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电话门发酵：美国总统为什么喜欢搞秘密外交？
2019/12/8 19:49:12 思想潮
译者 | 从余启
译文来源 | 思想潮
原文出处 | The Economist
《经济学人》
近日出版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刊发了一篇深度 评论The art of the shadow deal，聚焦"特朗普电话门"事件背后的“秘密外交”，文章通古博今，信息量大。思想潮特邀从余启先生翻译本文，以飨读者。
特朗普针对乌克兰的“影子外交”，与历史上美国总统的“影子外交”相比，有何异同？
美国人曾经惮于秘密外交，视其为对民主的一种羞辱。通过“幕后渠道”所进行的勾结，会模糊了职责权限，会让总统大权独揽，会滋生相互猜忌。
1918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无虔诚地宣称，他寻求“公开的和平契约，公开地达成”。
不过，威尔逊他自己很快发现，利用关系密切的政治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作为“幕后渠道”联系外国领导人，很是便利。
于是，这位曾在担任德州州长顾问时扬名的“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在白宫有了自己的专属住处，并成为总统威尔逊在欧洲结束一战的首席谈判官。
之后的美国总统也发现，至少有三项很是在理的原因，来采取“秘密外交”。
首先就是，总统需要依靠像豪斯那样特别值得信赖的帮手。
小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那位奸猾的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几乎一人独掌国务院，把时任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晾在了一边。
与豪斯一样，霍普金斯与他“老板”的关系是如此之密，以至于，在1940年也移居了白宫。小罗斯福曾向一位政界人士提到，“这项工作实在是太孤独了，就会觉得，需要像霍普金斯那样的人，除了听你的话，其他一无所求。”
二战期间，小罗斯福让霍普金斯负责“租借法案”项目的具体落实。1941年1月，小罗斯福把因患有胃癌而身体相当虚弱的霍普金斯，在德国对英国进行“伦敦大轰炸”期间，派到了伦敦，以建立直接联系让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安心。
霍普金斯看到“圆乎乎”且“脸蛋儿红彤彤”的英国首相时，觉得挺好笑，并向小罗斯福报告，“这里的人们，从首相开始到下面所有民众，太让人震惊了，如果光靠勇气就能打赢战争，那么结果将必胜。但是，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急切需要。”
1941年6月纳粹德国侵袭苏联后，霍普金斯立即接手了一项相当折磨人的任务，去见斯大林。为了应对德国空袭，莫斯科一片漆黑，莫斯科方面安排他住在防空洞，里面备有鱼子酱和香槟。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向霍普金斯坦诚，如果没有美国加入，苏俄和英国很难打赢。
尽管对苏联暴政感到寒心，但霍普金斯依然被那位坚决果断的“苏俄独裁者”所感动，那位“脚蹬锃亮发光像是镜子的长筒靴的冷峻、粗犷、决绝的人物”，他那“硕大”的手与“他的心一样硬”。
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也发现，与苏俄联系的便利办法，是通过他最信任的人：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后来，罗伯特在一次具有严重裙带关系嫌疑的惊险决策中，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尽管外交政策完全不属于他所任职的司法部职责范围，罗伯特却与时任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培养了关系，并与一位名叫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Georgi Bolshakov)的军事情报官成了朋友。
古巴导弹危机初期，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指令博利沙科夫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苏俄在古巴安装的只是防御性武器，这很明显是在说谎。
不过，当事关要紧之时，“幕后渠道”就会起作用。古巴导弹危机高峰期，1962年10月27日，总统肯尼迪让他的弟弟，邀请多勃雷宁到他司法部的办公室。罗伯特表示，如果苏俄让古巴的导弹场地失去作用，就不会侵入古巴。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多勃雷宁问了关于朱庇特导弹(Jupiter missile)撤离土耳其一事，罗伯特信心满满地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总统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但只是坚持撤离行动需要在几个月后进行，并且要保密。
这些，后来都成了美苏交易的一部分，最终把两个超级大国从核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
利用“幕后渠道”的第二项原因，在于其有个典型用途，即用于举行很可能易于谈崩的试探性谈判。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如果有啥难堪的事儿，不应发生在总统身上。
在与伊朗谈判核协议初期，奥巴马政府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从2011年开始利用了位于阿曼的一个“幕后渠道”。
当阿曼方面建议美伊双方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时，奥巴马政府谨慎地决定，派遣低阶代表团进行试探性会晤，由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助理苏利文(Jake Sullivan)领队。
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他的回忆录《幕后渠道》(The Back Channel)中写道，“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屡遭难堪，那样的谨慎，相当明智”。
2013年2月，伯恩斯带领美国代表团在阿曼参加了第二次会晤，后来，这样一种以普通旅客身份乘坐普通客机到访马斯喀特长达17小时的旅行，进行了很多次。
伯恩斯写道，这样保密的目的是，以防美伊两国国内核协议反对者搞破坏。奥巴马曾告诉伯恩斯，“让我们祈愿，我们能悄悄进行，并能进行下去”。
利用“影子外交”的第三项原因，通常与第二项有所重合，那就是用于和满是负面观感的敌对政权开始谈判。这样的情况中，白宫可能会面临国内政敌与国际盟友的声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尼克松张开双臂接纳中国。
尼克松政府尝试过很多私密渠道与毛主席取得联系，包括法国的戴高乐、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暴君齐奥塞斯库，以及巴基斯坦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
毛主席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渠道发回了几乎同一个版本的邀请，让美国特别代表到访北京。
时任尼克松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自己极其渴望历史性地首次到访北京。当尼克松建议派遣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老布什时，基辛格立马否决了他，“绝对不行，他太软，而且经验不够。”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地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拉瓦尔品第飞到了北京，关于他消失不见的49个小时，他对外声称说，肚子坏了，在巴基斯坦山区一个度假胜地养身体。基辛格那次北京之行，为尼克松1972年2月亲自到访，铺平了道路。
不过，为巴基斯坦那个“秘密渠道”所付出的人道代价，相当恐怖。当时，巴基斯坦独裁当局正在屠杀他的孟加拉同胞，那是冷战时期最恶劣的暴行之一。
基辛格首次访问中国之前，美国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估计，当时约有20万人死亡。“在巴基斯坦进行的私密交易，成就了那次北京之行，那是相当精彩，” 基辛格回到华盛顿时向白宫人员这样说，“自上次印度教大屠杀后，叶海亚·汗还没这么爽过!”
1995年9月，北约正在轰炸波斯尼亚塞族武装之时，克林顿那干劲儿十足的调停者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一个小屋里，与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举行了会面。
克林顿政府更愿意与当时还没被控战争罪的米洛舍维奇进行合作。会面中，米洛舍维奇告诉霍尔布鲁克，卡拉季奇与姆拉迪奇两位先生就在200米外的一栋别墅里。
尽管霍尔布鲁克看不起那两位逃犯，但还是下定决心，见一见他们。为了交换北约停止轰炸，波斯尼亚塞族方面怨气满满地同意解除对萨拉热窝的围困。
在随后于美国城市代顿进行的正式和平谈判中，美国方面把卡拉季奇与姆拉迪奇两位先生排除在外，主要与米洛舍维奇进行了交易。
之所以要避开正常的外交渠道，有个更为暗黑的原因，那就是需要突破法律规定。
这里所说的那些案例中，有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秘密外交，更准确地说是秘密行动，不过，它们都确实让人很开眼。
1971年12月，巴基斯坦袭击印度时，尼克松与基辛格利用“幕后渠道”的同时，也非法地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武器予以帮助，特别是从伊朗和约旦运过去的美国制造的战机。
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律师，以及白宫官员警告称，那样做会违反美国一项针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规定。
正如基辛格告诉尼克松的，“那样做，严格来说，确实是非法的，我们能那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告诉伊朗国王，通过幕后渠道落实下去。”几天后，基辛格告诉美国总统，他们将派遣一位使节密密地“把那些该死的战机送达那里”。
为国家利益，还是为个人私利？
或许，与特朗普施压乌克兰对民主党初选中领先的候选人进行调查，比较相近的一个以往案例，可以在1968年尼克松的总统竞选中找到。
那年，作为共和党提名人的尼克松，设立了一个私人渠道联系南越政府。尼克松可通过关系广泛的共和党筹资人陈香梅(Anna Chennault)，向南越传递讯息。
几个月后，尼克松的竞选团队获得消息，时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可能将宣布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以促进和平谈判。
这样一条晴天霹雳似的消息，可能会让他那摇摇欲坠的民主党竞争对手，约翰逊的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赢得总统大选。就在大选之前，那样的协议貌似就近在眼前，但是然后，南越突然变了卦。
1968年7月，尼克松会见了林登·约翰逊 Yoichi Okamoto摄
约翰逊相信，尼克松竞选团队在其中有所掺和。据尼克松后来的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H.R. Haldeman)的笔记，尼克松当时指示霍尔德曼，“让陈香梅一直做南越的工作”。
当时窃听南越大使馆的联邦调查局向约翰逊报告，陈香梅从“她老板”那里传递了一条消息，消息说：“坚持住，我们会赢。”
约翰逊私下很愤怒：“这就是叛国!”更准确地说，依照《罗根法案》(Logan Act)，此类行为很可能已经构成犯罪。《罗根法案》禁止美国公民私自与外国政府互动来“破坏美国的政策措施”。
关于尼克松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历史学家们，没有像约翰逊那么肯定。不过，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和约翰·法雷尔(John Farrell)近来出版的两本传记，都得出结论称，尼克松采取了行动，让南越拒绝有可能有利于汉弗莱的和平谈判，尽管他们的确定程度有所不同。
现在回头来看，尽管难以确定当时在多大程度上错失了结束那场战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尼克松当时拿越南和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时，他也不会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有把握能让战争继续下去以利于自己的竞选。
关于“通乌门”，可以说，特朗普煞费苦心地绕开白宫团队和国务院，而这两个地方，都有专业人士可能会拒绝对一个外国政府施压，来挖掘关于国内政敌的黑料。
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并不是位政府官员，而只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特朗普在7月25日打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里说，“我会让朱利安尼给你打个电话。”
与之前的美国总统不同的是，特朗普没有相应的合理原因来采取“幕后渠道”。特朗普政府不是在与诸如卡拉季奇之类的被抛弃的人打交道，而是在与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打交道。
朱利安尼也不是霍普金斯，不是基辛格，不是霍尔布鲁克。霍普金斯、霍尔布鲁克以及其他相应的人员，可能确实是在暗处行动，但他们都是在执行官方政策，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是为个人的政治目的。
如果要给特朗普的“通乌门”(2016年竞选中的“通俄门”就不说了)找个类似的历史先例，那就是尼克松通过阻碍越南和平谈判，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过，1968年那时，尼克松还只是位候选人，而特朗普是在利用他作为总统的权力，来炫耀与泽连斯基的会晤，然后又冻结已被国会授权的近四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 约万诺维奇(Marie Yovanovitch)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是白宫与腐败的乌克兰人之间的“非官方幕后渠道”，导致她被特朗普辞掉。这就引出来了另一个不同。
以往，美国总统都是用“幕后渠道”，作为一种把美国影响施加于外部世界的途径，而特朗普的做法却掉了个方向。朱利安尼的计划是，让违背美国政策的人，把影响从基辅作用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未来，白宫依然会一直对幕后渠道感兴趣。以往那些比现在这位更为谨慎的美国总统，均无法抗拒秘密外交和私密行动的诱惑，从猪湾事件到伊朗门事件，无不如此。
美国的对外政策领域，以往发生过的不当秘密行动，俯拾即是。若允许特朗普在国外利用幕后渠道来针对国内的政敌，那么，将会树立恶性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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