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孩子玩手机,这样的父母最不负责任
2019/12/17 18:49:03 思想潮

    

     作者 | 拉瓦拉

     (认知科学研究员、思想潮专栏作家)

     原创 | 思想潮

     前阵子,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署名NELLIE BOWLES 的报道:《屏幕占据了穷人的生活,富人却对它们说不》引发热议。

    

    新闻网页截图

     文章中说:“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之外——学习、生存和死亡的感官体验——所有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多地以屏幕为媒介。” 生动地描绘出当前社会的生活画卷。

     此外,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刷屏时间越来越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刷屏时间却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新的潮流。

    

     富人们已经意识到,把时间花在在免费的平台上是很不健康的,就像吃廉价的垃圾饮食。新的身份象征是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

     潮流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是暗藏着不同阶层的人对“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的角逐,雅称博弈,俗称洗牌。

     要害之处在于培养“接班人”。富人需要接班人,穷人不想要接班人,但无奈却往往被接了班。这是一场真正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战场在教育领域,也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上。

     所争夺的制高点是“时间”——孩子的时间;使用的武器是“媒介”——电子屏幕。

     中国家长正变得越来越习惯于把孩子留给屏幕。我认为,这股“新潮流”必须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在二十年后酿成苦果。

    

     1

     有本书叫《解码生命》,作者克雷格·文特尔是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的:

     在我所有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在当今社会,孩子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要由妈妈来安排。

     有些妈妈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以保持联系,还有一些甚至打算用 GPS 跟踪或用网络摄像来监视她们的孩子。这种事在半世纪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时孩子们的生活一般是无人看管的。

     我很幸运生在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家庭里。母亲小时候喜欢赤脚攀登圣迭戈附近海滩上的峭壁。父亲则常常在爱达荷州的蛇河里用假蝇钓鱼,夏天在怀俄明州他叔叔的牛场里工作。

     我的童年是在加州度过的,父母常常对我说“玩去吧”,从不约束我。鉴于这种家庭影响,我发现我喜欢冒险和面对挑战——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我的成年而改变。当时我尤其喜欢比赛,这个爱好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

     但是,如今这种回归自然的自由已经被屏幕剥夺了。“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竟变成了一种绝响。

     电视时代来临的时候,儿童便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媒介革命”,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电子屏幕——那是整个世界,也是牢笼。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儿童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是20年前的5倍。儿童花在包括平板电脑在内的电子设备上的时间从1997年的一个半小时增长到2014年的3小时以上。

     后果是明显的。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研究发现,每天看屏幕超过两个小时的儿童,在思维和语言测试中得分较低;屏幕改变了儿童的大脑结构;喜欢玩虚拟游戏的儿童不擅长玩真实的玩具和游戏。

     一个相对自由的童年,对人格与心智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乔纳·莱勒在《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艺术与科学的交融》这本书里说到一个现象:

     诺特博姆通过他对鸟类真正栖息地的研究获得了针对这一信条的反证,如果他把鸟儿放在铁笼里,剥夺它们的自然生存环境的话,就永远不会观察到他所发现的那些大量生成的新细胞。鸟儿会因为过多的精神压抑而唱不出歌来,这样新生成的神经元就会大大减少。

     正如诺特博姆所言,“剥夺了自然环境,你所有的见识都会处于生物学的真空中”。只有把目光投向实验室真空之外的鸟儿,才能够探索神经生成学,起码在燕雀和金丝雀那里,神经生成蕴含着真正的进化目的。

     读到这段文字,毛骨悚然,立马感觉到了“自由的神经学意义”。然后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

     (1)在自然环境中撒欢,是对给童年的最好礼物。“去玩吧!别跑远了”这是父母给孩子的,最感人的一句话了。

     (2)教育的本质——给予自由!

    

     不要把富人的孩子与穷人的孩子等量齐观,他们总是在一个根本不同的教养方式中成长着。穷人以为的“享福”,让孩子沉浸于手机,在富人看来是一种“毁灭”。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2

     现代媒介有可能会瘫痪一个人的社会能力。这话不是我说的。

     “霸屏”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自由的神经学意义”。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的层面上,其影响可能更深远。

     虽然说丰富的信息能够让孩子提前进入“人生的赛道”,但你所不知的另一面是:这些孩子一个个都提前瘫痪了。幸存者有之,但都不是“霸屏”的孩子。他们能够利用屏幕,而不是被屏幕所控制。但是这样的孩子何等稀少啊!

     霸屏现象的本质,是媒介控制了人类生活。

    

     尼尔·波兹曼说:“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通俗地说:现代媒介有可能会瘫痪一个人的社会能力。这是“低头族”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后果。

     屏幕每天都在推送巨量信息,让你来不及消化,无所适从,无法应对。因其“流动”特性,它们都不能深刻而系统地揭示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反而增添了我们的无助感。

     本文或许是一个悖论,它也是通过屏幕传送的。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让你的“屏幕时间”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上,同时能够控制孩子的“刷屏时间”。

    

     恐慌和焦虑来自于“不确定性”。屏幕霸占了孩子本该做功课或回归自然的时间,更增添了命运的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性是哲学家探讨的一大问题。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专门就此问题出了本书,《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他说:“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这是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面对的问题。他还说:“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的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性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

     做一个幸福的人是有先决条件的:你得读懂这个世界,对它有把握;它在你的眼里是确定的,可以操控的。但是,廉价的屏幕越来越多地霸占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可怜的“普通人”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屏幕会推送很多有趣的东西:“鸡汤”、“段子”、“笑料”、“八卦”和“宗教情怀”……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帮助孩子系统地认识这个世界。廉价的“鸡汤”只能换来一时的心境改善,在日益颓废的精神世界里注入一点激情,却无法改变“不深刻”与“无能力”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希望孩子们应该获得一种深刻,他们得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野心,需要经常地放下屏幕,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这就是知行合一。

     既读书又行动,他们就有能力掌握这个世界,变成这个世界的主人,从而创造安全和确定的生活环境。实际上,这就是整个人类的成功经验,可以从考古学、人类学、科学技术史,工业发展史里读到。

     3

     规划孩子的未来,我的当然希望他们能进入经济回报最高的那些领域。卡尔·纽波特在《深度工作》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新经济形势下成为赢家?”他说:

     我发现有两类人注定会成功,而且我认为可以推广借鉴:一种是能够利用智能机器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一种是自己所在领域的个中翘楚。

     在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的当下,有什么窍门能够为进入此类有利领域提供助力?

     我认为如下两种核心能力是关键:

     (1)迅速掌握复杂工具的能力;

     (2)在工作质量和速度方面都达到精英层次的能力。

    

     显然,智能机器是复杂的,很难掌握的。孩子们得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掌握理解与操控复杂事物的能力。而且,这样的学习永无止境。也就是凯文·凯利所说的:

     在未来,我们所有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全力避免掉队的菜鸟,永无休止,无一例外。

     原因在于:首先,未来30年中,大部分可以主导生活的重要科技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此面对这些科技,你自然会成为一个菜鸟;

     其次,因为新科技需要无穷无尽的升级,你会一直保持菜鸟的状态;

     第三,因为淘汰的循环正在加速,在新科技被淘汰前,你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掌握任何事情,所以你会一直保持菜鸟的身份。永远是菜鸟是所有人的新设定;这与你的年龄,与你的经验,都没有关系。

     菜鸟状态看似“快速转换”,与“深刻”背道而驰。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在深刻之后才能表现出来的一种心智:他能够很好地把握抽象层次,并且能够快速在找到不同的技术之间的共同点,实现技能的迁移。肤浅的人不能领会内在逻辑,只能记忆操作的步骤,简单的模式,生搬硬套。

     掌握复杂的技能是需要专注的。肤浅的“霸屏”行为只能破坏这种专注。孩子们会养成一种习惯,频繁地在不同的信息流之间来回地切换。看起来很酷,很现代,但却是极糟糕的一种习惯。

     相对复杂的任务,需要在脑子里构建一个“思维框架”,与当前任务匹配,就像在脑子里形成一个“虚拟场景”,一个“工作现场”。

     频繁的任务切换仿佛是不断摧毁和重建“脚手架”,所造成的脑力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很难维持一个复杂技能的训练过程。

     4

     经常阅读自媒体,听网络电台,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细思极恐。

     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像追逐新闻一样追求知识,信息—行动比就失衡了。这个概念,是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尼尔·波兹曼提出的。他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这样写道:

     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

     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把“屏幕”当“课堂”,这是当下流行的教育模式。它的确是“自然式学习”的一个好工具。但对孩子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进行“自我管理”?你能相信他们成熟到了可以抵御诱惑的程度了吗?

    

     在正规教育里,小到一门课程,大到一个学科,都是需要良好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才能实现目标。孩子们缺乏自制、自主和自信,很难通过“刷屏”来完成自我教育。

     所以,曾在西方盛行的“在线课程”引起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远离屏幕成为一种时尚。硅谷出现了一家回归自然、不用屏幕的学校,大受追捧。

     关键的问题是,以屏幕为媒介的自主学习,听上去很有道理,但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过程管理。人们有重结果、轻过程的价值取向,常常把知识的传递和考试成绩当作教育的唯一价值。

     而实际上,教学的过程管理才是最重要的,它本身就充满了智慧。其中一项,就是如何分配和保障合理的“信息—行动比”。

     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人类通过行动掌握技能,因而“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让自己更安全、更有保障也更幸福(当然又有了新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理论知识本身不能产生结果,只有行动才能把理论变成结果,比如麦克斯韦方程与电动机和智能手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应着重培养技能,而不单纯地输送知识。我特别推崇芬兰式教育的一个典范:成功儿童技能教养法。

     本·富尔曼主张:

     要解决困扰孩子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让孩子学习某种技能。这个观念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得来的:每次孩子遇到问题时,往往是因为缺乏某种技能,因此只要他学会这个技能,问题就会消失。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对“屏幕教育”进行反思?为什么当手机占据了穷人孩子的生活,富人的下一代却对它们说不?

     这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教育科学原理。这个世界变化越快,培养孩子的专注和深度学习的能力就越重要。

     如果你真的想让下一代赢在起跑线上,很简单,不要让屏幕无度吞噬孩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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