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的“赶超情结”为何如此强烈？
2019/10/5 15:59:19曹锦清 思想潮
作者 |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河边的中国》作者
来源 | 文化纵横
在2019年8月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高级研修班上，知名社会学者曹锦清发表演讲，深度分析中国面向欧美的“超赶情结”。思想潮刊发此文，提供另一种声音，供读者参考。本文不代表思想潮立场。
演讲精编如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既完美，又高度的自傲和自负。它站在亚洲的制高点来俯视周边。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记有：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
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
(蛮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传统文化里面，杜佑这段对中华的描述，最为简要。
这是第一幅自画像。这幅自画像，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跌倒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提出赶超和复兴的问题。 ▍中国为何有如此强烈的赶超情结
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及其他一些国家，就是这个摆脱殖民、独立以后，它们的建国纲领；尤其我们和印度比，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的情结，有强烈的赶超情结。我概括为两个理由：
第一，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因为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从来不记忆，不记录。印度人关于政治经济、关于具体事件的记录，一般都是由外国人所做，我们不仅有古代的辉煌，还有强烈的辉煌记忆。
从公元前841年，中国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后有《春秋》，有《史记》；明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考》那就有二十五史。这是正史。还有其他各类史。
所有大的文明里，没有一个文明对史的重视和记录像中国这样的辛勤和详细。这样，近代的贫弱和挨打，不能让古代的辉煌记忆有所忘记。
第二，对近代的挨打割地而引起的民族屈辱，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灵魂。正是有这样的一正一反，所以激起了要复兴要赶超的近代使命。 看印度，尼赫鲁还有一点赶超的意识；甘地作为他的最重要的精神领袖，(思想)里面根本没有赶超的意识。甘地的意思就是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他的理由是：英国发展了工业化了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的手工业。
如果印度这样拥有巨大人口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彻底摧毁。他说印度不能走这条路，印度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那叫追赶吗？那叫赶超吗？
所以甘地，作为印度民族的伟大精神领袖，他死在他恰好该死的那个年份。如果他一直活着，怎么办？他不要发展了吗？他肯定要和尼赫鲁有冲突了啊。
他一死，尼赫鲁就把他抬高成精神领袖。尼赫鲁也搞五年计划也搞工业化，他也搞进口替代，但是没有我们那么强烈。
▍鸦片战争以来的赶超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出了一部书，打出来两个人”。所谓打出来一部书，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所谓打出来两个人，我这里引用的是范文澜《通史简编》讲的：两个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魏源。
而且是受林则徐委托，魏源他开始作了第一部开始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这本书序里的一句话，人人都知道，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 这句话就揭开了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内在矛盾，持续至今。师夷就是要向西方学习，那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呢？问题很清楚就能感觉到了，我们的长矛大刀是打不过坚船利炮的。不学习肯定是死路一条的，所以必须要学习西方的技术。
首先是军事技术，其二是军事工业，后来还有其他一般的技术和工业。“师夷长技以制夷”最先发出要向夷学习，这个口号在那个时代是振聋发聩的。
历史上我们一直有争论，就是夏和夷的关系。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只能夷学夏，不能夏学夷，要沿夷夏之辩。夏向夷学习是那个时代最新最强烈的一种声音，这个声音一直流传到当代。
当代的中心，我们在以国际接轨的名义下，事实上是在向西方学习。它的目的在于以制夷。这是说西方实际上有另外一个面孔，是自古的敌人。 所以西方在整个近代和当代，在中国人的眼里面，有两副面孔。一：老师，二：敌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就是发出了要向西方学习，并且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战胜西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最早的赶超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出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於小夷也。”
不是奇耻大辱吗？他说：
“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於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
他说这样的国家地球上只有一个。他是洋务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时对中国的看法还是地大物博，经济自给，无需外贸。
但是中国确实有几个方面确实不如西方，他说：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因此开始倡导洋务运动。他指出，如果可以制造(军事工业)自修自用：
“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外可以雄长瀛实，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以容议也。”
他提出了慢慢赶超的方法。而且他当时还坚持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学习富国强兵之术；而纲常明教还是中国的好，后来概括为中体西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就是出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至于如何赶超，他提出分三步走，“始之师而法之，既者彼而齐之，既者架而上之”。当时晚清已经贫弱而没有能力了。
甲午战争又打出来一个人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产生于甲午战争。《盛世危言》里讲到赶超的问题。他讲：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集齐聪明财力，不能驾西人而上哉?”
这就是赶超。他的理由是幅员广、人才众；他还讲，核心是要培养人才。
“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他还讲，就按照他的这套方法，来进行洋务运动，革除弊端。数十年之后，中国一定能与欧西并驾。首次给出了赶超的时间，数十年。
甲午战争，当然也震醒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严复，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在天津教书的严复在《直报》上发表了最激进的文章，就是：《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救亡”这个词就出在这里，从此就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词。
他借助批韩(批判韩愈)，批判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出要开民智、养民、培民德，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教育的提法来源于严复，严复的说法来源于他仰慕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这也是外来的，后来就成为中国化的东西。
那场战争被日本打败并没有激起中国整个知识界对日本的仇恨，相反，中国人开始检查自己，开始搞戊戌变法。官方派人向日本学习；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大量的变法人士也东渡日本，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
他们要探明一个秘密，日本何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大清打败了，那个秘诀在哪里？严复在战败以后提出他的救国方案，认为三十年再三十年，就是到1955年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要和西方一样富强。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以西方的标准来观察批判中国现实的人，看他天津《直报》上的几篇文章，他是用西方标准裁量中国事物的第一人。
到了晚期，他越来越转向保守。他观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1918年，战争结束，他下了一个判断；而且对中华民国也给出了他的观察和判断。
他给学生的一封信的里面说，我是垂垂老矣，我亲眼看到中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西方背负三百年来的进化，只做到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他说孔孟之道是量同天道，恩泽寰宇。 我们现在看康有为的赶超论。他在1898年前期，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日本变政考》，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制度建设以及军事各方面的变动。
他在序言中说，日本效欧美以三十而模成那样的富强国家，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矢。他讲十年。大跃进的近代祖先大概是康有为。 ▍孙中山的赶超论
孙中山在《民权初步》中也讲了赶超，这部书集孙中山的政治建树为一体。他讲，我四万万优秀之民族，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最博大的幅员，如一心一德以图富强，我认为十年以后必能驾欧美而上焉。他在1905年建立同盟会，同盟会和保皇党在日本开展论战。
康梁认为，中国的政治只能循序渐进，尤其是政体。中国的政体只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经过这个过程，再过渡到民主共和。
这是康有为建立的第一个近代史观。这是政治演进。他又提到社会演进：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相应的社会状态，君主立宪是小康社会，民主共和是大同社会。
孙中山反驳：要越过君主立宪直接采取民主共和，西方已经到了民主共和了，应该迎头赶上。他讲要跨过某一个阶段直接跃过去。
在民国元年9月3日，在五族联合会西北促进会上有个讲演。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在现在看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造了一个词叫“中华民族”，但是他们那个中华民族主要指的是华夏民族，所以推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直到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他才想到继承大清的版图和大清的民族。
孙中山的赶超论特别多。他讲，从前衰落实因专制引危所致，今后国体改变之后。以前落后是因为满清的封建专制，以后国体改变了，成为民主共和了；人民在良治以下，文化进步是非常迅速的。不出十年八年，必成文化富强之国家。他认为政体的改变，是富强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严复翻译《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前期非常重要。在没有进化论引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观是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
前者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后者则是言必称三代，或称尧舜。像宋儒的议论，王安石改革的那一批人的议论；包括王安石和宋文宗的议论，说要改革，不必学汉和唐，要学学三代。
三代里面最辉煌的改革时期，就是周官了，学周官的一套制度安排。严复翻译了进化论之后，在民族亡种灭族的危机之下，中国知识界很快地接受了进化论，这是危机的产物。
从此，一个面对着过去，背对着未来，而所有现实问题都要从古代经典中寻找答案民族，它一百八十度转弯。就是从那年开始，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一直到现在，面向未来。 自从戊戌变法以后的那个未来，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一，我们心目中的未来，指的是西方的当下，指未来要像西方一样富强。它讲的未来，是有范围的。
我们把当下的西方，设置成未来要赶超的对象。这是第一个未来，至今这个含义还在。
第二，这个未来不是无限延伸，而是有时间节点的。
这个未来在康有为那里，就是10年。就是以赶超为目标。我讲的是戊戌变法以后，在中国知识界使用的未来，都俨然有这两个含义，它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 ▍近代史每一页都特别沉重
中国的核心命题是救亡、赶超、民族复兴。共产党自觉地承担了这个使命，而且有效地推进这个使命的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讲对原来赶超的框架进行反思，他吸取了原来欲速不达、急于求成的教训，很谨慎。邓小平时期没有提出赶超的任务，而是以GDP为目标的发展速度，到2000年小康水平，人均1000美金。
到2030-2050年就是4000美金。结果这些年发展要比原来预期好的多，然后就比原来有自信了。
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形势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料。2001年到2008年，基本是每年10%左右增长，而且很平稳，没有什么大的失误。
2008年，美国出事了，传导到中国，我们也采取大水漫灌的措施，四万亿砸下去，所以2009年2010年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十八大以来根据这么多年以来增长的情况作出了乐观的估计。十九大提出新的两步走，就是“两个百年”，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提赶超复兴。
到2020年，第一个百年，小康。到第二个百年，就是伟大复兴。2020到2050年又分两步或者三步，中间具体的工业化，2015年，中央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叫中国制造2025，分三步走，然后赶超西方。
而且明确地提出：2015-2025进入制造强国的行列，2025-2035达到制造业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2035-2045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前列。
现在，相当一部分中低端制造业是集中在中国，而且完成了这个，我们要从中低端转型到中高端，即提升。
西方之所以称之为西方，就是因为它盘踞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那是高利润的一个场所。所以西方开始紧张。
世界杂志2014年9月发表了中国与经济合作组织工业基础差距的比较，按照2009年来比较。它讲58.8%的中国工业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水平。
这是西方的数据。还有29.4%的产业虽有提高，但是与世界前沿仍有一段距离。还有11.8%的高端技术制造业与发达国家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比较客观的评论，和我们中国制造2025的评价基本上是接近的。
它后来有一句话：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研发强度逐渐上升，技术差距明显缩小；整个西方阵营就感到焦虑起来。
到了十九大报告就提的更加明确，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中国对新时代的定义，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近代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因为我们的近代史每一页翻起来都特别沉重。要把近代史翻完，那是需要勇气的，要承受多少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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