强大的刺激，有品牌的穿上觉得特有面子，我觉得身高从179变成了183，当然这是一个幻觉。
没几年这个时代就被抛离了，但是请注意，深圳的改革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给了人们机会的梦，物质的梦，因为蛇口的那个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社会主义中国居然出现了把“金钱”直接成为标语的一个时代，这几乎让所有人感到惊呆了，原来我们是可以大庭广众，正大光明的面对“金钱”二字，所以我第一次来到深圳，感受到了一个人们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谁也躲不开。
三、再临深圳，“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我第二次来深圳是什么时候呢？这可能要重点阐述一下，我相信也是机缘巧合。1997年我在广州，大约凌晨六点，当时我们正在拍摄广东足球，因为过去广东足球和辽宁足球是中国最牛的两股力量，但是改革开放很多年之后，广东足球似乎有点走下坡路，当时我们来拍广东足球。
我们的编导叫刘春，当时我们都在央视，早晨六点他把我晃醒，我懵懵懂懂的，他说，小平去世了。
作为新闻人的职业敏感，第一个反应赶紧跳起来穿衣服就冲出去，看看有没有报纸卖，果真已经有很多报纸卖，都是头版。
我第一反应是坏了，今天早上约的采访还能正常进行吗？因为我的脑袋中有一个闪回，毛主席去世的那天，那天下午大喇叭通知，今天下午三点有重要的广播请注意收听，我们都人心惶惶觉得不太对。
后来说主席去世了，我当时只是念小学，我们全班的人都要趴在哭，一边哭还要斜着眼睛看其他小孩有没有不哭。但是“舵手”走了，“船”将驶向何方？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还能如期正常进行吗？结果打电话说，人家没问题，都可以正常采访。结果正常上午采访之后，我跟刘春做了决定，私下里去深圳。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就赶到了深圳，为什么？
到了深圳之后，我们就到了深南大道京都(音译)饭店，我们买了鲜花去给邓小平画像献花，拉走的花一辆接一辆。请注意，这是完全自发的一种行为，因为那一天我的自觉、情感告诉我，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自身命运的改变。
我们家的命运就因为我跟我哥这两个大学生被彻底改变，因此发自内心的，我在北京连一个人都不认识，最后一路分到中央广播电视台，最后到电视台，因为我的工作，没有给别人送过一分钱礼，所以有的时候要去相信一些东西。
所以那天给邓小平献花，后来我们又跑去植物园给邓小平种的树又献花，然后恋恋不舍终止采访回北京，因为我们俩都说要去为邓小平送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送行是1976年总理去世十里长街，老百姓为他送行。
结果，我赶上了为邓小平送行，是长安街的延长线，在永定路的街口，我一直站在路边目送邓小平的灵车到八宝山。为什么这么做？有一个感慨非常深，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四、40年前，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你必须得感慨这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我们不管当时有没有出生，何尝不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一员呢？因此感恩之心到今天，我觉得都是饱满的。接下来就要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这是我觉得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格外要关注的问题。
1. 邓小平顺人性，透彻的了解人性，顺势而为，而不是逆人性而动
想想看，建国之后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在疯狂强调无私的过程中，这个国家濒临走向倒闭。人性是有他私的这一面的，经济学作为一个重大学科，其中一个重大定义，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就是研究对人如何进行激励的一种学问。
因此各位不管是大企业家，中企业家还是小企业的企业家，这点我要加一个括号，并不是在大企业里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大企业家，也不是小企业里当一把手的就是小企业家，有时候一个很小的企业里，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他是大企业家，他会慢慢做大。
但是在大企业里头，你会发现他是个小企业家，用不了多久他会倒闭。因此大企业家和小企业家要换个角度去衡量。企业家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我认为就是如何去激励人，然后让你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个人创造财富，激励是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之所以要激励，就是因为你在跟人打交道，要读懂人性。邓小平的伟大就是，不是逆势而动。
改革开放两个重要的标志起点，一个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个是土地承包摁手印，为什么要摁手印？很简单，你干得多，就能多分一点。五年时间，中国农业就由于连年欠收变成连年丰收，基本解决了吃饱的问题，没用几年取消了粮票。
这背后是邓小平读懂人性，顺应人性的结果，然后土地承包现在知道全国一盘棋，接下来走向股份制。股份制就是对人进行激励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在，我们都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是企业的主人，但是没有制度保障的话不可能，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人，其实在为人民币服务。所以有人说“公仆来了，人民让路”。
但是股份制，有一定比例让你和企业有关系，企业做好了，蛋糕做大了，你也分得多，这是对人性的激励制度建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邓小平的电视剧，有一个细节，刚刚改革开放去大庆，有一个工人说，能不能多说两句吗？邓小平鼓励他说。于是他说，奖金太低了能不能提高一点？领导很生气，说你怎么能提钱？邓小平说，我们就是要从此开始解决多劳多得的问题，电视剧里专门有这个细节。
现在的中国，现在站在2018年基石上的中国，想要有更好的未来，必须是从上到下，从政治家到企业家都要认真地去做好激励机制，让各个岗位上的人都能焕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和动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请问，如果多干和少干一样，如果干比不干风险更大，谁会干呢？而中国要不干，怎么对得起总书记说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动力才是干的油，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第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顺应人性，改革的核心改了什么？改革的核心就是由讲口号，意识形态挂帅，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性，没有任何核心的内在的动力，变成了顺应人性，激励机制的建立，让人们有干劲，有冲动，务实了，务实到了每个人上。
2. 战略判断
我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对未来世界的判断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想想看，14个沿海开放的城市，过去在干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是中国战略战备的第一线，岁数大一点的人知道我们有“三线”，为什么要有“三线”？一切都是为打仗做准备的，沿海的这一个基本上是准备当炮灰，因此不会建任何的大企业，更不要说改革开放抓经济，您这是战场第一线，然后是中部，然后是云贵川深山老林，把企业搬到那去。
但是那是因为那时候的决策判断要打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打起来，但是邓小平做了一个伟大的判断，打不起来，为了打不起来，我先把越南给打了。打出了20年的和平环境，何止20年，到现在40年了。就是因为他的预判将来打不起来，一定是和平的，他才敢把战略战备的第一线开放了，包括深圳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是这种战略的结果。
接下来84年他宣布裁军100万，伟大，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做得伟大的事情是战略判断。
3. 第三个伟大的事情就是“发展就是硬道理”
虽然这是1992年他在顺德民营企业里头，各位是民营企业，他三次问，顺德的那家民营企业，因为那个订单极高，是民营企业吗？是民营企业吗？是民营企业吗？最后是，邓小平脱口而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就是在与民营企业打交道过程中诞生出来的，是猴年的1992年，“发展就是硬道理”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是灵魂所在，影响了中国40年。
我觉得未来40年也好，100年也好，中国人应该牢牢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任何其他道理都是软道理。老祖宗的训诫，先人的训诫，改革开放设计师的训诫如果不记住，必吃其苦。所以我觉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老人家的第三个贡献。
4. 第四个伟大在于“不争论”的智慧
改革哪一个不是从最开始甚至有点违法的事情开始的？我可没说现在要去违法，现在是依法治国，现在的法律要适应改革开放的环境。
但是在40年前，我们相当多的法律法规是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势，因此最初的很多探索都是要有点违法的意思。你们是否知道连中国跳交谊舞跳了几年，到80年代中期都被禁掉，也就是跳舞都是违规的。那时候的浙江，有人开玩笑说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做汇报，三楼在讲经验。
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这种在不争论智慧的背后的智慧是什么？宽容、自由和对人性的解放。因此表面上说是不争论的智慧，其实是一个宽松的改革环境，因此这同样是邓小平伟大的地方。所以才有了我第二次来深圳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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