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之逝，我们该反省些什么？
2020/2/10 22:19:42 思想潮
作者 | 陶青德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首发 | 思想潮
2月7日凌晨，被社会敬称“为众人抱薪者”的李文亮医生走完了他“抗疫”的最后一程，各方面的关注铺天盖地而来，热度甚至超过了疫情。
人们对李医生表达敬意和纪念的方式有哀叹、哀悼、哀痛、哀伤、哀思的哀戚情绪，有哀歌、哀诗、哀联的哀婉、哀艳之辞，也包括呼吁授予表彰的善后哀荣，但对一名疫情“吹哨人”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抑或绝非逝者所真正期望的。
告慰“吹哨人”的方式当然包括坚决、彻底打赢这场他未竟的“抗疫”战役，但从他由一个“造谣者”到真正的疫情“预警人”的履历，似乎我们更应该从他的疫没中懂得点什么。
对逝者的追念需是在痛定思痛之后的，也许反省才是最好的追念。
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类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过度依赖科技的高度现代化与分殊化所导致的动态复杂社会是名副其实的风险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曾经的“日常事务”被技术工具解构为琐细的专门领域，个人见地被日益局限于极其狭窄的理性知识范围，经验起作用的“保险”时空被大大压缩，社会治理及其安全越来越维系于自我封闭、自我再生产的专业次体系，无明成为普通人的生存常态，人们对“专家”既爱又恨，无论个人日常生活还是国家、社会治理都无法摆脱其宰制。
这一切都意味着，风险社会根本不可能有“神通”或“万金油”，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必须得将专业问题交给“专家”，听从“专家”意见和安排。
早在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就以其专业知识和职业敏感在同学“微信群”“发表有关武汉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病毒患者”的言论，提醒人们注意防范；结果“言论”被截图外传，引来当地卫健委“询问”李医生所在医院院领导和医院监察科找李医生“谈话”。
末了，武昌公安分局介入，于2020年1月3日以李医生“违法”“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实言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给予“警示和训诫”，要求其听从规劝，“中止违法行为”(估计原法律文书书写错误，不是“中止”，应是“终止”)，并“郑重告诫”：“如果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最迟至1月9日，李医生就从“他所在科室接诊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中有家属出现发热、咳嗽”症状，“怀疑这病存在‘人传人’”，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引起包括同行在内的更多人的重视和警惕。
武汉“封城”后，李文亮医生和其他武汉医务人员一样，当然投身于“武汉抗疫保卫战”中了。
2月1日，李文亮医生被确证感染新冠病毒，被隔离治疗，2月7日凌晨离世。
李文亮医生被警方训诫后，是否慑于“训诫书”而噤口，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回顾他从引起疫情病毒的最先感性“知情者之一”，到作为一名武汉当地医务人员而主动抑或被动卷入其中，直至最终付出生命，我们清楚地感到在事关公共卫生事件的“对话”上，不能作出了准确决断的权力的“过度在场”对“专家”意见一定程度上的抑制，客观上产生了迟滞公共卫生事件及时、有效被发现和掌控的负面效果。
当面对一场凶猛来袭的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每一分子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一个“为众人抱薪者”被要求三缄其口而脆弱无助时，作为同胞的我们丧失的不只是感受他备受煎熬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更大范围和层面上的人们丧失了学习避免苦难的机会和方法，使更多地人成为那个痛苦的亲身体历者。
由是观之，我们是否应当有一条直通的渠道，可便利李文亮医生这样有社会担当和人类仁慈悲悯情怀的医者，在第一时间能将其所获的关涉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案情”直达“天庭”，尽可能避免“外行”介入和迟延决断，让更多的生命免于不幸或痛苦。
其次，我们清楚地看到，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像李文亮一样被感染病毒的医务人员绝非个例，也并非倒下的个例，连医务人员的安全都不能保障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我们很难说它是没有重大漏洞的。
今天回视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在疫情确定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不能说不迅捷、不有力，但我们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存在明显而重大的漏洞也是不能讳言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政府管控机构在应对事件上明显存在着轻慢。早在2019年12月底，包括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在内的几家武汉当地医疗机构就已经报告了“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病例，并明确指出“这些患者与武汉华南水果海鲜市场”有关。
12月31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武汉派出快速应急小组，会同湖北省和武汉市卫生机构进行流行病学和病原学调查，并采集到了患严重肺炎的3个典型案例(其中1例患者于1月9日死亡)，但并没有按照医疗惯例及时启动“不明病毒”提前隔离预处机制，在确认“不明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前将患者预先隔离起来，更不可能提前追踪与患者有接触的可能感染者。
甚至到1月14日已经确定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元凶是“新”型冠状病毒时，仍未发布传染病预警，以致由于该病毒爆发潜伏期长、潜伏期也传染及传播迅猛的特点，使政府疾病管控机构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断然”采取措施时已经为时已晚，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后来病毒恰逢春节前人员流动高峰而“随人”快速传播的后果。
不仅仅如此，在武汉疫情大爆发并实施“封城”以后，政府疾控机构才“发现”武汉医疗物资极度缺乏，储备不够，医疗、医护和隔离设施严重不足，连口罩都成为紧缺物资，成为后来导致疫情在武汉不能及时、有效控制的重要制约因素，乃至到武汉“封城”半月以后的今天，尽管倾全国之力支援，“医疗物资紧缺”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期间，很多像李文亮医生一样的医务人员在病毒侵城的境况下“暴露”作业，与病毒“赤搏”，被感染，以致付出了生命!
可以显见，医疗物资储备的缺口有多大(这还仅是武汉一地)，我们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疾病管控机构在日常公共卫生监管中“居安思危”的意识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处管理缺失到了何种程度!
另一方面，与管控机构轻慢情况相类似的是，一线医务人员的日常防护松懈，缺乏警惕心，对病毒感染普遍存在侥幸心理，使病毒侵城下的武汉医疗机构和像李文亮医生一样的医务人员们竟然成为了病原扩散的重要源头。
尽管我们对处于紧急境遇中的医护人员已然不能再有苛求，但是回望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进展过程，尤其是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元凶”未确定的疫情处置的中前期。
由于“久疏战阵”的医务人员平时养成的懈怠习惯和缺乏经验，以及对事态严重性估计不足而缺失应有的警惕，未对病毒采取有效防护抑或抱侥幸心理，认为已经比普通病人采取了更好保障措施和拥有更多专业医护知识的医务人员不会成为不明病毒的“倒霉蛋”，以致出现了为一个病毒感染患者做手术的1名医生和13名医务人员全都被传染的事例。
医务人员是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老本”，若医务人员连自己都被感染了或处在高度不安全的境地，就遑论病人和疫情控制了。
其实，在1月12日武汉一些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就已经发现，接触患者的医务人员“疑似”被传染的情况，但直到在1月15日官方正式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之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采取的防护措施仍涣散而薄弱。
而这个时期恰是病毒在武汉扩散的爆发期，导致了这个时期接触过病人的医务人员的大面积感染，李文亮医生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个时期被感染的。
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病原扩散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它会直接造成控疫的极度恶性循环。
据后来有关专家的推断，正是这一时期医院里发生的交叉感染，产生了疫情的“超级传播者”，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又使“抗疫”陷入了“御敌之兵”短缺的窘境。
我们完全可以预计此次武汉病毒侵城情况下，武汉医务人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身心所遭受的煎熬、折磨，在事件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都将是难以矫治的。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汲取血的教训，在将来武汉疫情全面控制并一切稳定下来后，应修建一座“武汉抗疫纪念馆”和建立一座“武汉抗疫烈士纪念碑”，让武汉乃至全中国人民永远记住在这次武汉“战疫”中医务人员的英勇事迹和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记住像李文亮医生一样付出生命的“抗疫”英雄，也让我们的公共卫生管控部门、医务人员和普通民众永远记住这次灾难性事件，从共同经历的苦难中学会并掌握医患之间、民众之间、官民之间彼此同情、理解和守望相助的能力。
像李文亮一样的“吹哨人”，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是一些如布莱恩·史蒂文森所说的“知更鸟”，无论对国家、社会、集体还是个人，他们代表了无害而脆弱的灵魂，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对他们最低限度的保护和宽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幸免地会成为不可预知的公共事件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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