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命题不带有现实的可能
2018/12/2 23:59:28刘再复 思想潮
本文是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著作《人生十伦》导言，摘自作者博客，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01
中西价值观的冲突
今天，我讲述的题目是“人生十伦”。请注意，钱穆先生讲过“人生十论”。而我讲的不是“十论”，而是“十伦”，也可以说是十大伦理关系和十大价值关系，即个体价值与社会、国家、世界、传统等价值源的十种关系。如果说个体是“小我”，那么，社会、国家、世界等则是大我。我讲述的便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但有一讲又涉及小我与自我的关系。
讲述这十大关系，目的在于说明个人价值的源泉，即说明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价值”可以引伸为“意义”，因此，实际上又在说明，个体存在实现人生意义的途径。所有的讲述都涉及到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这是个热门的题目，况且我们的论坛是学校(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规定的“人文价值观”论坛，所以我先简单地界定一下“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至今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每次讲起价值观。总是想起《鲁滨逊漂流记》(笛福著)中那句名言：“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加以使用外，实在没有别的好处。”这句话实际上说明了“价值”的起源乃是实用。所谓价值，乃是有用、有益、有“好处”的东西。因此，“价值”一词便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应用，特别是应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劳动创造价值)也由此而来。
但是后来，思想家们发现，并非有用(实用)的东西才有价值，许多没有“用”的东西却拥有更高的价值，例如“美”(尤其是文学艺术)，它虽然没有用，但人们公认它是一种价值。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活动与审美成果，它有很高的价值。所以二千三百年前庄子就在与慧施的论辩中，提出“无用之用”的命题，近代王国维又说审美是“无用之用”。除了审美，还有宗教，有些思想家甚至认为，宗教才是最高级的价值。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20世纪，价值学与价值论不断发展，有人甚至提出，人文科学就是“价值科学”，应当把“价值”列为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同学们如有更深的兴趣可以去查阅法国拉皮埃、德国弗赖堡学派、奥地利的迈农和埃伦弗尔斯ChristionVonEhrenfels、美国的杜威、厄本、培里、刘易斯等人的著作)。这些新价值论与笛福的看法不同，他们不认为“价值”在于“使用”或在于“好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真价值应当超越人的欲望诉求和利益诉求，无实用目的。
“科技大学”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追求的是“工具理性”。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实际上是工具不断更新的历史。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当然要讲“使用”价值。但是，“工具理性的进步”不等于“人的进步”。人的进步应是生命质量、精神质量、精神境界的提升。这种提升，需要另一种价值观的支撑，这就是非功利的真、善、美。今天通常所说的“价值理性”，并非工具理性，而是真、善、美所体现的人生基本价值。
讲述“价值观”，除了必须分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外，还得分清西方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区别，然后打通两种价值观的血脉，吸收两者的价值精华，从而造福于个人和整个人类，这也是我们学校开设“人文价值观”课程的根本目的。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的人文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一点，论述的文章与著作很多，也可以讲述得很冗长，但我还是力求简明、简化一些，只说根本点。
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其价值本位是“人我关系”，它确认的价值源是“共同关系”。人是“关系存在”。人的价值在于正确地对待“天地君亲师”。等重大的关系对象。而西方的价值观，其价值本位则是“个体存在”。它确认的价值源泉是自我本身。把人视为人“个体存在”，即人的价值重心放在个体存在的自我实现。这种西方的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个体”；中国的价值观，强调的则是“群体”，是“关系”。
中西方的价值冲突，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与“关系主义”的冲突。中国从先秦开始，就讲“仁”和“义”。“仁”侧重于外，“义”侧重于内，但都是“关系”。“仁”字是“人”旁再加右边的两横，那两横就是关系。西方则不然，它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个体存在，这种个人个体，并非原子式的绝对封闭的个体，即并非与社会、国家、世界绝缘，然而，它强调个人先于国家、先于社会、先于世界。个人天生拥有自己的神圣权利，国家、社会必须充分尊重这种权利。中国则不同，它强调的是个人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尽义务，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道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改变传统价值观的伟大运动。它作为启蒙运动，启蒙什么？其启蒙的核心内容就是告诉你：你是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你不隶属于国家。不隶属于族群，也不隶属于家庭，你只属于你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乃是“个人意识”、“个体意识”、“个性意识”觉醒的运动。它刻意打破阻碍个体价值赢得现实的各种偶像，包括国家偶像，传统偶像，甚至父母偶像。孔子乃是这些偶像的总符号。
五四是中国价值观的一次空前的裂变。五四后期所以会形成“救亡”与“启蒙”的冲突，就因为启蒙关注的重心是“个人”，救亡关注的是“国家”。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引入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它当然要破除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我们的课堂，将继承“五四”的新价值观，但也吸收传统价值观的一些有益资源。因此，我们的讲述，可称为新文化(西方价值观)和旧文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中道思维与中道讲述。
第一讲个人与社会 第二讲个人与他者
第三讲个人与国家 第四讲个人与家庭
第五讲个人与自我 第六讲个人与宗教
第七讲个人与自然 第八讲个人与死亡
第九讲个人与世界 第十讲个人与传统
02
价值理性的迷失
我们的大学名为“科技大学”，即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在这种大学里设置人文学院，开设人文讲座，特别是讲述“人文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要对同学说，你们来到这里，走进大学校门，经过四年的苦读苦修，学到一些科技知识，但如果走出校门的时候，还不知道人生的根本是什么，那么，你们在这四年里所受的教育能算成功吗？可以肯定，如果你们四年之后走出校门时还不知人生的根本，那就失败了。而这门课就是告诉你们：人生的根本是什么？生命个体的基本价值如何实现？
科学事业是伟大的。二十世纪至今一百多年，世界的进步主要是科技的进步，这种进步不能否定。不说别的，上一个世纪前二、三十年，像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中国文化精英，仅五十几岁就去世了。王国维虽是自杀，他死后被称为遗老。他的遗嘱第一句，说“人过五十，只欠一死”，也把自己视为老者，现在哪有五十岁的人被视为老人。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百岁老人多得很，仅北京就有三百多位。我认识和景仰的巴金活到102岁，冰心活到99岁，而现在还健在的杨绛(钱钟书夫人)102岁，精神很好。还有众所周知的汉语拼音专家周有光先生已满108岁，更奇的是他的思维还很敏捷，很明快，头脑极为清醒，仍然拥有一颗少年般活泼的心灵。前些时，北京一些知识人聚会庆贺他，让我写一段祝辞。我写道：“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这种生命现象，既是周有光先生个人素质使然，但也反映出科学技术的进步，至少反映出了生命科学、医学、遗传学等科学门类的进步。但是，科学技术乃是双刃剑，它可以给人类制造福祉，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例如原子反应堆，它可以发电，产生能量，给人类带来光明，也可以产生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人武器。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尼采，他面对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于是宣布上帝的死亡，以“超人”代替上帝，即以夸张的自我取代上帝。我国的“五四”运动以尼采为一面旗帜，也宣布孔子死了，也从事“重估一切价值”的文化大变革，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尼采还是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他们面对价值危机的态度都采取激进的态度，革命的方式，而我们的课程方式则要采取温和的方式，即不是推翻、打倒、颠覆的破坏性方式，而是寻找、探讨、建构等建设性的方式。这种方式用于课程，乃是讲解与确立维系人类生存延续的价值规范和理性秩序，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基于这种方式，我们将在课堂讲授中将扬弃两种东西：一是扬弃“情绪”，把“情绪”逐出价值王国，守持价值理性。二是扬弃“极端”，即认定极端乃是黑暗的深渊，把“深渊”逐出价值王国，守持价值中立。
除了扬弃“情绪”与“极端”之外，我们还意识到，迄今为止，讲述文化与价值观的书籍已“汗牛充栋”，为了避免重复与笼统，我们的课程将特别重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当下历史语境，尤其是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语境。因此，我们的课程将具有鲜明的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具体性，避免空洞的说教和八股的腔调。因此，我们将针对目前在世界范围里的普遍的“价值迷失”而讲述。价值迷失大约有如下四个方面：
(1)重物质不重精神，地球向“物质”倾斜；
(2)重“资本”不重“人本”，遗忘人自身的根本价值，世界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
(3)重工具理性不重价值理性，人类正在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工具机器所物化。
(4)重解构不重建构，学界正在被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向价值崩溃。
上述这四项“价值迷失”，用鲁迅的话说，叫做“文化偏至”。他在一九〇八年尚处于青年时代就发现这个地球“重物质”而不重“灵明”，整个向物质偏斜。这种偏斜也可以说是重物不重人，所以他提出“立国先立人”的天才命题。(参见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个国家要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唯有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健康与强大，才有国家的健康与强大。
鲁迅重视的是“人本”，不是物本，不是资本。我们现在距离鲁迅这篇文章已一百零四年，而现实状态却与当年一样，仍然是一个向物质倾斜的问题，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一百年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这是巨大的进步，也是工具理性的巨大成果与巨大胜利。然而，工具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科技的进步不等于“人”的进步。现在的人类在追求工具理性时忘记了有一个比工具理性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人本身的卓越人格。工具理性无法解决“做人”的问题，无法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
三四十年前，我就常听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数理化只是工具理性，它并不能解决一个人走遍天下即整个人生的全部问题，例如一个人如何对待社会、对待国家、对待家庭、对待他者、对待自我、对待宗教、对待自然等问题。上个世纪的1923年，也是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之后，北京大学的张君励教授在清华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丁文江在《努力周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的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这场论战至少提示我们：科学并非就是一切。科学只帮助我们更好地“活”，玄学(即哲学)却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活”。科学创造价值，哲学却让我们知道该如何把握价值和明瞭价值之源。人生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人要赢得人生的意义，仅仅靠数理化还不够。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数理水平是世界第一，然而，他在走遍天下后还是有所“怕”，所以最后还是皈依上帝。这种皈依，对爱因斯坦来说，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人需要不需要有所“怕”即有所敬畏的问题。伟大的最为聪明的爱因斯坦知道：数理化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数理化之外还有人生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价值方向与人的精神境界。
对于教育宗旨，我们已多次表明，教育应以培养全面优秀人性即提高“生命质量”为第一目的，以培训“生存技能”即职业技能(文化知识)为第二目的。在此总认识之下，我认为，人文课程应以追求“卓越人格”，塑造“优秀人性”为第一目标，而把传授知识放在第二目标的位置上。例如，我们即将讲解的“个人与自我”的课程，首先涉及到“自我”的心理学知识，也就是弗洛依特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划分。本我指本能之我；自我指理智之我；超我指理想之我(即具有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自我)。讲解自我的结构内涵属于“知识”范畴，而讲解如何限定本我、如何提升自我和如何确立有抱负、有理想的人生又不可自我膨胀、自我兜售，则属于“塑造卓越人格”的范畴。前者可以增加知识，后者则可提高生命质量和人性质量。
人格塑造属于本课程的重心。但人格又有“集体人格”与“个体人格”之分。鲁迅先生所讲的“国民性”属于集体人格；《歌德谈话录》里所讲的诗人人格，属于个体人格。我们讲授的重心是“个体人格”。个体人格包括私德心，也包括公德心，而公德心实际上也涵盖集体人格的内涵。我所以不把集体人格的塑造作为重心，是为了避免把人格抽象化。更坦率地说，我们不再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带有现实的可能，所以不再重复这一宏大目标。我认为，个人的“修身”、“修养”、“修炼”更为具体也更为实际。个体的生命质量提高了，个人的人格水平提高了，整个民族生命质量和灵魂质量也才能提高。鲁迅的思路是从整体到个体，目标是集体人格的改善；我的思路是从个体到整体，目标是个体人格的改善。不管是着眼于集体，还是着眼于个体，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意义。
03
寻找“价值主体”与“价值基石”
刚才，讲到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区别与冲突。但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百年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与“改造”，现在已形成价值观上许多相通的认知。这些相通点，最重要的是关于价值主体乃是“人”的观点。
不管是现代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世界，都会认同，价值主体是人，价值的尺度是人。没有人，就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而文化载体也是人、是活人，不是图书馆。也就是说，文化不是已有的知识，而是表现在活人身上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正因为文化的载体是人，所以文化研究的重心也应当是人，是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走向等等，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基本性质。所以，我们把三个文化见解作为课程的价值基石：
(1)马克思在《一八四〇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自然人性化”，这一重大理念说明，人与动物(自然)的重大区别乃是自然人性化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文化”化，因此，文化首先是一个人区别于动物的概念，它是指人所创造的有别于动物的人性化的价值系统。孟子思想系统包括三辩(人禽之辩、利义之辩和王霸之辩)而首先也是把人与动物分开，认为“人”是价值主体、价值尺度和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2)卡西勒(ErnstCassirer，1874-1945)在《人论》中说：“人的突出的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他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与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引自甘阳译《人论》中文版第8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卡西勒所说的“工作”，就是价值创造。他既然把人视为一种“符号的动物”，那么所谓工作，也就是通过使用符号去创造人生的实践。卡西勒显然吸取巴登(Baden)学派的见解，不把“规律”视为历史与文化的最后基础，而把“价值”视为最后基础。换句话说，人的文化工作，重心不在于寻找“规律”，而是在寻找“价值”。根据卡西勒的见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人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创造文化的价值主体。因此，人生观与价值观是同一的。
(3)第三个基本文化见解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陈晓林译为史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西方的没落》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75年初版)中所表述的文化并非文明的思想。它把“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大概念加以区分。文明是一个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范畴，也是人类开化与进步的标志性范畴。而文化则是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这部名著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大概念进行定义。他所界定的“文明”，是物化了的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物质形态，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工具为标志的外在的、人造的社会——工具体系。而文化则是指未被物化的、生命内部的精神——心理体系。因此，文明也可称作器世界、物世界；文化则是情世界、心世界。人类历史的行程，并不是这两个世界平行、成正比的发展，它可能相反，即器世界愈来愈发达，而心世界却愈来愈萎缩。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器世界只呈现人类社会的宽度与长度，而心世界则呈现人类社会的深度。当下世界的现状是物世界充分发展，随之是物欲泛滥。强大的物质主义潮流使人类忘记社会的深度与人生的根本。于是“世界变得愈来愈肤浅，愈来愈浮躁。情世界与心世界被各种‘物质问题’撞得支离破碎。器世界的霓虹灯空前灿烂，拉斯维加斯的火焰直射天穹，但人心却日益黑暗”(参见拙著《沧桑百感·器世界与情世界的冲突》)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当下世界的基本冲突已不是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即不是器世界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冲突(这一冲突论乃是殖民主义合法化的理论基石。前两年震撼全球的影片《阿凡达》驳斥的正是这一理论，它表明，充分现代化的文明军队没有理由践踏尚处于‘野蛮’的纳威人居住的另一个星球)，而是文明与文化的冲突，即器世界与心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可以表述为：现在的世界乃是被机器、被工具、被技术、被数据、被广告、被资本所统治的世界，人类正在被自己所制造的这一切所控制、所主宰，所异化。因此，今后的使命，应是从机器等物世界“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人本身的价值，尤其是“心”与“情”等精神价值、内在价值。
在“文明”与“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思路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老思路，不是文明吃掉野蛮的老思路。冲突里没有你死我活的问题，没有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有一个纠正“心为物役”的问题，一个反抗异化的问题，也可以说有一个二千三百年前庄子早已发现的人被物化的问题。庄子很了不起，他早就发现人类历史的悲剧性，即被自己制造的器物所劳役的悲剧性。人类为了更方便从井里打水，发明了“轱辘”转轮水车，便有了这种机器之后，人便产生了机心。(原话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参见《庄子·天地》篇)。其结果是本然之心发生变质，心世界削弱，器世界压倒了心世界，价值观发生了迷失。
庄子之后，许多以心灵为旗帜的大作家都发现心为物役的悲剧，所以才有陶渊明的“逃逸”，才有曹雪芹的“好了歌”。“好了歌”也可读作价值歌，价值选择歌。“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红楼梦》一开篇就通过这首歌提出了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是把金钱视为人生根本，还是把心灵视为人生的根本？是把功名视为人生的最后实在，还是把卓越人格视为最后实在？这确实需要去作选择。人这种存在没有先验的本质，是价值选择之后才有了本质。换句话说，是通过价值选择才能赢得人生意义。
在坐的多数是理工科学生。也就是工作在器世界并准备为器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我要告诉同学们，当你们沉浸于器世界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情世界等待你们也去贡献智慧与才华。
《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之所以深邃，是它所展示的各种冲突中有一种心世界与物世界、情世界与器世界的冲突。贵族之家的器世界是“金满箱、银满箱”的世界，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荣华富贵的物世界，而主人公贾宝玉本可以占有这个世界，拥有这个世界，但他却守持心世界，拒绝心为物役。他一生只追求真心、真情，只爱诗与林妹妹。而林黛玉这个名字(这个人)正是恋情、诗情、真情的象征。
在贾宝玉的心目中，上至皇帝王妃，下至金银珠宝，没有一样价值可以和林黛玉的价值相比。他的价值观乃是心灵第一、情为根本的价值观。文学总是要把自己的理念推向极致，这是作家走出平庸的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曹雪芹也通过主人公贾宝玉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极致。即把“心灵至上”，“情为根本”的价值观推向极致。《红楼梦》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源固然与器世界有关，但其根本还是在情世界、心世界之中。一切奇迹都产生于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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