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丨中国互联网二十年：自由的向往，信任的呼唤
2018/11/21 23:51:30胡泳 思想潮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2018年10月25日的《互联网20周年》特刊，此为未删节版。作者胡泳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互联网的“盗火”

     1996年春，中国最早的ISP瀛海威公司在中关村零公里处打出“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巨幅广告牌。彼时，很多人还压根没听说过“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创始人张树新的豪言壮语，在写稿还依靠纸笔的那个年代，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幻想。

     我就想弄清楚这幻想到底是远还是近。这一年1月30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我的7000字长篇报道——《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在详细介绍了互联网的发展脉络与社会影响后，我提出一个疑问：对于当时家用电脑只有70万台的中国来说，能够一转身就跨入信息时代、并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1996年，我的全部心思都在推广互联网上。我为《三联生活周刊》撰写《1996年环球第一商战》封面故事，描绘微软与网景的浏览器大战；我翻译出版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很多人踏上网络之旅的指路“圣经”；我甚至独自一人撰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增刊《时代英雄》(与海南出版社合作)，专门介绍盖茨、乔布斯、布兰德等15位推动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和思想家。是年底，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 “数字化生存”专栏，这是继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第二个专栏。这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是《风云突变，人机重开战》，评论卡斯帕罗夫与“深蓝”的国际象棋大战。

     1997年，我完成了《网络为王》，这是第一本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专著。亚信的田溯宁正在敷设ChinaNet骨干网，他买了几千本送给各省的官员，因为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可以帮助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读本。田溯宁后来记得，当他到偏远省份跟地方大员游说应该如何加快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对方让他去找交通厅。

     是年，在张树新的推动下，《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罗庞帝第一次正式访华，国务院信息办组织“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启蒙第一课：无论在政府、商业还是公众层面，都唤醒了互联网意识。伴随着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中国开始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

     这一年的秋天，我到瑞士留学，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邮箱，也初次经历网络订票的神奇。在异国他乡的我渴望在网上看到中文内容，费尽千辛万苦，唯一能找到的是一家叫做Chinabyte的网站。

     1998年，我从瑞士归来，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选题会上，提出应该关注一下风险投资这个话题。风险投资？没听说过。选题最终未获批准。彼时，瀛海威因为缺乏合适的融资机制，张树新正面临被资本方逼迫出局的困境；而拿到风险投资的张朝阳，则正式创办了搜狐。这一年成立的还有新浪、网易和腾讯，商业网站正式成为我国互联网版图的主要力量。

     等到1999年1月，尼葛洛庞帝再次访华时，活动赞助商已经变成了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而瀛海威渐成历史。率先在中国开启门户模式的搜狐公司在中国大饭店举办盛大的仪式，授予尼葛洛庞帝“搜狐天使”的荣誉称号。就在我上台正式聘请尼氏为“数字论坛”总顾问之前，听到身后有人嘀咕：“一个外国大老爷们，叫的哪门子天使？”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盗火”阶段。“盗火”这个隐喻，喻示着人和技术的复杂关系。从禁忌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和智慧，颠覆现状的技术精神、政治力量和艺术灵感，经由互联网走向我们，然而技术如火，网络既创造又破坏。

     进入新世纪，网络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超乎想象。二十年之前，网络意味着新生活；而二十年之后，网络变成了生活本身。互联网像催化剂，在促进一拨拨年轻人飞速成熟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构成的改变：打破以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会、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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