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2018/10/24周期仁 思想潮

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而这些事都不容易。
本文节选自周其仁教授在“远航大视野”的讲课录音,原载微信公号腾云。
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
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01
改革突围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
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
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
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
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
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
02
创新突围
对在企业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创新突围。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成本曲线不可逆转要上升,没有创新对付不了成本的诅咒。约瑟夫·熊彼特当年讲五种创新的途径,要么是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已有产品的质量;要么用新方法来生产,要么开辟新市场,要么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
在中国,创新的口号一直是响彻云霄的,但中国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重要,而且创新也不一定会发生。下一步我们来讨论一下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的时候就讲过的一张图。创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应用技术、关键技术、辅助技术,再生成产品,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这都叫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从市场出发,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就去开发产品,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找院士,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它,这是一条路径,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是从原理出发,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
吉列刮胡刀的发明过程非常有意思。欧洲的产品有一个特点,讲究品质,但是只服务于少数人,这是欧洲的传统。早年的刮胡刀是一体型的,用很好的钢做的,非常贵,还不能自己刮,得有一个仆人。
美国企业家怎么做?怎么通过创新把产品变成美国的主流产品?领军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来是做食品行业的,他把食品行业里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胡刀的设计,把这把刀分离成两部分,一个刀把,一个刀片。
通过分离,刀片变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体性的刮胡刀一样需要那么好的钢,所以制造成本大幅下降。这对工薪阶层很实用。工薪阶层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几分钱买刀片就可以满足刮脸的需求。这是从美国新兴工业化的消费者特点出发产生的创新。
美国这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创新开发了很大的市场,这里还有定价里的商业模式创新。刀把是零利润,刀片单价很低,但经常更换,细水长流,利润很高,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后来丰田打进美国也是这样的策略,整车便宜,零部件很贵,厂家从零部件交易中获取利润。这个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世界。吉列的创新是从市场特征出发,然后对欧洲的产品进行某种改变,结果大规模扩大了市场。
福特也是如此。让工人都买得起车,这是福特的愿景,福特参观屠宰场受到启发,发明了流水线,从此整车可以拆解为零部件组装。把工业消费品从欧洲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大批量生产,从市场出发,从需求出发,让产品去满足需求,这是福特的贡献。
下一个创新我们也很熟悉,苹果,这是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创新。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多就成了负担,人怎么需要这么多东西呢?把很多功能结合到一起,简化。据说这是乔布斯在印度得到的美学的冲击。对中国企业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房价越来越贵了,空间成本非常高,放哪去?这都是从市场角度出发想问题。
麦当劳是商业模式革命,发明了统一的制作方式。这些例子都是从市场出发,节约制造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市场前景,扩大市场应用,把欧洲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变成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美国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同时尝试从原理出发创新。比如原子弹不是从市场里来的,完全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个能量怎么开发出来?最早是科学家的猜测,论文写出来后,才有人说能不能做实验去检验。
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应堆。逃亡美国的犹太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游说罗斯福做原子弹。因为爱因斯坦名声大,罗斯福就拨了一点钱,珍珠港事件之后才正式立项“曼哈顿计划”。
从原理出发,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
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
中国曾经讨论全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这是我们国内很大的问题。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难做成;相反,难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许容易做成。
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
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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