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狙击新型冠状病毒，但隔离不能异化为针对武汉人的粗暴
2020/2/3 21:43:56 思想潮
作者 | 陶青德
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首发 | 思想潮
两天前，一段“从武汉归乡被用金属管封在家中”的视频和一篇“去留两难的湖北人：我也不愿意连累任何人”的长文，深深刺疼了有良知的人们的神经：在严峻疫情面前，身处重灾区的武汉人甚至湖北人、湖北地区正在“被针对”!
说实在的，没有人愿意让自己身处险境，没有哪个人敢断言，他绝不会遭逢灾变，也没有哪个地区敢妄言，此地“世代风调雨顺”。
今天发生在武汉的无奈“封城”，和武汉人避害的本能“逃离”，保不准明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我们作为同胞，起码应当有最低限度的做人伦理——同情与怜悯，而不是不加甄别的简单、武断、野蛮的暴力封堵!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如项羽、刘邦式划鸿沟而“治”的河南“断路”，到江苏涟水防疫工作人员对武汉人用金属管“封门”，并贴上“请勿接触”标签，维系人们和谐共存的底线伦理已被践踏，一些经不起理性检验和良知拷问的所谓的“恪守职责”、“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遁词甚至堂而皇之地登上“决策”的大雅之堂，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惊醒。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前车之鉴。
2009年12月21日正当甲型流感肆虐时，广西农民工陈国芳、张大有乘大巴回乡，因他二人患重感冒，戴了口罩，司机和同乘的全车乘客臆断地以为他们患严重甲型流感，在服务区将他们强行赶下车“隔离”，二人被迫摸黑沿高速公路步行回家，后经医生检查，二人患的只是普通感冒。
在此事例中，后来的事实确切无疑地证明，对陈、张二人的强迫“隔离”是一起“集体性”错误，是强势的“集体”凭想当然的推测，对已然处于“不幸(生病)”境地的个人权利的强暴。
在眼下疫情吃紧之时，隔离措施被普遍采用，我们必须清楚“隔离”措施的基础伦理，要对“隔离”做出最低限度的界定，否则思维的混乱会酿成诸如 “封门”、“断路”这种违背最低人道伦理的荒唐之举，把抑制疫情蔓延的“对事方案”异化为针对武汉人的粗暴!
这不仅使隔离措施起不到控制疫情的效果，反而会使人们生活在隔离制造的恐惧之中，隐瞒、逃遁隔离成为防疫的常态，给控制疫情造成个种隐忧和障碍。
1993年9月4日世界宗教议会签署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提出在人类面临“共同苦难”时应遵守普遍认同并见诸行动的基础伦理；这些基础伦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坚持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这种基础伦理，是人们行为必须持守的底线伦理，任何挣脱底线的后果不仅会侵害他人的利益，而且会陷入人类罪恶。
在非常时期，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比平时更易出现无理性的主体聚集，形成突破伦理底线的群体性盲动瀑流，个体生命的社会基础价值和社会管控措施的基础伦理会常常被忽略，“公共利益”裹挟下的社会秩序很轻易地变成多数对少数、强者对弱者的粗暴。
从湖北辗转到达江西九江长江大桥检查站的五十岁母亲哭求放自己26岁女儿过检查站
“封城”、宵禁、街禁、强制隔离，这些是眼下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是，无论武汉朋友身染传染病毒与否，都应得到一般人起码应当得到的人道尊重，甚至应当得到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多地关爱——他们是此疫情中真正的弱者或弱势群体!
“非常时期”不应成为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于不顾的理由，感染病毒的患者、来自病毒源发区和重疫区等身份标签，也不应成为拒绝给予他们和其他公民“同等保护”和人格尊重的借口。
隔离措施应“对事”不“对人”，要经得起人性拷问，不能突破人伦底线，社会应通过提高隔离手段的技术含量，照顾隔离者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保证给予隔离者最低限度的人格尊重和权利保障，使他们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有正向回报，而不是武断地“封门闭户”，甚至断其生路。
我们不仅要取得全民“抗疫”的胜利，也应交一份满意的人性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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