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智囊林毅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2020/1/1 12:11:46 思想潮
作者 | 罗为腾
思想潮专栏作家
原创 | 思想潮
“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一副笔力遒劲的中国书法，高悬于墙，将节选自《大唐三藏圣教序》的传世名言演绎得不落凡俗，与窗外北大朗润园的盎然古意相映成趣。
玄奘法师在佛法驳杂的贞观年间远赴绝域，舍身求法，负经归国，躬身践行“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渡世宏愿，留下无量功德。
而将此格言奉为案头座右铭之一的林毅夫，在两岸对峙隔绝的特殊历史时期，孤身一人，从金门凫水投奔大陆，并于历史的因缘际会间负笈海外，西天取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事业传经送宝，挥洒治世之才。
盛名之下，注定是一条孤独的路。在“国之重器”、“中南海经济智囊”等光鲜亮丽的头衔之下，是林毅夫与稚儿妻子一别数年，辗转万里团圆相见的重逢之路；是家园永诀，人伦遭劫，只能伏地恸哭遥寄父母的归乡之路；亦是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圈子外自成一派，学术观点屡遭围攻的求索之路。
在充斥着二元对立的时代语境下，围绕林毅夫的纷繁争议从未脱离意识形态的桎梏。他是台湾媒体笔下“前线投敌”的叛逃者，“现代吴三桂”，也是“中国崩溃论”的拥趸者眼中“为政府背书”的御用经济学家；年复一年，关于其“政治投机”的攻讦和质疑从未停歇，而其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乐观”不仅在学界横遭白眼，在笃信自由主义的人群中亦难有共鸣。
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议形象交错重叠，共同描摹出一抹倔强寂寥的斑驳剪影。或许因为林毅夫如今在学术圈和决策层建树颇丰，地位超然，世人总是反复探究万般揣测其四十年前舍家弃业，“豪赌”未来的本心。
每每被问及于此，这位身材魁梧，目光温润的学者一如既往，言辞恳切地解释说皆因“家国情怀”四字所致；然而对于当下人人慕私利而轻大义的社会氛围和迥异的时代背景，他似乎又有着圆融大度的透彻和洞明，坦言“也许你们这一代很难理解”。
为余势负天工背
相比于海峡天险，金门厦门只有一线之隔，伴随着四十年前纵身一跃，林毅夫的跌宕人生由此分界。在海峡的那端，是属于“林正义的时代”。
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的林正义，幼时家境贫寒，自小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笃学自勉。
1971年其入读台湾大学之时，正值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保钓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这位报国心切的宜兰子弟在参加完大一新生的军事训练后，心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报国无门之感，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此举一出，四座皆惊，经诸家媒体广为报道，一时传为岛内美谈。
林毅夫在台军服役时
年轻的林正义当年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感慨道：“从军虽不是知识青年报国的唯一途径，但是有什么途径比执干戈以卫社稷更直接呢？”
彼时，岛内从官方到民间士气低落，人心飘摇，台大学生赴美留学者众，台湾当局亟需请缨执戟的热血青年为国军招募新血宣传造势。
就这样，知识青年“林正义”改名“林正谊”，转投陆军官校，成为国民党政府重点栽培的“模范”军官，更受到蒋经国的接见和关照，提携眷顾之隆，一时风头无两。
比起可期的个人前途，这位国之干城更挂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在往后的岁月里，林毅夫曾多次自我剖白其根深蒂固的民族观，国家观。初到大陆深感“家书抵万金”的他，曾给身在日本东京的表哥李建兴去信以明心志，字字恳切，洞见肺腑。
“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因此，如何在不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早日再度统一，是我辈有志青年无以旁贷的责任。”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在岛内年轻一代国族认同有待弥合的今天，这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宏愿，力透纸背，让人顿生不知今夕何夕的咫尺天涯之感。
偏安一隅，孤悬天涯的海岛，承载不了这份报国的热忱。彼时，在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要职的林正义，日夜凭栏远眺大陆的山水，目光越过海峡两岸的渔舟唱晚，徜徉于神州故土的铁索楼船，画阁箫鼓，青山绿水，大漠孤烟。每当夜深人静，他悄悄收听大陆电台，心绪难平，深知故国北望，尚有一方广阔舞台任君纵横驰骋。
无从臆测是否正是这时这位前途无量的明星军官知悉到当时无法在台湾公开流传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出的对台政策转变的积极信号。
同时期，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保钓运动冷却的无力现状不断刺激着林正谊的神经。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后，这位台湾政坛军界的璀璨明星最终选择在退潮程度最大，同时因换岗安排而对上司影响最小的1979年5月16日，从金门岛纵身跃入寂静无声的黝黑海域，抛却看似光明的锦绣前程，奋力游向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
从此，林正谊以人间蒸发的方式结束了属于自己名字的时代，全岛各界一片哗然。
坊间盛传，林毅夫当时抱着篮球携带机密文件横渡海峡。多年来为自证清白，他屡次辟谣，言语间颇有无奈：“没有人可以驼着篮球，尤其是数个篮球游过台湾海峡的，否则整个金门的老百姓都游过来了。”
而面对“携带机密文件叛逃”的诛心指摘，林毅夫攘袂扼腕，略显激动：“有没有带机密文件，两边国防部都可以查。”
寸草恨无报春晖
或许这条北渡寻梦之路太过匪夷所思，无怪乎世人对此秘而不宣的细节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当林毅夫以如此迂回曲折的方式踏上大陆绵延的海岸线，未曾想到身后的一方土地竟成为无法踏足的故乡。
尽管日后已是誉满京华的经济学家，“台湾通缉犯”的罪名却一直如影随形，即使双亲过世，林毅夫也无法亲赴灵前拜祭，以致抱憾终身。
1996年，林母驾鹤西游，申请返台遭拒的林毅夫哀痛之极，只能将满腔郁结凝成笔端字字泣血的骈体《祭母文》，隔海诉衷肠；2002年林父溘然长逝，岛内又传聒噪之声，林毅夫入境奔丧的请求再度搁浅，不得已在北大朗润园布设灵堂，通过网络直播祭奠亡父。
灵台两侧其亲撰的挽联“烟雨凄迷，恨彼苍无理，插翅不能扶灵輴，空向南天仰精舍；恩波浩荡，悲子职有亏，泣血难以释腷臆，但从梦境觉音容”，道不尽至亲不得见的人伦之殇。
其挥毫写就的《祭父文》，字里行间满目所见，皆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自古忠孝难两全的切肤之痛，读之令人断肠。
时过境迁，林毅夫的返乡问题早已发酵成泛政治化的显学，多年来，两岸专家学者政治人物为此论辩不休，难有定论。然而君问归期未有期，刻骨铭心的乡愁已化作一方矮矮的坟墓，唯其返乡之路依然处于一片云烟飘渺中。
面对如此大的牺牲，林毅夫用属于经济学家的理性宽慰他人，同时与自己和解：“我们全家考虑得失一向不以儿女私情为出发点；鱼与熊掌，要有所取舍”。然而遥想其当年一反“知识分子”弱不禁风的姿态，在北大校园拔拳怒怼泼皮暴发户这等鲜为人知的“壮举”，他终归是至情至性之人。
岁岁年年，媒体的旧事重提，旁人的关切言语，每逢清明时节只能遥望南天哀悼先人的无奈，常常令思乡情怯的林毅夫哽咽难鸣，怆然涕下。
数百年前，以一己之力延续大明国祚的于谦，“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的不朽名吟，使后世君子旷百世而相感，林毅夫大抵比任何人都深知“此事古难全”的深意。他将自己的选择描绘成理想主义者之举，却也不想过度渲染这份“遗世独立”。
无论此岸彼岸，他愿意相信尽管方式有别，却是殊途同归。“应该说大家都心怀富国强民的一致目标，只是钟鼎山林，人各有志，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索取风云际会身这注定不是一条坦途。纵使有招安政策，“来历不明”的林正谊为证明自己不是间谍仍是颇费一番功夫。在拘留盘问三个月后，他被获准游历大陆各地。
出于对民族历史与生俱来的热爱，林正谊造访了诸多名胜古迹，却独独对李冰父子所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久久不忘。这座嘉惠蜀人近2300年的疏浚工程，将泽国变桑田的历史奇迹，着实太过符合他的治世情怀。
而古代先贤堵不如疏，调多于控的治水巧思，也让这位日后蜚声海外的经济学家深有共鸣。
当年的壮怀豪兴可以从寄予表兄的家书中窥见一二：“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在有愧此生之叹!”
为贯彻这一心志，林正谊申请进入“政治经济学最正宗”的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却因为身份敏感被拒之门外。几经辗转，北京大学以 “经济系没有情报可以搜集”为由，向其伸出了橄榄枝，为此他一直感念至今。
这样的求学轨迹似乎承载着令人会心一笑的阴差阳错和机缘巧合。为明心志，林正谊以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传世名言更名自勉，在海峡这端开启了属于“林毅夫的时代”。
事实上，因缘际会一直是林毅夫跌宕人生的底色。1980年，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京大学，林毅夫凭借熟谙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英文口语流利的优势，从同学中脱颖而出，担任舒尔茨的翻译，并得到大师青眼有加。
在舒尔茨的力荐下，林毅夫获得了远赴美国市场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的千载难逢之机。
年届而立，他远渡重洋，拜入舒尔茨门下，成为这位经济学巨擘的关门弟子，并以四年未曾踏出芝加哥大学校门一步的非人毅力率先完成学业，真真无愧于“毅夫”二字。
学有所成之际，他打点行装，取下悬挂在寝室以自勉的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捐弃留美执教和世行任职的远大前程，携异国团聚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踏上归国的旅程。
忆及当年师友的不解和反对，国内对其“一去不复返”的种种猜疑，林毅夫爽朗笑言：“1979年我都回来了，更何况1987年!对我来说，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一点犹豫，因为只有回国才能更好地作贡献。”
事实上，每一处人生抉择的关口，林毅夫从来都是逆流而上者。在台大学生赴美留学蔚然成潮，从厦门驾机投台以赢赏金事例时有发生的年代，他西进大陆，毅然决然；而在大陆出国成风，学而不归的年代，他回国效力，义无反顾。
回想初到大陆之时，举目所见，一片萧索，然而民众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映射出一个蛰伏多年的国家一飞冲天的壮志雄心，林毅夫自觉“这是一个不能辜负的时代”。
他深信“经济学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面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若身居海外，终归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唯有身临其境方能窥得大道。
就这样，林毅夫带着整整30箱西方经济学术资料，回到了科研设备严重落后、参考资料相当匮乏的中国，白手起家开展当时鲜有人问津的中国经济研究，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海归”经济学子。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出身清贫的林毅夫深知农业和农民问题乃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的先决要务。
他承袭了博士论文中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热忱，与一批意气风发的国之栋梁齐聚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指点江山，深得器重。
在此期间，他以“苦行僧”式的治学态度，深入穷乡僻壤，偏远山村，志要不泥古法，身体力行，为国建言。对农村发展的致力与关注，为林毅夫赢得“农业经济学家”的称号，也为其日后获得世界银行青睐，担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埋下顺理成章的伏笔。
1993年，正式回归北大执领教鞭的林毅夫终于有机会将组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后于2008年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设想付诸实践。
经过多方奔走，四处化缘，研究中心最终落地朗润园。包括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在内的六位有着海外学术背景的经济学家，被冠以时空交错又充满想象的“创院六君子”的称号。
从创院伊始，六君子便秉承学术独立的无上原则，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上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卢锋对粮食政策直言不讳，周其仁对电信垄断和土地制度措辞锋利。
言及草创之初的举步维艰，林毅夫显得尤为风轻云淡，他更习惯于用因缘际会解释成事之因：“几个天真的学者，有很大的责任感，因缘际会，很幸运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从道不从师
朗润园的碧瓦朱柱，见证了垂垂老矣的清王朝议改中央官制以图苟延残喘的末世之举，物是人非，如今这里成为中国顶尖经济学研究所在，网罗了一大批武功高强的经济学者，享有中国学术界“少林寺”的美誉。
在这方小天地里，教授们的真知灼见常常被同行和年轻学者毫不客气地挑战着，也正是在观点切磋，智慧碰撞的争鸣氛围中，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构筑出一套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以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这套推陈出新的理论，重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认为遵循每个时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
事实上，高度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学派和崇尚市场力量、诟病工业计划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由来已久的观点争锋近乎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阶段。
有感于改革之路无先例可循，现有西方经济理论应用于本土问题亦有南橘北枳之虞，林毅夫试图开辟出一条立足国情的中间路径。然而在媒体大而化之的二元论语境下，“有为政府”的主张似乎坐实了其“官派经济学家”的身份，也开启了他与国内自由主义信奉者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
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素以捍卫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式政府干预闻名于世，师承于此的林毅夫一改对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顶礼膜拜，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这份改信者的热情映照着他从台湾投奔大陆的人生经历，为本该纯粹的学术研究平添了诸多晦暗不明的意识形态诘难。
林毅夫对此一派坦然。中国文化历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传统，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道不从师。他怀念在芝加哥大学受益匪浅的求学经历，却也清醒地指出读书本就应是“授人以渔”的过程。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在接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访问时曾形容道：“林毅夫是把市场经济学带到中国的人之一。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芝加哥训练出来的经济学者，但他不相信芝加哥经济学，或者说至少不相信最天真的版本。”
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着“中国崩溃论”的大行其道，林毅夫对于中国经济前景近乎理想主义者的乐观态度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反对者批评他为国家政策背书，他却表示自己的基本思路数十年一以贯之，若仅仅因其理论想法与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甚至成为政策的有机部分便作此因果推论，未免有失公允。
智者求理，理向一，林毅夫仰慕古代先哲“一以贯之”、“知者不博”的治学境界。诚然圣人思想对人生、社会、政治的事事物物无所不涉，但孔子以“忠恕”，老子以“无为”，释迦牟尼以“空”贯穿其思想体系，“真正大师的理论体系虽包含方方面面，却并非由一些毫无联系、彼此矛盾的个别观点拼凑而成，而是相互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道理将它们联系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尽管业界普遍将林毅夫2008年赴世行任职的“龙门”之旅视作其经济理论的萃取过程，但归本溯源，他的理论框架早自1988年便雏形初现。这条与当代经济学大师们有着明显分歧的经济学路看似离经叛道，其背后却源于一场对“西天取经”的深刻反思。
在此之前，同国内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林毅夫怀着经世济民的宏愿，抱着求取真经的心态负笈美国，冀望在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寻令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
然而，他很快意识到不加甄别的拿来主义只能是刻舟求剑的徒劳：“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描述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但是，条件不断在变化，因此，特定条件之下的选择，就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
当新自由主义者们执着于把奉为圭臬的理论框架一厢情愿地套上中国现象，以“印证”中国改革的败相，林毅夫则透过预设立场的迷障看到现有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本土问题时的力有不逮。
顿悟1988
他感谢1988年那场恰逢其时的顿悟。
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达到18.5%，诸多地方出现抢购风潮。若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出发，理应提高利率，藉以增加投资成本和储蓄意愿来减少总需求，顺便淘汰无法支付高利率的较差投资项目，优化资源配置。
然而中国政府却另辟蹊径，采用看似不合理的计划经济手段，用行政的方式全国性整顿投资项目，以压抑总消费和总需求，从而避免陷入因推高利率而形成的怪圈——若任由经营不善的大型国企倒闭，随之而来的失业潮将威胁社会稳定；若政府持续输血续命，届时又会导致赤字增加，通货膨胀。
无独有偶，同年林毅夫走访印度，惊奇地发现在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度，居然也存在国家计委这样的机构行使着计划经济的职能。
传统结构主义主张由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大力发展过去依赖进口的现代产业，这一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与中国上世纪50年代“赶英超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思潮异曲同工；新自由主义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强调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两套理论想当然地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质化”，未对二者产业和技术的客观差异加以区别。
在此金科玉律的指导下，林毅夫入眼所见却是进退维谷的现实：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根柢未深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企业，面对开放经济的市场竞争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由政府补贴保驾护航；
然而庞大的补贴需求如一头巨兽吞噬着国家财政，迫使政府以压低各类投入要素价格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扶持，由之而来的价格扭曲造成市场供不应求，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似乎成为万般无奈下的唯一可行之策。
因为对西方发达国家理论和做法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结构主义的政策实践和新自由主义所宣导甚至强塞的“华盛顿共识”让很多转型国家循着旧地图，却未能寻得新大陆。
中国的改革征途注定没有现成的答案和参照系可供照本宣科，林毅夫决意以“常无”的心态，从经济学的“本体”而非现有的理论或经验出发，重新构建对本土问题的理解。
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常常用道家色彩浓厚的“本体与常无”的概念作为自己方法论的注解。所谓“本体”，指的是现代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设；所谓“常无”，指的是要直面现象，不为现有理论所羁绊。
在与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渐行渐远的大道上，林毅夫“渐修”提炼出一套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1994年，林毅夫在与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提出了经济体制内生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迈出了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2009年，林毅夫在世行内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介绍了多年研究心得，并将理论框架正式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2010年，林毅夫在耶鲁大学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演讲，讲稿于次年刊发于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 这是新结构经济学首次正式见诸学术期刊。
2012年，卸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前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由世行出版问世。
君子和而不同
面对转型时期国内错综复杂的现实，即使是研究中国经济一流的学者，也难免会囿于自身视野和生活经历而无法及时把握重要现象背后的复杂逻辑机制。这种无法跳脱的局限性使得研究本就如盲人摸象，各执一偏，难得真理，唯有大家一起拼图方能还原真相。
林毅夫深知一个全新思想理论体系的横空出世，无可避免地会与存在已久、广为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有所冲突，招致非议，这时需要秉承“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与大师据理力争，以达水滴石穿教化芸芸众生之效。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抱有不争的思想，含蓄保守，温良恭俭让，但是辩论何尝不是公开亮剑的过程呢？理越辩越明，廓清迷雾，开启民智，也是大有裨益。
自1995年起，林毅夫与“创院六君子”之一的张维迎从国企改革到产业政策展开了二十余年的学术激辩，这场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引人瞩目的论战于2016年迎来“世纪之辩”的高潮，主张“有为政府”积极推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应把握“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而作为自由市场拥护者的张维迎则认为干预市场运作的产业政策难以为继。
回到本质，这场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也是世纪之初林毅夫与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争鸣的回响和延续。
从朗润园走出来的林张二人，恪守着“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大家风范，为未来中国路在何方长歌相答，各抒己见。有宋一代，朱熹“理学”和陆九渊、陆九龄“心学”在鹅湖寺振聋发聩的“千古一辩”，为后世传诵至今，熔铸内化为中国知识分子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的文化命脉。
2004年，罹患癌症的杨小凯英年早逝，痛失良师益友的林毅夫在主持追悼会的时候，发出“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的慨然长叹，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水常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始发灵光。”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常年游走于褒贬之间的林毅夫将口舌博弈视作精进自身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希望借此厘清围绕其观点的种种误读。由于对现行政策多持肯定，他常常被讥讽为附庸权力，为此他总是不疾不徐地辩解道：“我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来不反对制度改革，这是误解我。”
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是以市场有效为依归，“经济转型要取得成功，市场和政府两者不可偏废。”
观点立场的分歧无碍学术大家的友谊。作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的“异类”，林毅夫坦然表示“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外接受的程度可能好于国内”。在波兰和埃塞俄比亚，这一理论框架得到旗帜鲜明的接纳，获得了林毅夫津津乐道的“立竿见影”的成效。
2017年波兰以欧盟10%的人口创造了欧盟70%的新增就业，是过去两年欧盟国家中创造就业最多、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过去五年，埃塞俄比亚从非洲最贫穷的内陆国家摇身变作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经济增速平均达10%。
波兰现任总理莫拉维茨基在为林毅夫两本新书作序时心有戚戚焉地谈到，波兰吃过计划经济只强调政府作用的苦头，也切身感受过新自由主义只强调市场作用的弊病，历尽千帆，对新结构经济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观点心折首肯。
以天下为己任
比起理论是否被赞同接受，林毅夫更看重的是理论本身，抑或是与其互为印证的“中国经验”能否相较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带来更好的发展绩效。
他无数次公开表示，正是分量越来越重的中国，将他和他的理论托举到世界的镁光灯下。
中国经济腾飞的成功案例，让林毅夫论文的引用次数长期排名全球经济学家200名左右，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名列前茅，而改革开放“扶贫攻坚”的壮举，也使他“水涨船高”地受到世行的倾耳注目：向来不谈产业的世行，在其到任后逐渐接受落后转型国家需要产业政策求发展的看法；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多年后，公开提出在经济下滑时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佳时机，作为对林毅夫当年应者寥寥的“新马歇尔计划”设想迟到的回应。
批评者对林毅夫建立在中国奇迹基准之上的学术立论嗤之以鼻，并对他身为当局所倚重的经济智囊将中国经济奇迹理论化的“难言苦衷”深表同情，听上去颇有几分以己度人的可笑。
早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林毅夫便预测20年后，根据购买力平价原则，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这一在当时被视作天方夜谭的预言最终为2014年IMF的一份报告所证实；
他也曾在1995年激情澎湃地预测，随着中国在成为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的康庄大道上砥砺前行，中国的学者凭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不敢自比预言家，他回忆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邓小平订下的二十年经济翻两番，即保持平均每年7.2%的增长率目标，亦不能免俗地持怀疑态度，一度认为只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聪明做法。
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影响至深的林毅夫从台湾渡海而来，北上济世的证道岁月与改革开放四十载的波澜进程完美重叠，这似乎能解释林毅夫“不负时代”的使命自觉。
他追慕王阳明在朱熹理学已成正统的环境下提出心学开时代风气之先，也推崇慧能在印度佛教东传几百年后一举开创禅宗实现佛教本土化的壮举。
他为国内经济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振臂疾呼，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经济学者在掌握西方分析范式，数学工具和经济学直觉之外，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刻了解。
他坚信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巨变是理论创新的富矿，而理论创新亦是提升国家话语权的题中之义。这样的道理也许本不难理解，无奈囿于林毅夫官方半官方的身份，往往会过度解读为“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发言。
诚然，理论创新绝非光有一腔热情便能成事。多年前，林毅夫在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友好论辩中，也认同后者关于“对经济发展问题缺乏一个合适的统一框架”的看法，并引用诺奖得主斯宾塞(Spence)在世行著名的《经济增长报告》中使用的比喻：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烧菜所需的“素材”(ingredients)，但是却不知道“菜谱”(recipe)。
但林毅夫的学问之道，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今日传道授业杏坛流芳，播下“浩然之气”的种子，他朝由后人发扬光大，定能结出理论创新之果，这正所谓“功成不必在我”的先行者境界。
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中美贸易战阴霾骤起，全球经济增长疲态尽显的当下，林毅夫有一肚子的道理和数据来佐证自己的乐观：“虽然我想中国未来很难恢复2008年前的增长情况，但我们还有相当多的机会。”
他扳着指头从政府债务和民间储蓄占GDP比重、外汇储备罗列到出口贸易占经济增长百分比，说来说去，归根结底又回到他所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去。
反对者或许会因为这番“投上所好”的发言不值一哂，但性情中人林毅夫势要为自己的判断摇旗呐喊。
在今年9月韩国举办的第20届世界知识论坛首次全体大会上，林毅夫和哈佛大学及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格森(Niall Ferguson)辩到兴起，索性就中美经济前景打起了赌。
在针锋相对的激辩中林毅夫主动邀战，愿意为20年后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预言借钱下注200万美金。在弗格森各退一步的协商下，赌注最终由200万美金调整到2万美金。
已届望七之龄，从心所欲，不逾法度，早已是动念不离乎道，为毕生修学而渐达自由的人生心境。面对非誉交争，林毅夫一腔赤子之心，率真不改其心志。
他坚持认为，当下中国，是一个空前的好时代，不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证道之路，或许本就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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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
约翰·O.E.克拉克：《地图中的历史：改变世界的58幅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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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
《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
《浪潮之巅》
《人工智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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